第一讲 乌衣巷的夕阳：中古时期社会阶层之大变动

《乌衣巷》这首诗的历史眼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士族形成、发展到顶峰并逐渐走向衰亡的时期。诗中的王家和谢家正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两大士族，他们的崛起和衰败，不仅揭示了某一家族的兴衰荣辱，而且反映了中国中古时期社会阶层的大变动。而这一变动可谓影响深远。

一、昔日门阀士族的辉煌

中国古代很长时间内，社会结构都相对稳定，因此被某些学者称为“超稳定结构”[1]。但处于相对稳定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也经常发生局部或阶段性的变化。如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社会阶层就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昭示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门阀士族，指有深厚的家族背景、较高的社会地位、雄厚的经济实力、掌控政治仕途的世家大族集团，是由东汉末年的豪族、豪强地主集团发展而来的。这些集团又通过婚姻等社会关系和文化传承与壁垒构筑成相对封闭、凝固的社会等级和结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正是这些逐渐形成并达到鼎盛的门阀士族。这种结构于隋唐时期被打破，新老门阀士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刘禹锡的这首诗其实蕴含了中国古代社会阶层重组、变迁更新的重大历史信息。与此相关，有两条历史线索值得注意：一是门阀士族的衰落及新的官僚士族的兴起，二是士族位次的重新排定。

这首诗的前两句——“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为我们交代了场景。朱雀门是宫城的南门，也是主要的宫门。朱雀道或朱雀街是与朱雀门相通的御道。乌衣巷是六朝[2]古都南京秦淮河畔的一个地名，曾经居住着很多世家大族。诗人眼见曾经车水马龙的朱雀桥边已经野草丛生，而曾经喧嚣繁盛的乌衣巷，这时也只看到一抹斜阳，凄凉而落寞。

诗的后两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则反映出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王家和谢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世家大族的代表，尤其是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以后更是走向巅峰。永嘉是西晋怀帝的年号，时间是307—313年。永嘉末年发生了社会大动乱，北方的五个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相继南下进入中原，和西晋皇室贵族及各地军阀互相勾结，互相兼并，引起北方大乱，致使北方士族、皇族以及中原百姓南迁，即所谓“衣冠南渡”“百姓播迁”。而西晋王朝在动乱中也维持不下去了，因此在以王导为首的大士族的支持下，在江东建国，史称东晋。谢氏也是中原南渡的大士族，在北方前秦大军南下、企图一统天下的“淝水之战”中，谢氏家族的杰出人物谢安、谢石、谢玄等人统筹谋划，率领以北方流民为主组建的“北府兵”，以少胜多，大败南下进犯的前秦大军，保证了东晋政权的稳固与发展。

二、“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门阀士族的形成和发展，一是靠经济上的雄厚实力。门阀士族往往也是大地主，他们通过大土地所有制占有大量的土地，甚至形成大庄园，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时出现了庄园经济。他们还拥有大量的依附人口，如部曲、佃客等，甚至还有私人武装。这些依附人口是不编入国家户籍的，皆注家籍；也不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只是为主人所役使。所谓“百室合户，千丁共籍”正是指豪门隐匿甚至得到国家承认的大量私属人户存在的现象。

二是靠政治上的垄断地位。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官僚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就成为保证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乃至关键因素。而选拔官吏的原则和形式实为统治者掌控国家机器的重要环节。刘禹锡所在的唐朝，主导的选官形式是科举制，他感叹的“旧时王谢”两大家族所在的西晋、东晋，也可以延伸到隋唐以前的南北朝时期，主导的选官形式是九品中正制。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垄断仕途，主要的工具就是九品中正制，也称九品官人法。

九品中正制，是曹魏政权鉴于士人流散四方而又急需人才所设置的选拔制度。初衷是唯才是举，所以并没有对出身做限制。主要做法是：在中央设立由各州郡推选出来的任职中央的大中正，之下又设立了州中正、郡中正等。州和郡的中正负责查访、考察与自己籍贯相同而流散各地的人才。例如，州中正的籍贯是今湖南地区，就负责搜罗湖南地区的士人——由于战乱和割据，湖南地区的士人不一定居住在湖南了，可能在京师或者别处。州、郡中正搜罗到同籍贯的士人后，如果认为他们有才干，就会汇报给中央的大中正，然后根据他们的品行和才能，评出等级并附有评语。评出的士人分为九等，即九品，从上至下，分别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又因为是由中正来主持选评，故称九品中正制。

