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打天下的牛录
清代在政治机构上有诸多创新,如内务府、军机处、理藩院、总理衙门等。其中,服务于皇家,为皇帝心腹的内务府,堪称最特别的一个。
关于内务府,还得从女真人在关外时期的历史说起。明代女真部分为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分布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以游牧、渔业为生。三大部中,建州女真在明永乐元年(1403)被招抚,并设置建州卫,以牵制其他女真二部。建州女真与明王朝之间保持着进贡关系,女真定期进贡,明朝则给予赏赐。女真人骁勇善战,曾被明成祖征调从军北征,立下军功。
建州女真部的首领王杲实力最强,桀骜不驯,屡屡犯边。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依附于王杲,双方家族结下了政治婚姻。努尔哈赤十岁丧母,继母对他也不好,于是他时常到王杲家中生活,与外祖父王杲感情深厚。
后来觉昌安、塔克世背叛王杲,投靠了大明王朝。这对父子时而投降,时而背叛,让辽东总兵李成梁很不放心,就将努尔哈赤留在家中作为人质。十六岁时,少年努尔哈赤结束了人质生活,返回建州。在继母的唆使下,父亲与他分家。据说,努尔哈赤分家后生活很艰难,不得不入山采人参、松子之类,运到抚顺贩卖以维持生计。没过多久,努尔哈赤就去投奔了王杲,在外祖父羽翼之下,衣食总算无忧。
王杲不时出兵与明军作战,成为大明王朝的外患。万历二年(1574),辽东总兵李成梁出动大兵围剿王杲。王杲守卫的古勒城被攻破,不过他侥幸逃脱。此次战役中,正在王杲家中生活的努尔哈赤与其弟弟一起被俘。努尔哈赤与李成梁也很熟,作为俘虏的努尔哈赤表现出“抱成梁马足请死”的态度。请死是假,乞活是真。李成梁动了情,“不杀,留帐下卵翼如养子”。靠着以前做人质时结下的交情,努尔哈赤活了下来。
再回到李成梁身边后,努尔哈赤先在军中做杂役,后从军参战。努尔哈赤表现积极,“自媚于成梁”,以此获得李成梁的好感,以便于日后脱身。李成梁也想培养努尔哈赤,以便控制女真各部。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家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能读书识字。
万历三年春,王杲带领部众四处劫掠,被明军围剿,王杲再次侥幸逃脱。明军悬赏重金,以求抓捕王杲。觉昌安、塔克世站在了明军一方,多次为明军带路捉拿王杲。塔克世最为卖力,他担任向导,出奇兵,往返八日,擒获了王杲。
王杲被擒获后,在李成梁帐下的努尔哈赤亲眼看见外祖父王杲的悲惨状况。可他此时自身难保,只能隐忍不发,更加卖力地做事。王杲被送到北京后遭凌迟处死。塔克世、觉昌安在擒获王杲中的巨大作用,改善了努尔哈赤的处境。万历五年,十九岁的努尔哈赤结束了俘虏生活,返回了建州。
努尔哈赤返回建州后,入赘世代经商、富甲一方的佟佳氏。婚后,努尔哈赤一度到李成梁帐下再次从军,四处征战,提高了自己的军事素质,为未来的征战打下了军事基础。
到了万历十年(1582),深得李成梁信任的努尔哈赤突然从李成梁身边离开。有一种说法是努尔哈赤与李成梁的小妾私通,李成梁发觉后虽未追究,但努尔哈赤无脸再在李成梁身边。不过,这一走,努尔哈赤反而开创出了新的局面。
万历十一年,李成梁领兵围攻王杲的儿子阿台。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也随同明军参与了战斗。此战极为惨烈,阿台、觉昌安、塔克世均死于战役中。后两人之死扑朔迷离,一种说法是,李成梁于此战之中,乘乱杀掉二人以除后患。觉昌安、塔克世死后,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确立了八旗制度,先主辽东,后一统东北,成为大明王朝的巨大威胁。
八旗制度的雏形,乃是牛录制度。
乾隆年间的军机大臣阿桂在《满洲源流考》卷十六《国俗》中云:女真人早先出动打猎时,各随族、党、屯、寨而行,每人各出一矢,十矢设一长统领,称为“牛录”(牛录系箭之意)。(3)各队之中,由精于射术者统领,此即“一个善射,十拙随之”。每十人出一支箭,意味着共同作战,共同分享战利品。
到了努尔哈赤时期,又对牛录制度进行了改革,以十牛录合一,给一令箭,参与围猎。围猎时,十牛录的人应在同一地方行动,共同协作,不准擅自脱队。在打猎过程中,努尔哈赤部众得到了战术训练,强化了纪律,提高了战斗力。
