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大河大江走向大海大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华夏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国在北方大河边生长，往南方大江畔拓展，通过开凿人工运河沟通南北、打造牢不可破统一体，最后向大海进发，将大陆大洋连为一体，而自身则成为陆洋中介、世界枢纽的历史。
正如英国地理学家、地缘政治学家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在《地理与世界霸权》中所言，“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江河之乡，这不仅意味着它的土地上有众多的河流，而且意味着其历史受到了这种支配事实的巨大影响”。
水是生命的源泉，大江大河是文明的摇篮。早在上古时期，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就在渭水两岸创造他们的功业，通过互相学习，最终融合成血浓于水、不可分割的华夏族，发展出农耕文化和衣冠文明。这种统一起来的整体性力量，在后来的尧舜大洪水时代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鲧禹父子带领百姓接力平治洪水的成功，奠定了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权早熟的群体合作基础，使得从渭水流域肇始的人文之光，逐渐沿着黄河扩展到整个北方大河流域尤其是黄土覆盖地区，形成统一的华夏文明，奠定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面对灾难时的不同选择底色。
东西方在上古时期都有大洪水的记载或传说，西方文化的选择是建造逃难的挪亚方舟，中华文化的选择是团结起来共同治水。西方文化选择的本质是“逃”，但毕竟相对于全体人民而言，能登上挪亚方舟的人必定是少之又少的极少数。中华文化选择的本质是“治”，通过摸索治水规律，采用疏堵结合的方式平治洪水，尽可能让每个族群成员都能安全挺过灾难，进而变水害为水利，最终重建家园，延续文明。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在面对史前大洪水时的不同历史选择记忆，深刻灌注进各自的民族性格基因中，并影响到之后历史进程，甚至持续作用于今天应对疫情等灾难时的策略选择。
无论是国内还是域外，都充分肯定了治水和水利在构建中华民族统一体和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中的重要作用。如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所言，中国北方的黄土中含有丰富的磷、钾等无机质，浇灌进适当水分后，黄土犹如海绵一般吸水，利用其毛细管吸收能力，将蕴藏在黄土深层的磷、钾无机质输送到顶层，便于谷子、小麦等农作物根部的摄取。中国南方则主要是利用水利设施排除沼泽、湖泊中多余的积水，改造沼泽、湖床地区用以种植稻米等农作物。因此，无论南北，以灌溉系统为主要内容的水利建设都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水利建设不但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具体工程技术问题，更是关涉国计民生的经济、政治问题。
魏特夫等西方学者，指出了中国古代王朝赖以立基的农业生产与水利建设的正相关关系。魏特夫认为，在东亚和南亚的三角洲平原地区，国家机器在农业与人口发展的基础——水利设施的建设与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东方“治水社会”；在中国的每个地方，灌溉都是集约农业不可缺少的条件，在此基础上，便确立了中国的农业社会，正如现代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是建立在煤与铁的基础上一样。
但必须注意和警惕的是，魏特夫等学者的论著对东方尤其是古代中国，在具体地理条件、经济环境中形成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的傲慢偏见，则是不足为训的，这类学说具有浓厚的歪曲亚洲国家历史的意识形态色彩。如魏特夫认为，在东方“治水社会”中，为了保障国家力量永久大于社会力量，避免在社会上形成对抗皇权的政治力量，统治者在军事、行政、经济乃至宗教信仰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专制统治，因此，东方社会一直处于专制主义统治之下，若没有外部强力的介入，东方专制主义是不能被打破的，等等。
当代中外学者在综合中国各区域水利事业研究的基础上普遍认为，魏特夫等人的观点并不适用于中国这一地域广阔、地形多样且政区严密的地理实体；即使考虑到国家在水利上的核心功能，国家及其官僚体系也不是影响水利问题的唯一因素，不是唯一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多数水利工程并非必须由范围广大的国家来管理，官方通常并不独自从事大规模的工程，而主要依靠地方士绅与土地所有者的合作；水利资源与区域性的社会结合所形成的“水利社会”明显强于“水利国家”“治水社会”，“水利社会”比“治水社会”“水利国家”更有意义。