随着门阀士族的发展和膨胀，九品中正制逐渐成为他们垄断仕途和政治高位的工具，变成主要依据出身来评定入仕为官资格的选官制度。如果出身大族大姓就一定会被评为上品；如果只是寒门庶族，永远只能被评为下品，于是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刘毅《请罢中正除九品疏》）的局面。高门大族子弟，往往可以凭借家世背景“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甚至还有“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的说法。“著作郎”和“秘书郎”都是魏晋南北朝时列入“清散”的职位。当时门第和官职都有清浊之分，当然士族就是清，庶族就是浊；官职上，秘书郎、著作郎属于清官，自然都是由士族子弟出任。而且这类职位不用从事具体繁杂的事务，待遇好、地位高，是人所仰慕而士族子弟竞相争取的职位。不管腹中是否有真才实学，只要是大士族子弟，就有可能得到著作郎和秘书郎这样清散的职位。而如果是寒门庶族，再有才华、才能，也只能屈居所谓“浊职”，沉沦于下品。

三是文化上的优势乃至垄断。两汉以来，重经学，世家大族多以经学传家，门生弟子遍布海内。两汉时期，中央专门设置五经博士，各有传授。此五经为《易》《尚书》《诗》《礼》《春秋》。通经入仕是当时主要的入仕途径。文化的优势乃至垄断，也是门阀士族形成的重要因素。

四是社会地位的相对封闭和凝固化。门阀士族在婚姻上讲究门当户对，由此衍生为重视谱牒的修撰，通过谱牒来确定族系及家世，通过婚姻关系稳定和固化社会等级和士族秩序。在社会交往上也严格遵循等级身份，士族与庶族之间基本不来往，如有人破例，则为士人所不齿，受到鄙视和排斥。

士族的排定都是得到社会认可的，由此逐渐形成一些公认的士族门阀，而且往往配以地域来命名族姓。如刘禹锡诗中提到的王与谢，王是指琅琊王氏[3]，谢是指陈郡谢氏。大门阀士族并不仅仅是王、谢，据史载，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著名的世家大族有崔、卢、李、郑、王、谢、袁、萧、顾、陆、朱、张，共计十二家。隋唐时期最受推崇的五姓为崔、卢、李、郑、王，即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写有长篇传奇《李娃传》，讲的是荥阳公子进京赶考的故事，而荥阳郑氏是著名的大士族，见到“荥阳公子”四字，就可知道此人为郑家子弟。顾、陆、朱、张为江南地区的四大世家。如果看过《三国演义》，就会知道“小霸王”孙策就是在江南士族的支持下，建立了孙吴政权，并得以巩固发展。书中可以看到顾、张等大姓在江东政治舞台中频频出镜。如诸葛亮亲赴江东，劝说孙权联蜀抗曹，江东大臣、谋士有众多反对者，诸葛亮“舌战群儒”，陈说厉害，最终使孙权下决心一战。其中反对者中就有张氏家族的张昭。

三、从“王与马共天下”到“黄袍加身”

旧时的王、谢等大士族，不仅如上文所述拥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优势地位，鼎盛时期，甚至可以与皇族共享天下。曹魏政权就是被另一个大士族——司马氏所取代，众所熟知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说的就是大将军司马昭专权，图谋夺取帝位，大士族司马氏掌控朝政，一家独大，野心彰显，皇帝已经沦为傀儡，众人都清楚，政权最终会落到司马氏手中。从西晋到东晋，随着门阀士族的进一步发展，皇族难以一家独大，充其量也就相当于一个大士族。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大士族的势力盘根错节，足以掌控局面，因此东晋民间流传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所谓“王”，就是支持东晋政权建立的王氏家族，代表人物有王导、王敦，权倾朝内外；“马”就是司马氏，因为是借助大族的力量才在江东重建王朝，形势所迫，不得不与世家大族分享政权，形成世家大族联合执政的局面。

东晋之后，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相继更迭，最高统治集团的社会阶级成分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东晋既是门阀士族的鼎盛时期，也是门阀士族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南朝的高门士族子弟已经腐朽，涂脂抹粉，手无缚鸡之力，不肯干也不能干过于繁杂的具体事务，不愿意也不能领兵打仗。高门士族独揽军政大权的局面已经成为过眼烟云，出现了所谓“寒门掌机要”，很多重要的部门，包括中枢的机要部门、军队系统，都逐渐被下等士族，甚至是武人出身的军将所掌控。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陈，就是由出身贫寒、早年投入军伍的陈霸先建立的。往昔如日中天的门阀士族，已如西边天际的一抹斜阳，辉煌不再。