箭,在女真部落中有着重要的政治含义。女真族的祖先肃慎人,曾不远千里向周朝贡献“楛矢石弩”(4)。进贡弩箭,意味着肃慎人臣服中央政权。此后每逢部落结盟时,都以箭作为信物,“插箭发誓”。遇到军事行动,在请联盟部落帮忙作战时,将箭作为信物,“传箭请兵”。在战事中,则以箭作为信物,号令诸将。后吴三桂向多尔衮投降时,双方以白马祭天,乌牛祭地,折箭为誓。(5)
万历十二年(1584)是努尔哈赤起兵的第二年,他亲率五百兵攻打其他部落。在返回途中,努尔哈赤应王甲部酋长之邀攻打翁科洛城。酣战之中,努尔哈赤被敌兵鄂尔古尼和洛科射伤,血流如注。养好伤后,努尔哈赤再攻翁科洛城,俘获射伤他的鄂尔古尼、洛科二人。众将请斩二人,努尔哈赤却道:“二人射我,乃锋镝之下各为其主,孰不欲胜?吾今释而用之。”于是将二人释放,提拔为牛录额真,将城中的降民编为二牛录,由其统辖。
初期牛录的成员,主要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族群比较单一,牛录还保留着狩猎时临时组合的影子。随着努尔哈赤实力的扩张,牛录制度发展成熟,并成为一种国家制度。努尔哈赤起兵初期,有领兵过来投奔者,就任命其为牛录额真,统领其部众。
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在牛录的基础上创设四旗。以每三百人为一牛录,每个牛录设牛录额真(佐领)一人。凡年满十八岁或身高五尺者,即为壮丁,牛录成员就是从壮丁中挑选出来的。将各部混编在一个牛录之中,削弱了原先以血亲为基础、临时拼凑的牛录组织,增强了努尔哈赤的控制力。清代查慎行《人海记》中载:“佐领即牛录也,秩如明朝千户,专管户籍。秩虽卑,凡位居公侯伯者并俯听其派拨,亦犹县令之辖乡绅。”(6)
牛录是旗的基础,以五个牛录为一甲喇,五个甲喇为一个固山(汉语译为“旗”)。初期分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最初努尔哈赤曾使用过黑旗,但黑旗在作战指挥时不够醒目,故改用黄、白、红、蓝四旗。四旗由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同母弟舒尔哈齐、努尔哈赤长子褚英和次子代善四人分领。
万历四十三年(1615),由于四旗人员的增加,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满洲八旗。每个牛录三百人,每个甲喇一千五百人,每个旗七千五百人,八旗合计六万人。此时八旗旗主世袭,旗兵是旗主的私兵。
在此后的征战中,八旗人数越来越多,牛录不断增加,但旗数一直保持八旗。努尔哈赤属下大量的蒙、汉民众,也被编入满洲八旗。
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元天命,定国号为“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以子侄八人,分别统辖八旗,封为和硕贝勒(也称固山贝勒或固山王)。在八旗制度下,旗主支配牛录,进而支配旗。努尔哈赤第一次立褚英为储君,结果父子爆发冲突,最后褚英被杀。第二次立代善为储君,代善失宠后又被废黜。经历了两次立储失败的教训后,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决定以八和硕贝勒共议的形式共治国政,八大贝勒可拥立、罢免汗王。在努尔哈赤看来,八王同议,可以集思广益,必然无失。
在努尔哈赤时期,大量汉人被俘获。这些汉人之中,不少原明军将领被置入八旗之中得到重用,而多数汉人却成了奴隶。天命末年,关外汉人起义反抗,被努尔哈赤残酷镇压。到了天聪年间,皇太极才出于诸多考虑,独立设置汉军旗。
在与明军的战斗中,努尔哈赤所辖军队长于野战,却在攻打城池时处于劣势。大炮是明军守卫城池乃至发动攻势时的犀利武器,后金军中则大炮稀少。努尔哈赤时期,虽然有“操炮汉兵”,但力量薄弱。努尔哈赤自己就在攻打宁远的战斗中被明军炮火击中受创,退回沈阳后不治而亡。努尔哈赤死后,经过八王推选,皇太极成为汗王。
当时,皇太极、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辅以诸贝勒共同处理军政事务。皇太极继位后,八王共议重大政务,三大贝勒与皇太极权力几乎同等,在朝堂之上与皇太极并坐。