中国古代以农为本、以农立国，农业是一切政治、经济、军事体制和意识形态、礼仪制度安排的根基，而水利建设是决定农业生产水平的直接因素。马克思指出，“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的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马克斯·韦伯亦认为，在中国的文化发展中，灌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水的问题，又决定着官僚制度的存在和依附阶级的强制服役，以及被统治阶级对君主的官僚制职能的依赖。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王朝的兴亡、国运的兴衰，都与农业生产的支撑力量即水利建设，进而与水利背后的“水运”密不可分。
本书中的“水运”是指围绕水而开展的制度安排、经济运作、社会治理、军事行动、文化互动等，包括洪涝灾害的治理、水利设施的修建、人工运河的开凿、海洋贸易的展开、水战海战的进程、海外文化的交流，等等，这一切都与历朝历代的国运兴衰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中国古代历史的“国运”进程，正是依靠“水运”的承载，沿着大河大江向大海大洋展开。
凭借治水导渭建立起来的宏大功业，禹在部落事务中的权力、地位空前加强，为其子启建立夏朝奠定根基。经过夏商时代的传递，中国历史的接力棒交到周人手中。周人始祖后稷曾帮助大禹治水并掌管农业事务，后在雍水、杜水、渭水流域辗转迁徙，引水务农，种植百谷百蔬，为华夏族早期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在渭水边，周文王与吕尚以“渭水对”的形式，展开了灭商兴周的战略对话。经过文王、武王的不懈努力，借助吕尚等人的辅佐，周人终于灭掉商朝，将“周国”升级为“周朝”。
西周衰落，平王东迁，是为东周。王权下移，诸侯纷争，春秋各国以邻为壑，均把水作为战争征伐的有力武器。晋水边的大战促成了韩、赵、魏三家分晋，拉开战国历史的帷幕。而相对于水战，更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发展。
尽管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先民就已经开始了农田水利建设，但基本上以局限于一隅之地的小规模建设为主。在西周时期井田制土地制度的背景下，劳动者从耕地中间打井取水，利用各块耕地之间的“沟洫”渠网进行灌溉。农民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耕种“公田”，土地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需要通过占有农民劳动时间获取剥削收入。各诸侯国没有足够的权威组织大型水利工程，土地所有者没有足够的动力、农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参与水利工程建设。
历史的发展进入春秋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后，铁器和牛耕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粮食生产力，部分农民开始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土地所有者的剥削方式从劳役地租转变为实物地租，从占有农民劳动时间转变为直接占有劳动果实。农民劳动时间的长短与土地所有者剥削收入的多少不再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各诸侯国中央权力的加强，也增强了相对于各级土地所有者的政治权威。
诸侯国组织力的增强，土地所有者政治力量的削弱，农民从土地上的解放，使早期中国的水利建设，开始突破井田制条件下打井取水、利用“沟洫”渠网灌溉的狭隘格局。各诸侯国从农村调取大量劳动力开展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正是在具备这种历史条件的情况下，各诸侯国开始组织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如楚国孙叔敖兴建芍陂，魏国西门豹、史起治理漳河等，在客观上为即将形成的大一统国家积累了水利建造技术的经验。这其中，以秦国的都江堰、郑国渠、灵渠三大水利工程在国家统一中的战略意义最为典型。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左右，李冰开始在成都主持修建都江堰，蜀地成为秦军剑指六国的战略后勤基地。十年后，秦王嬴政利用韩国水工郑国修建郑国渠，对统治重心关中地区的水利系统进行全方位、整体性的升级改造。借助成都平原和关中平原的双轮驱动效应，“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军凿通广西灵渠，有效疏通了南下的后勤补给线路，秦朝由此将南方百越之地全部占领。依赖都江堰、郑国渠、灵渠三大水利工程提供的经济支持和地理沟通，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规模初步形成。
秦朝在对水利技术的运用日渐精熟的同时，却在政治思想层面对“水德”的理解发生重大偏差。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根据战国时期流行的政治理论“五德终始说”，自命“大秦属水”，代表“五德”中的“水德”，将阴阳五行中“水尚刑”的特点与秦国厉行严刑峻法的治国传统相结合创设了一套治理体系，用人“专任狱吏”，动辄“乐以刑杀为威”，以致短短二世而亡。
