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诗书簪缨之家

张岱大部分著作除了自称“山阴张岱”，又多次自署“古剑陶庵张岱”、“剑南张岱”和“蜀人张岱”。张岱在明末为躲避清兵而徙居嵊县西白山时，曾写有《百丈泉》诗，诗前序文云：“余宗人分居剡中黉院，皆魏公裔也。”(2)《石匮书·薛宣传论》云：“家南轩先生死时，肌如水晶，洞见五内。”(3)这里所说的远祖“魏公”，就是南宋大臣张浚。张浚（1097—1164），字远德，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宋徽宗赵佶政和八年（1118）进士及第。宋高宗赵构初立，张浚任御史，不久升为礼部侍郎。建炎三年（1129），赵构在临安（今浙江杭州）被将领苗傅、刘正彦兵变所废，张浚在平江府（今江苏苏州）联合文臣吕颐浩，武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打败苗傅、刘正彦，恢复宋高宗皇位，除知枢密院事，力主经营川陕以保东南。建炎四年（1130），张浚集结川陕五路军队与金人会战于富平。绍兴五年（1135）出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兼知枢密院事。秦桧执政后，张浚谪居在外近二十年，绍兴三十一年（1161）重被起用。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封为魏国公，任枢密都督江淮兵马，符离之败后，被主和派排斥，不久罢官去世，谥忠献。《宋史》有传。

张浚有子二，长子张栻（1133—1180），字敬夫，一字钦夫，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以荫补官，历任吏部侍郎兼侍讲，知江陵兼湖北路安抚使。主张修德养政，用贤养民，选将练兵抗金恢复中原。受学于胡宏，以“天理”为义，以“人欲”为利，强调“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与朱熹齐名，同为南宋儒学大师。卒后谥“宣”，著有《论语解》、《孟子说》和《南轩集》等。《宋史》有传。

张栻之后，据康熙二十年（1681）《绍兴府志》关于张浚五世孙张震、六世孙张远猷的记载：张震，字彦章，魏公浚五世孙，自绵竹屡徙居歙。乾道己丑（1169）登进士，历院辖寺丞，知抚州江西仓，以不附韩侘胄罢。嘉定初，召为郎，迁右司郎官，奉祠不复出，时论以正人目之。震娶会稽曾文清公之女，其子远猷后为绍兴太守，因家于越。

张远猷（1222—1272），字辰卿，震之子，魏公浚六世孙。景定元年（1260）以荫登仕。历任贵州朝散大夫，出知绍兴知府，直节不阿，时贾似道权倾朝野，远猷未尝谒见。为政明察，关心民疾，修德自警，郡人颂之。加大中大夫，赐绯衣金鱼袋。后致仕，一因蜀道梗阻，二因母曾氏会稽人，遂徙居山阴南和里，为张岱家族徙居山阴的始祖。

张岱曾祖父张元忭在《先考内山府君行状》一文中，追溯祖先世系从张远猷至其父张天复，叙述甚详：

“先世本蜀之绵竹人，宋咸淳中名远猷者为绍兴太守，有惠政，卒而葬山阴，遂世为山阴人，居南和里，迁今常禧里则自先大夫始也。太守公四传生福。以乡进士为温州学政。学政生仕廉，当元末抱德而隐。高皇帝既定天下，以隐士征，不就，郡守罗贤之辟为大宾。仕廉生原旭。旭生恭，少孤，育于舅氏陆，因冒陆氏。恭生宗盛，虽从里闬为散官，而好古敦行，有长者风，乡人至今称陆如松翁云。弘治间，陆之子孙构夺其居，始白于官，复故姓。宗盛生四子，季曰诏，则先大父也。”(4)

