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复活的十三衙门

清朝宫廷事务与历代王朝不同，太监不用管理后宫，而内务府执掌一切，所有太监都处于内务府大臣的管控之下。

中国古代帝王面临的一个难题是：要牢固地控制权力，就要集权，而皇帝要维持统治，将江山传承下去，却又须分权给大臣。于是，集权与分权成为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皇帝不放心将权力托付给官僚集团，他需要有最贴心的、最亲近的人去监督这些官僚。环顾四周，皇帝发现符合条件的人只有宦官。这些宦官伴当们，在皇宫大内之中陪伴着皇帝成长，皇帝熟悉并信任他们。

在宫廷中，宦官日日陪伴在君侧，很能体察皇帝的心思。他们能讨皇帝的欢心，想皇帝之所想，博得皇帝的信任。所以有皇帝发出感慨：“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14)更让皇帝们放心的是，宦官出身贫寒家庭，没有外界的亲友势力可以倚仗，净身入宫，没有子嗣，等于割裂于外面的世界，无法对皇权形成威胁。

宦官不同于权臣，权臣们大权在握后，更觊觎着皇权，好传给子孙后世，受用无穷。汉武帝时，开始用宦官统领尚书，参与政事，以达到削弱外朝的目的。南汉后主刘认为：“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

唐代设中御府，设“中御大监”“少监”等。到了明代，设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太监遂成为宦官之专称。

朱元璋在奠定大明江山的基业后，为防止太监专权，特意在宫内竖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15)。同时规定，太监只能从事“扫除之役”，不能识字。他将太监视为恶狗，认为“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16)，加以严厉限制。可尽管如此，他仍利用太监监督百官。朱棣设置特务机构东厂，交给太监掌控，专门负责“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成为皇权的忠实走狗。明宪宗时期设置西厂，明武宗时期又设立内行厂，将文武百官全部置于监控之下。

明代历史上，太监弄权达到了极致。英宗时有太监王振，宪宗时有太监王直，武宗时有太监刘瑾，熹宗时更有飞扬跋扈的魏忠贤。历朝皇帝对太监持纵容庇护态度。正德年间，朝臣弹劾太监，武宗怒道：“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自知之。”(17)当有人弹劾太监刘瑾图谋不轨时，武宗大力袒护，甚至扬言，任由他刘瑾取走这天下也罢。

明代中后期，皇帝懒于与官僚们过多接触，将朝政托付给太监。太监为掌握权柄，也故意让皇帝沉迷于酒色，如刘瑾时常乘武宗沉溺酒色时，过来请示国家大政。武宗厌烦道：“尔何为，乃一一烦朕。”于是一切皆由刘瑾掌握。得意之时，刘瑾称：“满朝公卿，皆出我门。”

明代的二十四衙门，受十二监的第一监“司礼监”领导，“其宦官在别署者，见之必叩头称为上司”。司礼监直接听命于皇帝，不受外廷影响。后来的大明皇帝们懒于处理政务，创办了培养太监读书的“内书堂”，培养了一批有文化的太监帮忙“批红”。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有“批红”的权力，每日里各种军国大事，皇帝随便看上几个奏折，便全交给太监处理。秉笔太监与内阁串通好，就可以操控国务。到了明代后期，司礼监太监甚至可以出席内阁会议，代替皇帝发号施令。所以黄宗羲哀叹，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之上。

很多时候，皇帝重用太监充当自己的耳目，监视文武百官。太监控制的东厂等特务机构，成为悬于朝臣头上的一把利刃。皇帝又派遣太监至各地，为自己办理各类重要事务。万历帝为了增加税收，派太监为矿监税使，至各地征税。矿监税使打着皇帝的旗号，在各地巧取豪夺，荼毒万民。

大明王朝的腐朽败亡，太监们与有力焉。到了顺治元年（1644），清军进入京师，多尔衮进朝阳门时，“内监以故明卤簿、御辇陈皇城外。跪迎路左，奏请摄政王乘辇”(18)。对于太监们来说，王朝更迭，不过是换个主子而已。果然，清室进入紫禁城后，将大明王朝留下的太监略加裁汰之后，留用了大部分。相比前代，清代的太监权力受到了很大限制，主要从事“供给洒扫之役”而已。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去世，去世前，未曾指定接班人。此时有资格竞争帝位的，有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皇太极的十一弟睿亲王多尔衮，双方各不相让。为了避免发生武力冲突，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立六岁的福临为皇帝，定年号为“顺治”。

