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个人举手投足全都表现出一副很有钱的样子，但他未必是有钱人。

“自由”如是。

李泽厚老师在2020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到“西体中用”。他说当年张之洞提倡“中体西用”，看似提倡科技，但依然是忠君体国之心，因为当时是封建皇权，所以他反对康有为等人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慈禧太后也非常欣赏张之洞。李泽厚老师讲道：

“西体中用”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的，是针对“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的。我讲的“西体”，就是“吃饭哲学”。吃饭你靠什么，日常生活你靠什么？邓小平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讲的西体就是要现代化，各种东西、各种机器并不是“用”，而是“体”。这些科技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从西方引进的。科技生产力就是“体”，日常生活就是“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着，才能走向现代化。当然，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也能活，但现在大家还愿意活在那个夏无空调、冬无暖气、人无手机、厨无电器的时代吗？也许少数人愿意，那就由他们自己吧。(1)

“中体西用”就是模仿看得见的部分，即那些坚船利炮的外饰和样式，比如全金属外壳，有大炮，造型也威武。所谓“用”就是能够用眼睛看到的差距。“体”才是根本，是船体的框架设计，是钢结构，是发动机。

举清朝全国之力，造船、修铁路、架电线等，这些都不难。俗话说，学个皮毛。问题在于，整个社会制度、游戏规则的框架是不可持续的。在中国古代，私人的财产可以被肆意剥夺，无恒产者无恒心，也因此失去了积累的动力，没有积累就没有资本，没有资本也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人不过是在生死线上挣扎。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人眼里的西方都不尽相同。直到现在，西方左、右翼还在激烈争吵。如果再混入与“体”无关的文化表象，那就更乱了。因此，这里的“西”无法精确，至少没有一个共识。但在模糊之中，有些来自历史深处的轮廓还在，那就是个体意识、私有财产权、市场和法治。

古代也有法，但那是“王法”，也就是统治者制定的法。具有个体意识的人会追问：我是谁？我有什么权利？古代有的只是人身依附关系和意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至于个人财产，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那时的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意识，每个人都在以皇帝为顶点延展开的等级链条里。

真正的法治是围绕保护私有财产权这一核心建立的。这是秩序的基础，是航空母舰的船体框架，是值得我们追求的“体”。实际上，如果做到这一步，市场交换水到渠成。由于人的欲望，人对更好生活的追求是天生的。

当然，用现在的眼光去评判清末有志之士是有失公允的，就算大卫·休谟穿越到清末，提出他的财产权理论，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无济于事。形势比人强，大清崩溃前夜，大众观念积重难返，政权面临内忧外患。这是无解的局面。

“全盘西化”则是另一种极端，这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必然会受到民间强烈抵制。在中国，文化、习俗、审美有根深蒂固的传承，这是民族认同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也是框架之外的细节，不必也不应该有过多管制，自然会多姿多彩。

就好比如今国风流行，文创崛起，传统汉服风靡。有人喜欢，有人讨厌，这都无所谓。传统文化的复苏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可能希望从传统中寻找身份差异。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是，文化、习俗、审美本就没有高低之分，也就不存在“领先”这样的说法。比如，来自最发达地区的人也可能被最落后地区的传统文化和饮食风味吸引。文化、习俗、审美，呈现的是整个世界的丰富和多元，而不是输赢。

埃蒙德·伯克评价亚当·斯密的思想：“像你这样的基于人性的理论，始终如一，必会持久；而那些基于个人观点的理论，千变万化，必将被忘记。”

类似地，以研究人性著称的大卫·休谟提出的“财产的稳定占有、经过同意的转移和遵守承诺”也是基于人性的。基于人性的意思是，无论什么国家、什么制度、什么文化、什么审美，都适用。

这是最值得全社会维护的框架共识，是人人都应遵守的原则，也就是重要的“体”。一个社会只要能坚守这些最基础的原则，那么无论什么文化、习俗、审美，都可以百花齐放。

这些简单且重要的原则里并没有“自由”这样的大词，但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社会是需要自由的。

最后，特别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陈世明忙前忙后的辛苦付出。

(1) 参见《叩寂寞而求音——对话李泽厚》，《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6月22日（总第6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