相较于南朝，北朝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北朝是众多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尤其是鲜卑族进入中原以后，建立北魏王朝，统一了北方。北魏孝文帝为更好地统治中原地区和汉人，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其重要的措施有将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往洛阳，规定要在上朝时说汉语、穿汉服等，并通过改汉姓，确定了鲜卑贵族与汉族门阀相应的士族等级。皇族拓跋氏把自己的先祖追溯到黄帝，改为元氏，列为最高等级。这看似是为了稳定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秩序，其实是通过政治权力的干预，通过顶层设计，重新排定了士族等级和座次，以稳定社会秩序。北魏虽然分裂成东魏、西魏，东西两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取代，但历史发展的趋势并没有由此中断。

隋唐两朝的君主，也是通过政治权力的干预，粉饰自己的家族，使本家族跻身于东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约定俗成的大士族行列，以此提高自己家族的社会地位。建立隋朝的杨氏和建立唐朝的李氏都属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核心家族，都具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按照他们自己的记述，或经过他们认可的记载，杨氏家族追溯到弘农（今陕西华阴）杨氏一支，祖先溯源到西汉丞相杨敞，属于其玄孙杨震的直系后裔十四世孙。杨震官至东汉太尉，“明经博览”，有“关西孔子”之美誉。唐朝的建立者李氏，宣称出身于陇西大族李氏和赵郡李氏二望（郡望），是为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李暠（西汉名将李广之后）的七世孙，族绪延绵，更有风华人物，显赫于自秦汉到南北朝的政治历史舞台。其中真伪，学界早有判断，但攀附之风炽盛，正是士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反映。

隋唐时期旧士族残存余晖脉脉，新士族强势崛起，但唐亡后则局势大变的趋势得以彰显，刘禹锡诗中的“寻常百姓”成为历史的主角。在北方黄河流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政权相继更迭，史称五代。南方地区，则有九国先后建立，有并存，有接续，即吴、前蜀、吴越、楚、闽、南汉、荆南（南平）、后蜀、南唐，再加上北方的北汉，称十国。从朱温开始，统治集团的构成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五代十国以各政权开国君主为首的统治阶级，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旧士族乃至隋唐兴起的新士族都没有族系渊源，也不再热衷于攀附与挂靠新老士族之谱牒。后梁的开国君主朱温出身贫寒，高祖、曾祖、祖父到父亲都无一官半职。父亲早早去世，他幼年随母亲以佣工的身份给地主刘崇家放猪。后投奔黄巢起义军，一路升迁。降唐后，被任命为宣武节度使、汴州刺史，终取唐而代之。后唐、后晋和后汉的建国者都是沙陀人，除后唐李氏属于沙陀贵族外，建立后晋的石敬瑭和建立后汉的刘知远都出身寒微。后周的开国君主郭威则幼年失怙，从“牙兵”起家。放眼望去，五代十国的君主没有一个是世家大族或公卿之后。属于赤贫阶层的朱温，逢风云际会的唐末，乘势而崛起为一代枭雄，翻云覆雨，登上皇帝的宝座，正是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统治阶级此伏彼起的缩影。

北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其高祖赵朓曾在唐朝官至县令，祖父、父亲投军为将。赵匡胤投奔郭威，从低级武职做起，一路升迁至后周掌管禁军的主帅，借口北汉联合契丹南下，率兵出征，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可以说，从赵匡胤的“黄袍加身”，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时整个社会阶层大变动之下统治阶级更新的过程。从五代到北宋，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已经和魏晋以来的旧士族乃至隋唐时期形成的新士族都没有任何关系了。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

四、《氏族志》和《姓氏录》的背后

王谢大族与寻常百姓的历史转换，并非仅仅是凭借武力，毕竟，士族门阀的形成和存在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在转换的过程中，最高统治者的顶层设计，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氏族志》又称《贞观氏族志》，是唐太宗李世民下令修撰的氏族之官修谱牒。贞观，是唐太宗在位时的年号，故有是称。《姓氏录》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时期重新修订的氏族谱牒。立国甫始，两修氏族谱牒，其中有颇多耐人思量的历史背景。

贞观六年（632），唐太宗认为原来的士族位次排定不合理，“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七），于是就令当时的几位重臣编写《氏族志》，这些人包括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吏部侍郎令狐德棻等。