由于年幼，顺治帝即位的前七年里，朝政由多尔衮把持。顺治帝只能听其操控，所能履行的皇帝职责，不过是“拱手以承祭祀”(19)。清军入关之后的最初七年，由多尔衮摄政，此时，清室尚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因此要集中权力，以获取最后的胜利。在这一时期，多尔衮实际上执掌了一切大权，“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多尔衮专权跋扈，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在华的传教士汤若望认为，多尔衮“大有自为皇帝的心思了”。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去世，皇权与满洲贵族的矛盾开始爆发。多尔衮死后第二年，顺治帝亲政，立刻宣布多尔衮的十余条罪状，下令将多尔衮开出宗室，平毁陵墓，鞭尸割头，可见其对多尔衮的痛恨。

顺治帝少时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至亲政之后，阅读大臣奏章，竟茫然不解，愤懑之下，发愤读书。他苦读九年，博览全书，无所不读，甚至包括金圣叹批注《西厢记》《水浒传》。顺治帝亲政后，对满洲亲贵持有戒心，更愿意亲近汉人大臣。在皇宫之中，陪伴顺治帝成长的人是太监，其中有大明王朝遗留下来的太监，他们尝过权力的滋味，渴望着再次呼风唤雨。

在诸宦官之中，吴良辅对顺治帝的影响最大，也最得宠幸，不时怂恿顺治帝效法明王朝，恢复宦官旧制。此外，顺治帝本人仰慕汉文化，“专厌胡俗，慕效华制”。在他的主持下，清廷推行满汉复职制，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大学士加殿阁衔，增加汉人大学士名额等。

顺治十年六月，顺治帝发出上谕，历数历史上宦官弄权的危害，同时又指出“内府事务殷繁，须各司分理”，不得不使用内监，为设置“十三衙门”做了铺垫。

在入关之前，皇家事务已由内务府负责，“凡内廷之会计、服御、物饰、宫御、武备等，皆统属于内务府大臣”。入关后，内务府负责的皇家事务更复杂更专业，这也是顺治帝想要创设十三衙门的主要原因之一。

顺治十一年，清廷正式裁撤内务府，设置十三衙门。在此过程中，宫中太监出力颇巨，“吴良辅煽立十三衙门，其名率沿明旧”(20)。十三衙门为：司礼监、御用监、御马监、内官监、尚衣监、尚膳监、尚宝监、司设监、尚方司、惜薪司、钟鼓司、兵仗局、织染局。(21)

清廷入关前的内务府，以包衣为主，负责宫廷事务。入关之后至十三衙门创设前，内务府一直为皇室服务。顺治时期，在内务府被短暂取消的时段内，包衣继续服务于皇权。

创设十三衙门虽然遭到了很大阻力，但顺治帝丝毫不为所动，他相信自己能控制住太监，不使其过于跋扈。而且，对顺治帝而言，创设十三衙门也有着深层考虑。在顺治朝前期，一直由摄政王多尔衮主政。至多尔衮病逝，顺治帝亲政后，他全面执掌权力的努力，遭到了满洲亲贵势力的阻挠。年轻的顺治帝在重用汉人官吏的同时，也任用自己身边的亲信太监。在内廷事务之中，顺治帝同样坚持使用自己的亲信太监，以避免外官控制内廷事务。

在心腹太监吴良辅的怂恿下，顺治帝最终创设十三衙门。创设后，他曾解释：“虽然现在的内廷总管大臣忠诚为国，让朕无虑，可万一有如冷僧机(22)这样的人，‘专权作弊，何以防察’？”

十三衙门创设后，限定了宦官“六个不许”：宦官不许擅离皇城，不许干涉职司之外一事，不许交结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假弟侄等人名色置买田产，不许招引外人等。鉴于历史上有太监弄权的危害，顺治帝铸铁牌立于十三衙门和交泰殿，禁止宦官干政，凡有违背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23)。为适应时代变化，十三衙门的名称、职能也有所变更。顺治十二年（1655），尚方司改为尚方院。顺治十三年，钟鼓司改为礼仪监，尚宝监改为尚宝司，织染局改为经局。顺治十七年，内官监改为宣徽院，礼仪监改为礼仪院。

顺治帝很自信，他认为自己能掌握十三衙门。为了避免太监擅权，十三衙门由“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实权在满臣手中，“事权不在寺人，且所定职掌，一切政事，毫无干预，与历代迥不相同”(24)。

