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李白诗

薛天纬

王国维曾把诗人分为“客观之诗人”与“主观之诗人”（《人间词话》），按照这种区分，李白属于后一类，他的诗基本上是以自我为表现对象的主观抒情诗。我们谈论怎样读李白诗，实际上指的是怎样读李白的抒情诗。

李白的抒情诗最好读。比如《静夜思》，妇孺皆知，至今仍是年轻父母对刚会说话的小儿进行启蒙教育时首选的“语言文学”教材。如《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赠汪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人们不一定记得住这些诗题，但只要提起第一句，大概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流畅地背出来，理解诗意也绝无困难。

李白的抒情诗又最难读。一首《蜀道难》，“奇之又奇”（唐殷璠语，见《河岳英灵集》），当时就受到贺知章的激赏，历经千余年，解读至今，它的主题仍是唐诗研究者探讨的话题。《蜀道难》是用传统乐府旧题写成的七言古诗，李白还有不少名篇，是用当时新兴的歌行体写作的七言古诗，这些七古构成了李白抒情诗的核心内容，也正是我们要解读的重点。

解读李白的抒情诗，以方法论言，其大端有四：

一要知人论世。这是读诗的传统方法，也是非常科学的方法。知人论世，就是要弄清楚诗人生平的主要经历，并且把他的诗歌创作与生活经历联系起来，说明一首诗是诗人在怎样的生活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又反映了诗人当时什么样的特殊感情。研究诗人生平经历，属于考证性质的工作，所依据不外两个方面：一是正史中的本人传记及其他史籍、笔记、诗文中有关他的记载；二是他的诗文中关于自己生活经历的写实性内容。通常情况是，史籍关于诗人生平的记载往往很简约，诗人生平事迹主要靠自己的诗文来展示。李白作为“主观之诗人”，诗中较少写实性记述，这就给我们知人论世带来了很大困难，也造成解读李白诗歌的诸多失误。1962年，稗山先生发表《李白两入长安辨》一文，提出李白于开元年间还有一次长安之行的新说。这一说法于20世纪70年代得到郭沫若的赞同与发挥。20世纪80年代后，研究者们就此展开进一步探索，确认了李白约于开元十八年（730）“一入长安”，欲干谒求仕进，而以失败告终的基本事实，并把《行路难》等名篇定为“一入长安”失意后所作，从而使这些诗的内容得到了正确阐释。“两入长安”说的确立，是当今李白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也是知人论世的成功范例。

二要把握诗人感情活动的特征及变化轨迹。仍以“两入长安”言之。李白“两入长安”虽然都以从政理想的破灭而告结束，但“两入”的情况大不相同。“二入”是玄宗皇帝征召，李白在宫廷受到非比寻常的恩宠，他一时踌躇满志，以为功业理想就要实现。孰料遭到权贵的谗忌，因而被玄宗日渐疏远。再加上酷爱自由的他受不了宫廷生活的拘束，所以，当功业理想破灭之后，他做出了上疏请还的选择。“二入长安”带来了抒情诗创作的第二个高潮，《梦游天姥吟留别》（按：诗题应为《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兹不详说）就是这一时期抒情诗的代表作。将“一入”与“二入”两个时期诗作的感情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它们各自不同的特征及其间的变化轨迹：“一入”诸诗，充满不平与愤怒；“二入”之后，李白经历了无比的荣宠，也经历了巨大的幻灭，他看透了仕途人生，清醒了，不抱希望了，因而远离了愤怒，显示出空前的旷达与超脱。“一入长安”，李白虽然没有达到仕进的目的，但因为他尚未走近朝廷，因而对皇帝仍抱有幻想，对前途并未失去信心，所以诗中总是呈现失望与希望交织、痛苦中又能自我解脱的复杂感情，而且诗末往往拖一条光明的尾巴。“二入长安”后，李白一时间对从政失去兴趣，出世思想占了上风。从根本上说，李白终生都没有放弃他的从政理想，但自“二入长安”后，每当在现实中遭遇重大挫折，出世思想就会抬头。这是诗人进行自我精神疗救的一种方法，也反映为其诗歌思想感情变化的一种规律。

三要正确理解诗中的比兴寄托。比兴寄托是中国诗歌从《诗经》《楚辞》以来形成的艺术传统，也是李白抒情诗常用的表现方法。李白诗的比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引类取譬或感物起兴，而是以象征手法构建一个完整的诗歌意境，但言在此而意在彼，于眼前诗境中寄托另一番深意。解读这类诗篇，带有较强的主观推测性，似乎难成定论。但如果我们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对诗人生平及其抒情诗的创作演变规律有了总体把握，那么，当我们把一首用象征手法写成的诗置于诗人抒情诗的总体系中加以考察，就可能比较顺达地对诗的寓意做出合理解释。比如《长相思》，起首云：“长相思，在长安。”则诗应作于长安。诗中写道：“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这里所抒写的并非男女之情，而是诗人一入长安期间，无缘走近朝廷的企盼怅惘之情。白居易诗有云：“帝乡远于日，美人高在天。”（《答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继以诗》）正可拿来做李白诗中“美人”的注脚。美人者，人君也。这正是《楚辞》传统的复活。

李白抒情诗中有时会出现点破题旨的关键性句子，读诗时尤应注意。比如写于天宝末年的古题乐府《远别离》，诗中有句：“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显而易见是对朝廷失计、逆臣坐大的政治形势的担忧。全诗围绕舜之二妃的故事展开，其实寄寓了李白远游之际系念君国的感情。

这里要说到，寻绎诗中的象征寓意，必须具有总体解说的合理性，不可主观妄断，亦不可求之过深。否则，就会走向事情的反面。

四要深刻体察李白精神的本质。上文谈论李白的抒情诗，中心话题是李白的功业情结。李白的功业情结反映了儒家文化传统造成的中国古代文人对社会和家国的责任感、使命感，也是他们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必然取向。这是要充分肯定的。但李白对功业的追求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妨害精神自由，不能损伤独立人格。这有两层意思：一是《大鹏赋》所云“旷荡而纵适”，“顺时而行藏”，时运到来，他会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踏上仕进之路；而一旦感受到精神的压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他又会义无反顾地拂袖而去。二是他设计的完美人生，是“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功业不过是人生应该实现的一个过程性目标，人生的归宿则是要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寻找最终的精神自由。仕进功业与精神自由原是不相容也不可兼得的，但李白却是“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他追求的是一种最完美的、毫无缺憾的人生，也是最符合人性的人生。就人性来说，既有个人发展的需求，又有精神自由的需求。李白精神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在盛唐那个相对开明、较为适合人性发展的社会中，追求人性的完美实现。名篇《将进酒》正是李白精神的诗意表现，“天生我材必有用”“人生得意须尽欢”，是对精神自由的歌唱。

至于开头提到的《静夜思》等脍炙人口的小诗，或抒写乡情，或抒写友情，或抒写面对山水美景时的精神愉悦，无不表现了人性某一方面的内容，只是人性在这里显得更为生活化，更贴近普通人的直接经验与心理感受。这正是这些小诗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原因。

我们当然还得说到李白抒情诗的艺术性。那是一种最个性化的艺术，它以天然真率为特征，摆脱任何拘束，不见丝毫用心。它脱口而出，一挥而就，不可效仿，不可重复，是在瞬间成就的永恒的美。对这种美，很难用理性的语言加以抽象表述，请读者诸君用心灵去感受就是了。

《文史知识》200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