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社会因素是相当复杂的，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鲁国的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孔子是在春秋末期创立儒家学派的。所谓“春秋”，得名于传说经孔子改削的鲁史《春秋》一书，原指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的一段时间；而现在的学者们多以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的公元前770年为始，又借用《史记·六国年表》的起点即公元前476年为终。这个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开始阶段。社会形态的转变，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春秋时期由于局部地使用铁器和牛耕，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初步提供了物质条件。原来为周天子所有的“公田”，逐渐转化为诸侯贵族的“私田”。公室富于王室，私门富于公室的现象，不可遏制地发展着。鲁国在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按田亩征收税赋的制度流行起来，进一步打破了公田和私田的界线，使公田私田化了。封建土地关系从私田中发展起来，同时又渗透到公田中去了，这更加速了奴隶制的瓦解。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新兴封建势力与奴隶主贵族以及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矛盾激化了，诸侯争霸、兼并土地的战争日益频繁，奴隶的逃亡与暴动连绵不绝，陪臣犯上作乱的事件层出不穷，结果是随着奴隶制王权的衰落，各国诸侯即地方奴隶主贵族势力也大大地削弱了。新兴封建势力，不论是从奴隶主贵族分化出来的，还是从贵族的家臣中发展起来的，或是从平民、国人、自耕农中形成起来的，都随着封建土地关系的发展，最后必然要发展到由控制公室到夺取政权的地步。孔子对这种社会变革作了如下的概括：“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所谓“有道”、“无道”，虽然流露了他对春秋时代社会变革的不理解情绪，但这段话却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政权由天子而诸侯，由诸侯而陪臣，一步一步下落，并由十世、五世、三世而反映出奴隶制加速崩溃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春秋时代，由于政权下移，也出现了“文化下移”的趋势，西周时期那种“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孔子就很相信“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的话。这里的“夷”字，并非“夷狄”之夷，而是指远方小国。春秋时代社会混乱，原在官府任职的知名文化人，因避祸或失业，纷纷流落异乡和民间。《论语》里记有鲁国宫廷音乐家星散去向的一张名单：“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论语·微子》）音乐专家全部跑光，其他学者可想而知。他们流落到民间，为谋生计，必然要收徒讲学。这种聚徒讲学的形式，与“学在官府”的旧传统迥然不同，属于新事物，是春秋时代社会变革的产物。孔子顺乎这种潮流，开私人办学之风。当时办私学的人是不少的，但都不如孔子的私学规模大，人数多。他在先后四十余年中，就收教了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关于“六艺”的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礼、乐、射、御、书、数，有人认为是孔子搜集、整理、删、序、订、修的《礼》、《乐》、《诗》、《书》、《易》、《春秋》六经。无论如何，“六经”都是孔子教学的内容。他把这些教学内容又分为四科：“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清人刘宝楠对此有个解释，他说：“文，谓《诗》、《书》、《礼》、《乐》，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文之教也。行，谓躬行也。中以尽心曰忠，恒有诸己曰信，人必忠信，而后可致知力行。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学礼。此四者，皆教成人之法。”（《论语正义》）所谓“教成人之法”，就是对受教育者进行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铸造。正因为如此，孔子才把西周以来为贵族办理冠、婚、丧、祭等礼仪的儒术，改造为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儒学，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

由儒术到儒家的过渡环节是“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儒家学派是从这批人中蜕化而出的。《庄子·天下》篇说：“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邹”，邑名，“鲁”，国名。鲁国和邹邑，均在今山东省西部。春秋时代，在这里出现了一批“搢绅先生”。他们峨冠博带，常在贵族交际酬酢以及举行冠、婚、丧、祭等礼仪时出面服务。这些人号称“师儒”，熟悉《诗》、《书》、《礼》、《乐》的古训和仪式，在“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的时代来临之时，也传授了一些知识，但他们既不是“史”、“卜”之类的文化官吏，又不是没有一官半职的纯粹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认为他们是由“学在官府”向“私学”过渡的桥梁。搢绅先生一方面由于受西周传统文化的束缚，把西周的思想作为“儒术”而职业化、形式化；另一方面，他们在思想传统上也相对地保存了文化遗产，才没有使历史传统的文化断绝。孔子继承了后者而批判了前者，在西周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开始了关于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诸方面的重大课题即人的价值的探索，才把“儒术”改造成“儒学”。

儒家学派起于邹、鲁，是鲁国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所谓文化环境，就是有些学者说的“文化圈”。李学勤同志曾把东周时代列国划分为七个文化圈，一是中原文化圈，二是北方文化圈，三是齐鲁文化圈，四是楚文化圈，五是吴越文化圈，六是蜀滇文化圈，七是秦文化圈。他指出：“今山东省范围内，齐、鲁和若干小诸侯国合为齐鲁文化圈。其中的鲁国，保存周的传统最多，不过从出土文物的风格看，在文化面貌上更近于齐，而与三晋有别。在这个文化圈中的南部，一些历史久远的小国仍有东夷古代文化的痕迹。子姓的宋国也可附属于此。”（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孔子的先世，就是宋国的王族。宋国是周初大分封时，封给殷纣王庶兄微子启的领地，以让他继承被周王朝所灭的商王朝的“绝世”。微子启有个嫡传后代弗父何，是宋国的合法嗣君。但他坚持“礼让为国”，而把君位让给其弟宋厉公，由此便赢得了礼让的美名。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曾经相继在宋国的戴、武、宣三朝任上卿，以恭敬著称，曾在鼎上刻着：“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左传》昭公七年）他不仅谦虚、谨慎、俭朴，而且文化造诣也比较高。《诗经》上的《商颂》部分，经他一手整理成编，才得以流传下来。《诗序》说：“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这些流风余韵，对孔子是肯定有影响的。他的七世祖孔父嘉，在宋国贵族内讧中被杀，其子逃亡到鲁国，以孔为氏，传了五代，便到孔子。

然而，家世的影响毕竟不如环境的影响大。孔子生长的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公在西周王朝长期执政，使鲁国成为能用天子礼乐祭祀天地祖先的唯一诸侯国。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把鲁国造成了西周时代在东部的文化中心。成王分封鲁公伯禽时，曾“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左传》定公四年），比较起同时受封的康叔来特别隆重。平王东迁，周室文物已经丧失，而鲁国却长期保持着周王朝的“备物典策，官司彝器”。春秋时代，鲁国虽已逐渐沦落为政治上的二等诸侯国，但在文化上仍旧保留着最多的周文化传统，以致到春秋末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的名声。这种文化传统，对幼年孔子的心灵发生了强烈的影响。据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从十五岁起，他就在母亲直接关心下，通过一些熟人关系，在鲁太史那里探到了“礼”的底细。以后，他又多次出外问“礼”问“乐”。例如，他曾在齐国听到“韶乐”的演奏。韶乐是舜时的音乐，简直把孔子迷住了，使之醉心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因而他赞叹道：“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意思是，想不到欣赏音乐竟到了如此的境界。这种境界使孔子领悟了礼乐的精神实质，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言下之意，礼乐的实质并不只是在于“玉帛”等礼物和“钟鼓”等乐器，其中还有更可贵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仁”，所以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就明确地提出了“人”的问题，并把“仁”作为人格完善的最高道德标准。围绕着这个带有根本性的学术观点，孔子创立了早期的儒学思想体系。这里想说明：关于“人”的探讨，并不仅仅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潮。从中国思想文化历史来看，春秋末期已出现了探讨“人”的理论思维。当然，不同历史时期对人的探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不同，不能整齐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