据此，自张浚以下至张岱的世系如下：

一、张氏远祖：

浚→栻→焯（炳）→逊厚→震。

二、张氏迁居绍兴世系：

远猷→？→？→？→福→仕廉→原旭→恭→宗盛→诏→天复→元忭→汝霖→耀芳→岱。

山阴张氏自张远猷始“耕读传家”，代代相承，进入元朝后因异族统治，家声一度不显，到了明朝中叶，张家的“耕读传家”传统又发展到了一个巅峰。

张岱的高祖父张天复（1513—1574），字复亨，号内山，一号初阳，晚年更号镜波钓叟，为张远猷十一世孙。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历官吏部验封司主事，入直制敕房，典诰表笺皆出其手，又任湖广提学副使、江西右参政、云南按察司副使等职。据张岱《家传》记载，天复少有大志：“太高祖以二伯子既儒，令高祖（天复）贾，高祖泣曰：‘儿非人，乃贾耶？’（太高祖）壮其语，乃命業（业）儒。及冠，补县诸生。华亭徐文贞（阶）行学，得高祖牍，置第一。”(5)他不但以文才得到徐阶的赏识，人品也得到徐阶的充分信任，委之以阅卷的重任，“以若首，第二以下，若自定之”(6)。其后，历任礼部主事并转吏兵二部，全楚学政，皆得到徐氏的提携照应。

张天复一生事业的顶峰是在他出任云南按察司副使时。当时，云南一直在沐氏家族统治下，与中央政权保持半独立状态。沐氏系沐英之后，沐英因被朱元璋收为养子，改姓为朱，后复姓为沐，洪武十四年（1381）为征南副将军，一直坐镇云南，洪武二十五年（1392）追封为“黔宁王”。张天复调任云南副使时，沐氏“袭世宠横甚，贿结权要，夺抚臣兵权，所在夷僚为梗”(7)。张天复“佩臬司篆”(8)，以中央全权代表身份解决沐氏骄纵不法问题。在沐氏的暗中支持下，武定土酋凤继祖拥兵据城叛乱。右副都御史兼云南巡抚吕光洵与张天复共同率兵平叛，“进攻武定，克之，继祖遁走，追及于川境，斩首以献，武定平。于是改土设流，置守卫，建学校，功绩甚伟”(9)。沐氏乃以“辇金巨万”贿赂张天复，曰：“功出尔，则无沐矣，盍以金归公，而功归沐，则两得。”(10)这一行为理所当然遭到了张天复的严词拒绝。沐氏遂遣人以重金入都，贿赂当道，使得张天复不但无法完成解决云南闹独立的任务，反而受到牵连。当时，他已调任甘肃行太仆寺卿，正拟接任之时朝廷疏下，“逮对云南”，“累羁侯者月余”。(11)幸赖其子张元忭千里迢迢奔走申冤，当道为其孝心所动，张天复才得以削职无罪释放。吕光洵也改南京工部尚书致仕。

张天复本欲立功朝廷，却无端遭此重大打击，遂意志消沉，颓废放浪至极。归里后即筑构别业于镜湖之滨，“日与所狎纵欲其中”(12)。只要儿孙不在当前，就“召客啸觞，日淋漓，轰饮叫嚎如故”(13)，竟猝死于酒。

张天复为人纯厚，好济危周急，不图报答。宗族有饥者，以所入分而赡之，岁以为常。每岁春必命役夫行郊外，见尸骨必瘗之。对乡里利病可兴汰者，则向当途建议，犹如自己的事一样热心负责，即便因为此事遭到误会责骂也不会感到悔恨。尤讲信义于朋友，与徐渭交情深厚，白首如初。

张天复还是一个见多识广、颇具才情的学者，所著《广皇舆考》十二卷，体例谨严，《四库全书总目》评其大旨“在规《明一统志》之失”，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地理学著作。他还参与纂修了《湖广通志》《山阴县志》等地方志，并著有诗文集《鸣玉堂集》。张岱对其高祖的“济世大才”不得施展的命运充满了同情，对其晚年之颓丧奢侈又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认为其“未免亵越太甚”(14)。