就在十三衙门创办当年，冬至次日，顺治帝大宴群臣。当日，依据明代朝堂陋习，十三衙门的太监入班行礼。众太监越过亲王班次，争相入殿行礼，乾清宫执事官太监孟进禄以“老臣”自称。有大臣目睹此景，上奏抗议，顺治帝随即颁布手谕，惩戒孟进禄等人，同时规定，太监不得入班行礼。顺治十五年（1658），内监吴良辅与官员结交，作弊纳贿。此案暴露后，因为顺治帝宠幸吴良辅，其未受到处罚，而牵涉进去的大学士陈之遴则被革职。

顺治帝虽然执政时间较短，六岁继位，十四岁亲政，二十四岁去世，但他平定了南明王朝及各地的反清起义，厘清了财政，缓和了满汉官僚集团的关系，可谓有为之主。然而，在婚姻上，顺治帝却有着难言的苦楚。

顺治帝的第一位皇后，来自蒙古科尔沁部(25)，是孝庄太后的亲侄女。这段婚姻是政治联姻，自然不包含感情的因素。一般来说，就是皇帝不喜欢这个女子，为了政治考虑，也会加以容忍。可顺治帝性格刚烈，不是个善于隐忍的人，他不喜欢这个表妹皇后。顺治十年（1653），他提出要废后，理由是皇后奢侈且善妒。在顺治帝的再三坚持下，孝庄太后不得不让步，同意废后，降为静妃。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也来自科尔沁草原，是孝庄太后的侄孙女。可顺治帝对这个蒙古皇后同样没有兴趣，他的真爱是董鄂妃。

董鄂妃本要嫁给顺治帝的弟弟，可在出入宫廷时，她与顺治帝产生了感情。顺治帝的弟弟襄亲王不服，找哥哥吵闹，被打了一记耳光，悲愤之下，自杀身亡。襄亲王一死，顺治帝虽然有悔意，可还是难过美人关。顺治十三年八月，他将董鄂氏纳入宫中。顺治帝对董鄂妃投入了真挚的感情，想将她立为皇后，又提出了废后的请求。这次孝庄太后不再让步，联合大臣，压下了顺治帝的要求。

顺治帝脾气敏感而暴烈，易受情绪影响。朝鲜使者曾描绘他：“细看清主状貌，年甫十九，气象豪俊，既非庸流，眸子暴狞，令人可怕。”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围攻南京，清军作战失利，顺治帝暴怒之下，想要御驾亲征。孝庄太后劝告不能奏效，便让与顺治帝感情极深的乳母去劝说。乳母劝说时，更激起了顺治帝的怒火，扬言要用刀砍乳母。乳母深知顺治帝的脾气，落荒而逃。到了次日，当顺治帝的怒火稍降后，经过传教士汤若望劝说，才放弃了御驾亲征的念头。

顺治十七年八月，董鄂妃患病去世。顺治帝为她操办了盛大的葬礼，追封她为皇后，以宫女太监三十多人殉葬，又命四品以上官员去哭吊。顺治帝悲痛欲绝，终日郁郁寡欢，几欲自杀。董鄂妃去世后，顺治帝身体羸弱，又沉溺于酒色，经常失眠，“倦极而眠，始得安枕”。顺治帝也自叹：“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挨得长久。”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顺治帝突然染上了天花。自知不久于人世，临终之前，他下了《罪己诏》。诏书中罗列了自己的十四条罪状，其中之一，便是设立十三衙门。“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26)

客观而论，顺治帝清晰地意识到了太监的危害，制定了“六不许”等措施。他命工部铸铁牌，警告太监不得干预朝政。因此，他创办十三衙门，并未造成太监弄权、影响朝政的局面。他下《罪己诏》，只是去世前给自己一个安慰，给满洲贵族一个妥协，给天下人一个交代而已。

此时，康熙帝不过是八岁儿童，大权掌握在索尼、鳌拜、苏克萨哈、遏必隆手中。此四人乃是满洲亲贵代表，不愿内廷事务被太监掌控，忧虑太监弄权，影响到自己的权势，遂撤去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圣祖既革十三衙门，以三旗包衣另立内务府，置总管大臣兼以公卿，而无专员。”内务府恢复之后，又仿效古代礼制，“次第立堂郎中，及七司郎中。各率其属，以充其事”(27)。

内务府恢复后，“收阉官之权，归之旗下”(28)。原先被顺治帝宠幸、包庇的太监吴良辅，此时无人庇护，立即被处死。此后内务府一直存在，直至民国年间，仍在为逊清小朝廷服务。

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铲除了鳌拜势力。康熙十六年一月，增设敬事房，统一管理宦官，敬事房则处于内务府的管辖之下。敬事房对外无行文之权，一切行文须经内务府转达。敬事房的主要职责不过是负责宫中皇帝、后妃及其子女的生活，负责宫中陈设、洒扫等杂务，再无昔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