贞观十二年（638），《氏族志》修成了。但是唐太宗一看，崔氏仍然位列第一，李氏排到第二，于是很不满意。在他看来，山东士族崔姓虽然是大姓，但已经处于衰微的状态。崔氏在唐朝的建立、发展过程中没有子弟建功立业，当朝权贵中也没有崔姓人。旧日的门阀大族，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走向衰落，很多家族不得不倚仗门第，靠婚姻敛财，社会地位也日薄西山，民间为何仍重之？据说唐太宗曾经准备把一个公主下嫁给崔氏家族子弟，此人不过九品县尉，崔家居然自恃门第，百般推托，使得唐太宗大为不满：区区九品县尉，居然倚仗高门背景，不肯与皇室联姻，李家打下的江山，为什么还要重视旧时代那些已经走向衰微的高门？唐太宗决心改变这种社会地位与政治结构不匹配的状况。于是下令，由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士族位次，并且强调“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高士廉传》），即完全按照当朝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来排序。新修订的《氏族志》，“凡二百及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基本贯彻了唐太宗的指示精神：皇族为首，外戚次之，而崔氏则被降级到了第三等的位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表明皇权政治干预了此前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士族等级排次，同样也反映了整个社会阶层正在重组的过程当中。

再看与士族重新排序有关的第二件事。高宗、武则天时期，两人共治天下，后武则天独掌朝政，并最终建立了武周政权。武则天执政以后觉得士族位次不符合武氏的统治需要。据史书记载，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是一个木材商人，隋末追随李渊，在唐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政治地位得到提升。武则天入主中宫和执掌朝政，武士彟的身份地位更为显赫。但武姓家族在士族中的等级不高，充其量就是一个普通的士族，这成了武则天决定废止《氏族志》，重新修订《姓氏录》的主要原因。

显庆四年（659），高宗诏令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并为之作序。在坚持和贯彻以“当朝官爵定高下”这一原则上，武则天更为坚决和彻底。她以现任官职的高低作为划分等级的标准：原来没有士族背景，只要现在是五品以上的官，都可以被列入《姓氏录》；即便是兵卒军将，通过军功获得了五品以上的勋官，也可以被列入；而旧士族如果在当朝没有五品以上官阶就不能被列入。因此很多还抱有传统观念的旧士族对《姓氏录》极为不齿，称其为“勋格”，即讽刺《姓氏录》根据功勋来定品级，失去了排定士族位次的本意和原则，乃至有的士族甚至以被列入《姓氏录》为耻。在新修成的《姓氏录》中，武氏自然被列为一等，李氏都排在其后。

为了能使《姓氏录》真正取代《氏族志》，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又奏请把原保存于各官府之中的《氏族志》全部收回并焚毁，此后士族的排序只能以《姓氏录》为准。

《氏族志》和《姓氏录》是顶层政治权力干预约定俗成的士族排序、干预社会等级的体现，反映了社会阶层发生的巨大变化。实际上，此后再也没有士族排座次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百家姓是北宋确定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据说赵姓排在第一，也是因为是皇家姓氏。但是这样的百家姓既没有成为士族排序的依据，也已经不能代表士族的等级了。

唐朝有一个宰相叫薛元超，据说临死时曾说他平生有三大恨：第一，没有娶“五姓女”，也就是没有和高门士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等）结亲；第二，没有修国史——宰相领衔修国史也是很高的荣耀；第三，没有从科举进身。可见，五姓女、科举、修国史这三者是当时社会地位和荣誉的象征，也说明科举出身虽然已经成为最受推崇、最重要的入仕途径，但五姓作为门阀士族的余绪，在社会上很长时间仍然受到认可和推崇。这种绵延的余绪，对普通士人和民众会有更浓烈的压抑感。

从王谢家族的昔日繁华，到诗人刘禹锡凭吊乌衣巷，已经过去了四百余年，由此可知，即便有顶层设计的推动，社会阶层的大变动的最终完成，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登科后

孟郊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这首诗是孟郊（751—814）在奉母命于德宗贞元十二年（796）第三次赴京参加科举考试终于进士及第后所作。

孟郊少负才名，与著名诗人贾岛并有“郊寒岛瘦”之誉，并受到大文豪韩愈的推重，但在四十一岁、四十二岁两次应试落第。此次及第，孟郊已四十六岁，正所谓“五十少进士”，应持重的年龄与轻狂的心态似乎并不对称，充分表明了进士科应试举子与录取数量比例之悬殊，进士及第之艰难。

注释：

[1]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

[2]六朝：指先后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建都的东吴（229—280）、东晋（317—420）和南朝（420—589）的宋、齐、梁、陈。

[3]居住在琅琊（今属山东）最具代表性的望族，长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占有优势地位，子孙繁衍，并产生了众多代表性人物，因此以地望著称。其他大士族亦以此类推，恕不一一注明郡望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