最使张岱自豪也最为敬佩的是其曾祖父张元忭。

张元忭（1538—1588），字子荩，号阳和。少而好学，诵读不辍，常至深夜，母爱而止之，元忭则伺母寝后挑灯夜读。父任礼部主事时，让元忭跟随，元忭尝向父亲推荐缙绅，评论朝政得失。嘉靖三十四年（1555），闻杨继盛因上疏弹劾权相严嵩十大罪状而被杀，年仅十七岁的张元忭公开“设（灵）位于署，为文哭之，悲怆愤鲠，（令）闻者吐舌”(15)。曾读朱子《格致》章，质疑说：“无乃倒言之乎？当言：‘心之全体大用而不明，而后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也。’”此后转学王阳明良知之学。嘉靖三十五年（1556）为诸生，与会稽罗万化、山阴朱赓、苏州太仓王锡爵为同学，相互视为莫逆交。三十七年（1558）举于乡，时父督学湖湘，因往省父亲，耽误了会试，于是一面读书，一面主持于龙山下的车水坊府第建筑。隆庆三年（1569），为洗刷父亲在云南任上的不白之冤，千里迢迢奔驰云南，万里护行，又单骑奔涉京师申冤，“一岁而旋绕南北者三，以里计者三万，年三十而发种种白”(16)。案结，父削职归，又劝慰陪伴于旁。人皆称扬元忭之孝行，言张天复生了个好儿子。隆庆五年（1571）得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上疏援救御史胡涛。万历六年（1578），同修会典，任经筵展书官，廷试掌卷官，管理诰敕起草。万历十五年（1587）升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经筵讲官等职。为官期间，刚正自守，不阿谀事人。张居正当政，诸党人趋奉若狂，而元忭虽出其门下，岁时仅一谒而已。张居正病重，门人弟子皆奉元忭为首祈祷之，他竟委婉拒绝。万历元年（1573）父病，请假回乡省视；万历二年（1574）父丧，在家守制；万历十二年（1584）母丧守制。在乡居期间，不与地方当道私下交往，至于地方政务利弊则竭力干预。浙中一条鞭法行，吏因不得占利乃极言不便，大有动摇废除之势，元忭致书当道，悉陈利害，法遂不更。(17)稽山朱文公祠、天真王文成祠毁，元忭认为崇祀先贤，兴起后学，皆有利于地方文化事业建设，多次呼吁，终于恢复两祠。季本、徐甫宰、范瓘、周梦秀皆为乡贤，死后冷清，元忭言于学使，得祀学宫。(18)他大力救援因狂疾误杀后妻而系狱的徐渭。友爱二弟，元憬、元恂为异母弟，晚出，父天复死时，元忭跪而泣曰“视吾弟如吾子”，其后抚训之义周全。笃于亲族，族中待炊者，不能婚不能葬者，及老弱孤寡不能自存者，皆一一予以照顾。嘉靖后期，越俗渐趋豪奢，元忭力持淡泊勤俭之风尚，衣必重浣，饭仅脱粟。“黎明击铁板三下，家人集堂肃拜，大母辈颒盥不及，则夜缠头护，勿使鬖髿。……曾祖诞日，大母辈衣文绣，稍饰珠玉，曾祖见大怒，褫衣及珠玉，焚之阶前，更布素乃许进见。”(19)曾祖母“天性俭约，不事华靡，日惟结线网巾一二顶，易钱数十文，辄用自喜。傒奴持出市，人则曰：‘此状元夫人所结也。’争售之”(20)。

张元忭当时以思想家的身份而出名，是浙中王门学者王畿的弟子、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清儒黄宗羲称其所学虽宗王门，然能善学，与王畿不尽相同。黄氏在《明儒学案》卷十五《浙中王门学案·侍读张阳和先生元忭》中说：“先生之学从龙溪（王畿之号）得其绪论，故笃信阳明；元忭之学，虽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颛务以实践为基。”张元忭以阳明之学为宗，同时又吸收了朱子学的某些合理内核，这种学术思路和方法，对张岱哲学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元忭又是史学家，除有《不二斋文选》及《读史肤评》等重要著作外，又继父亲未竟之志，续修《山阴县志》，撰修《绍兴府志》《会稽县志》，“三《志》并出，人称谈、迁父子”(21)。这一传统对张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张元忭的学问、人品著名于时，人望甚高，在隆庆万历间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其弟子曾凤仪在《阳和先生论学书后序》中说：“先生孝友在乡党，端节在乡间，直节在朝廷，令闻在天下，无不可为后学法程。”张岱在《家传》中认为：曾祖一生以忠孝为事，其忠孝为张家“所由出”；其大魁殿撰，则是张家“地步”，张家的“养福之人”。又在《阳和泉》中云：“阳和岭实为余家祖墓，诞生我文恭，遗风余烈，与山水俱长。”(22)向慕崇敬之情溢于言外。