天聪元年(1627),在宁远锦州的战斗中,皇太极所部遭到明军炮火攻击,不得不收兵,皇太极对此耿耿于怀。此后在与明军的战斗中,后金军掳回一些具有造炮技术的汉人,利用他们制造大炮。天聪五年,依靠汉人铁匠,造出“红衣大将军炮四十”。此年皇太极在颁发行军令时,特意强调“俘获之人,勿离散其夫妻父子,勿裸取其衣服”,以笼络汉人,使其为己所用。
此外,在皇太极登基之后,努尔哈赤确立的八王共治制度让他的权力受到一定限制。上朝时,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与他并坐,在重大事务上互相掣肘,让他心怀不满。皇太极决定集中皇权,通过分立汉军,他打造了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获得有力臂助。
满八旗创设后,初期曾将俘获的汉人兵丁、掠夺来的汉人壮丁编入八旗内,为汉人牛录,共十六牛录,由满洲大臣统领。被编入牛录的这些汉人,均具有独立身份,与身为奴隶的包衣不同。这些汉人虽然独立,但仍被满洲大臣当作奴仆使唤,心中大为愤懑,从而影响了战斗力。皇太极看到了此弊端,就做了一些调整。
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颁布《离主条例》。条例规定,主人有私行采猎活动,私自藏匿战利品,擅自杀人,强奸属下妇女,冒领战功,威胁阻止告发主人等不法行为,准奴仆告发。若所告属实,则脱离主奴关系,可以离开主人家。(7)
天聪七年,皇太极将满洲八旗中的汉人独立编为一旗,“诏于八旗满洲佐领(牛录)分出汉人千五百八十户”,此即八旗汉军之始。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扩充,天聪八年,皇太极宣布将旧汉兵改为“乌真超哈”(汉语意为“炮兵”),此时汉军独立成一旗。在后金(清)军之中,满洲、蒙古八旗不使用火器,只有乌真超哈使用火器。汉军一旗,建立在“六甲喇”基础上,一甲喇为五牛录,此时汉军旗拥有三十牛录。
天聪六年元旦,皇太极改变朝仪,独自南坐。为庆贺此举,各旗分别设宴,每旗十席,用鹅五只。总兵官职诸员设席二十桌,鹅二十只。八旗加总兵席共一百桌,备烧酒一百大瓶,煮兽肉宴之。兽肉颇为丰盛,有虎、熊、狍、鹿、兔等。
天聪九年,皇太极给代善定下了四条大罪,剥夺了代善的大贝勒称号。在此之前,阿敏、莽古尔泰已先后被他剥夺权力。此时皇太极面南而坐,军政大权独揽。
汉军自编为一旗后,在与明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红衣大炮则被频繁使用,屡建奇功。努尔哈赤时期,被编入牛录的汉人受到很多限制,如不得骑马、不能获得丰腴田地等。皇太极时期,这些限制被取消,汉军旗的地位提高,增加了其归属感与忠诚度。
此后,在蒙古牛录、汉军牛录的基础上,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编设“八旗蒙古”。崇德二年(1637),汉军分建二旗,两年后分建四旗。明崇祯十五年(1642,也是清崇德七年),皇太极编设八旗汉军。之所以此时编为八旗汉军,是因为在前一年的锦州、松山之战中,十三万明军被击败。此战中,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祖大寿、祖大乐、祖大名等将领投降,俘获的明军数量惊人。
自从创设八旗制度,牛录也在不断扩张。编入八旗的,不但有汉人、蒙古人,还有索伦、锡伯、鄂伦春、达斡尔等各民族人口。此外,牛录中还有俄罗斯牛录、高丽牛录等。如清末陕西巡抚升允的祖先就隶属于俄罗斯牛录,清末大学士世续的先人则隶属于高丽牛录。
凡在努尔哈赤时期被编入八旗的,不管是女真人还是其他族人,都被称为“老满洲”。在皇太极时期被编入满洲八旗的,被称为“新满洲”。天聪九年,皇太极宣布废除女真、诸申等各种称谓,统一改称“满珠”,有吉祥之意。“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8)此后又演变为“满洲”之称。
在八旗之中,平民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原女真各部部众,二是归降的兵民及部分俘虏。平民负有从军义务,每逢战争,都要随军作战,作战时俘获的战利品,集中之后再行分配。由于打仗能发财,每次出战,旗人无不欢呼雀跃,“其妻子亦皆喜乐”。
牛录从以血缘为主、服务于射猎的一种组织,渐渐地发展成为八旗军事组织的重要一环。入关之后,八旗作为军事组织,一直存续到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