刘邦灭秦建立汉朝后否定了秦朝的“水德”属性，宣布大汉才真正应“水德”之运。汉初君臣强调“水德”顺应自然、浸润万物的属性和对君主的道德制约，效仿水的顺从之性，顺应民心民意，与民休养生息，很快呈现“文景之治”。直到汉武帝时期，为推行积极有为的国策，才将汉朝属性由“水德”改为“土德”。
汉朝“水德”属性虽改，但水利驱动作用不变。汉武帝即位后，对匈奴展开进攻态势。为供应前线军需，汉朝在渭水与黄河之间开凿运河，沿水路运输粮草，引水灌溉沿岸万顷田地。经过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主动出击，汉朝赢得了对匈奴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战后，汉朝先后修建六辅渠、白渠，灌溉土地，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缓解对匈奴开战以来的民生压力。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天下大乱。黄河、淮河、长江三大东西走向水域限隔南北的地理位置，导致围绕这些水域发生的战争成为加剧分裂的重要因素，以致形成从三国魏晋到南北朝三百六十多年的大分裂、大动乱。
曹操、袁绍在黄河边的官渡之战，虽然促成了北方的统一，但长江岸的赤壁之战也最终奠定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基础。诸葛亮试图再造一统，却出师未捷身先死，在渭水岸边大星斗落五丈原。三国期间和西晋短暂统一后，渭水之西和黄河以北的匈奴、鲜卑、羯、狄、羌等游牧民族集体南下，西晋屡屡应对失策，最终失守黄河流域，衣冠南渡，退守江淮，凭借长江天险保存华夏文明火种于江南，绵延不绝。
在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的对抗中，淝水之战、浮山堰之战等大部分战争都发生在长江中下游与黄河中下游之间的淮河流域这一狭长地带。南方守江必守淮，北方渡江必过淮，南北方在淮河流域各有胜负，形成各守疆界的长期拉锯局势。最终在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正月才打破僵局，北方隋朝发动跨江作战灭亡南陈，分裂两百七十三年的中国再次统一。
平陈元帅杨广夺嫡即位成为隋炀帝后，开凿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形成沟通全国的水上交通完整体系，南北经济的循环更加顺畅，南北一体化加速。南方财富源源不断运到北方，为北方抵抗外族入侵提供经济支持，成为战略大后方；而北方则顶住国防压力，抵御草原民族入侵，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保障，成为国防大前线。南方经济中心与北方政治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
唐朝建立后，面临北方突厥的巨大威胁。唐太宗顶住签订“渭水之盟”的奇耻大辱压力，休养生息打造“贞观之治”，随后对东突厥全线开战，生擒颉利可汗，开始重建以其为主导的亚洲国际秩序。高宗时期，唐朝通过白江口海战将日本以朝鲜半岛为跳板进攻中国大陆的幻想击碎，最终确立唐朝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开元元年（713）十月，玄宗在渭水畔召见老臣姚崇共论治国之道，对即将到来的盛世进行了顶层设计。天宝二年（743）暮春时节，玄宗在长安北部的水路通道港口广运潭举行了著名的广运潭盛会，这是开元、天宝时期唐朝社会经济繁荣的集中展现，显示了大唐巅峰时期的无限风采。
安史之乱后，唐代漕运废弛。刘晏对漕运制度进行了深度改革，不仅解决了关中粮荒，更是重新沟通了南北经济，进而重构财政体系，为大唐再次延续一百多年的荣光奠定了财经基础。
唐朝灭亡后，历经五代十国短暂分裂，北宋再次大体统一华夏地区，同时面临着因幽云十六州落入契丹辽国之手而泰山压顶般的军事国防压力。北宋相对于辽国在军事上的弱势，也逼迫其必须探索与前朝不同的中原、草原关系处理模式。
在辽国大举入侵，饮马黄河，威胁首都东京的战争背景下，北宋与辽国在黄河岸边签订表面上具有城下之盟色彩的“澶渊之盟”。盟约中虽有交付岁币的经济屈辱内容，但约定双方为兄弟之国、划定疆界、开关贸易等条款，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双方的平等地位。
这一情况表明，中国从北宋开始，就在逐步探索中原与草原政权平等相处的对外关系新模式。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分析唐宋之际“贵族政治的衰落”“君主地位的变迁”“人民地位的变化”“经济上的变化”“文化性质上的变化”等，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提出了“中国近代化始于宋朝”的观点。这一观点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赞同，美国华人学者孙隆基于2001年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长文《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千年》，亦认为“我们探讨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甚至将宋代视为世界近代化的开端。“澶渊之盟”对国际关系模式的探索，应该属于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努力。