给张岱最直接和多方面影响的是其祖父张汝霖。

张汝霖（1557—1625），字肃之，号雨若，晚号砎园居士。少聪颖，在父亲严格管教和督导下，燃炷香夜读，夜半始寝，好古学，博览群书。七八岁时，曾跟随父祖辈入狱看望徐文长先生，并指出《徐文长阙编序》中“怯里赤马”的错误。但他不肯下功夫学习书法，因字写得丑拙而失利，遂输粟入太学，古学的基础更加深厚。为文不肯承袭古人，力求新意。万历十六年（1588），父亲去世，家境渐趋衰落，县官报复，田产为豪家夺走，不敢阻止。此种情景反而激励了他发奋读书的志气，他把自己关在龙光楼上，让人拿走梯子，用绳子传吊食物，就这样足足坚持了三年。万历十九年（1591），父亲的同事好友、江西人邓以赞至绍兴祭吊亡友，当时，距父亲去世已近三年矣！邓以赞误信他人之言，说张汝霖开酒店，不再读书，为此，对张汝霖非常失望。后来听了张汝霖的解释，并当面出题，看了他的文章，才转忧为喜，对他充满了信心。当年张汝霖本来准备参加乡试，不料母亲去世，便利用在家服丧的机会，重上龙光楼，勤勤恳恳又读书三年。万历二十二年（1594），他以南京国子监生资格参加乡试，本拟置解元，因避岳父朱赓之嫌，定为第六名举人。主考官李廷机语人曰：“不以张肃之作元，此瞒心昧己事也。”(23)第二年成进士，初授清江知县，旋调广昌知县。时监察御史正会同清江、广昌五知县复查疑案，同僚中多为名人文士，清江知县黄汝亨戏称张汝霖是纨绔子弟，诫同僚说：“整理囚犯供词的文书本应我写，我不写，你们也不要写，我们一起为难他。”张汝霖深知黄汝亨之意，也不推辞，提笔就写，洋洋洒洒，援引法律，判案老练，顷刻写成，黄汝亨等众人见了，连称“奇才！奇才”，于是两人成为莫逆之交。由于政绩突出，张汝霖六年后升为兵部武选司主事。在任山东副使、贵州提学、广西参议期间，十分重视人才的识拔。万历三十四年（1606）在山东副使任上，力排众议，于落卷中录取“古文崛”的名士李延赏，却遭到了时任礼科给事中汪若霖的弹劾，罢职归里。《明史》卷二百三十云：“兵部主事张汝霖，大学士朱赓婿也。典试山东，所取士有篇章不具者。若霖疏劾之，停其俸。”汪若霖弹劾张汝霖，主要矛头直指朱赓，其中有着复杂的党争背景。这件事给他的打击很大，与绝大多数官场不得志的士大夫一样，张汝霖以“颇蓄声伎。磊块之余，则以丝竹陶写”，或则“筑砎园于龙山之麓，啸咏其中”(24)，排遣政治上的挫折。尽管如此，万历四十五年（1617），在担任贵州提学期间，仍然坚持录取具有“瑰异轶才”(25)的杨文聪、梅豸等人；在广西参议任上，重用苗人龙阿，成为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张家军”，表现了独立不羁的品格。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后虽起复，万历四十二年（1614）为南刑部主事，天启二年（1622）任湖南右参议、分司湖西道，天启四年（1624）转福建按察副使，他却一直未得重用，未能展现自己的才华。对此，张岱在《家传》中以十分沉重的心情评论道：“大父自中年丧偶，尽遣姬侍，郊居者十年，诗文人品卓然有以自立，惜后又有以夺之也。倘能持此不变，而淡然进步，则吾大父之诗文人品，其可量乎哉？”(26)

张汝霖著有《易经淡窝因指》、《四书荷珠录》和《砎园文集》四卷。《易经淡窝因指》现有明万历三十年（1602）史继辰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该书有朱敬循（张汝霖妻弟）作的《因指后序》云：“越之有《易》，实自大父与张内山先生鼓吹之，而内山先生之后为宫谕公，递传而为肃之。”可见，张岱《易》学，具有家学传统。

张岱父亲张耀芳（1574—1632），字尔韬，号大涤。身躯伟岸，似舅祖朱石门（字敬循，号石门）而稍矮。自幼聪敏，九岁就懂人情世故。在父亲督促下，他“惟读古书，不看时艺”(27)，虽体弱多病，“病瘵几死，日服参药”(28)，但十四岁时就才气过人，“补邑弟子”(29)。他从此乐此不疲，“沉埋于帖括中者四十余年”，虽弄得“双瞳既眊，犹以西洋镜挂鼻端”(30)，仍孜孜以求，毫无懈怠。他屡赴乡试不第，性情压抑，常发牢骚，身体愈来愈差，以致得了严重的胃病。张岱母亲为了安慰夫君，转移他的注意力，“使其适意园亭，陶情丝竹，庶可以解其岑寂”(31)。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开始，张岱家中大兴土木，造楼船，采买男女孩子，组织家班演戏，听从父亲为之，然而园亭、娱戏仍然不能慰藉沉浸于功名之中、无法解脱的那颗心。张耀芳于天启元年（1621）、四年（1624）、七年（1627）连续三次参加乡试，可命运似乎与他开玩笑，越是急切，却越得不到。此时的张耀芳彻底绝望了，万般无奈之下，听从了几个兄弟的劝告，以“副榜贡谒选”，屈就山东鲁献王长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鲁献王（即后来监国绍兴的朱以海之父）亟“好神仙”，而张耀芳恰是一位精于道家引导之术的人物。为此，“君臣道合，召对宣室，必夜分始出”；“向长史庭执经问业，户屦常满”(32)。鲁献王对于张耀芳真可谓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张耀芳既有济世之志，也有济世之才。崇祯初年，农民起义军曾围攻兖州城，张耀芳担任守城的任务，出奇兵一举击退了围城的农民军。时任抚军的沈宏所、监军刘半舫、巡道蒋盘初皆十分佩服，由此与张耀芳成为莫逆之交，经常诗酒文会往还。张耀芳为人仗义慷慨。嘉祥知县赵二仪死在任所，亏空库银一千八百两，张耀芳代理知县，看见赵妻被羁押，无物可抵，于是拿出自己的积余代为支付，又送盘缠百两让其妻回乡。嘉祥人为此立碑纪念。张耀芳的这种“经世奇才”一生未能得到充分施展，只能以究心荒诞无稽的神仙家之说求得内心的慰藉。他于崇祯四年（1631）九月辞归，次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无疾而终，享年五十八岁。

张耀芳性喜诙谐，对子侄也不废谐谑，有颇高的文化品位。他待下人极其宽厚，“即有过犯，未尝稍加声色。见儿辈有怒笞臧获（下人）者，辄颂陶渊明《诫子书》‘彼亦人子，可善视之’”(33)，予以劝止。

对于父亲，张岱是充满理解并怀有深厚感情的。他是这样评论乃父的：“先子少年不事生计，而晚好神仙。……先子暮年，身无长物。则是先子如邯郸梦醒，繁华富丽，过眼皆空。先宜人之所以点化先子者，既奇且幻矣。”(34)醉心举业“四十余年”，到头来却以神仙家言自我解脱，真堪称“邯郸之梦”。张岱没有直接批评乃父的所作所为，但他走的却是一条与父亲背道而驰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