北宋“近代化”色彩的另一抹亮色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城市经济的繁荣，这就产生了城市治理，尤其是城市防涝排洪的问题。在赣州，北宋官员刘彝用一条良心下水道——福寿沟，为后人留下了城市地下设施营造的良心经验，几乎让赣州具备了现代海绵城市的雏形。
放宽历史的视界，从长时段、宽视角的角度观察，宋元明清整体历史发展的重要主线，是在隋唐借助开凿运河把中原、江南连为南北一体的基础上，通过更高层次的民族融合将以塞北草原为主体的“北”，和以中原江南为主体的“南”，连接为更大规模的南北统一体，从而背靠草原，面向大海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和战略回旋余地。
北宋由于军力不振，无法统一西夏收复西域进而疏通陆上丝绸之路，只有从海洋上寻找贸易新通道，从而刺激了海上贸易的繁盛。南宋偏安江南，以半壁江山顶住金国和蒙古铁骑连续一百多年的军事冲击，正是依靠海外贸易提供的财政支撑。南宋大兴海贸的国家战略，探索了古代中国“向海而生”的历史可能。
元朝经过崖山海战消灭南宋最后的抵抗力量，再次统一中国，很快开通连接南宋故都杭州与元朝新都北京的京杭大运河，初步将中原江南和塞北草原融合为新的南北统一体。疆域空前辽阔的元朝以世界帝国的姿态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以“全球购”的思维理念重塑中国外贸体系，进一步繁荣了海外贸易，推动中国历史发展朝着“背靠草原、面朝大海”的全新格局前进。虽然元朝因在黄河治理上处置失当而激起大规模农民起义以致最终灭亡，但其海洋战略为明朝所继承。
明朝的海外贸易政策经历了“开—关—开”的调整。明初延续了元朝的开拓海洋政策，出现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绝唱；后因倭寇扰边暂时闭关，严令片板不许下海；隆庆开海后又重新打开国门大兴海贸，主动走向世界，积极参与以白银为国际贸易结算方式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努力推动全球市场最终形成。更重要的是，明朝在发展海上贸易的同时，通过海上通道大量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启蒙思想，重新接续因蒙元入侵打断的宋朝以来近代化历史进程。明末思想家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欧洲启蒙思维糅合，中国事实上几乎与欧洲在同一时期出现启蒙之光。
历史的悲哀在于，清朝的入关再次打断中国历史向近代化的努力。与明朝对待海外贸易的“开—关—开”政策开放思路相反，清朝走了一个“关—开—关”的政策闭环路线。清初为防止郑成功等明末残余力量的抵抗，清朝统治者严格实行海禁政策，禁航南海；后曾短暂打开国门，但将外贸主导权严格控制在与朝廷关系密切的个别地域商人群体手中；清朝中期之后，又是几乎全面禁海，只保留广州一处通商口岸。自认天朝上国，视海外为蛮夷的清朝，终究被海上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畏惧海外华人与本土百姓联合的清朝，终究被发源于南洋的革命党人推翻。
海洋成了清朝挥之不去的梦魇，却是中华民族走向新生的历史起点。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在20世纪之初就认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可以断言，一方面，不论清朝统治者的结局如何，中华民族并无衰落之象；另一方面，中国的历史仍将受地理环境和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一些庞大势力的支配，尤其是这些势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使中国越来越趋向于统一，并结合得比过去更加紧密。”
从鲧禹治水锻造华夏民族早期统一体，到周人引水务农浇灌出中国礼乐文明源头；从秦朝建造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水利设施一统六国，却曲解“水德”二世而亡，到汉朝重新定义“水德”，与民休息，奠定四百年太平之局；从黄河、淮河、长江水域战争隔限南北，加剧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乱，到隋唐开凿大运河，从经济上将南北深度融合为牢不可破统一体；从宋元明背靠草原、走向大海，拓展海外贸易，打开中国历史新局面进而积极参与世界近代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到清朝被海上的敌人敲开国门，被动进入世界现代化新秩序。五千年历史风雨兼程，沧海桑田，水运与国运彼此影响，互相重塑。可以说，水运影响国运兴衰，国运制约水运荣枯。
中国历史走过从大河起源、往大江拓展、向海洋进发的万水千山，经过1840年以来的反复试错、摸索，最终找到了连接大洋与大陆、成为陆洋枢纽的崭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