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桑·阿塔尔:一位早期的改革派学者
尽管穆罕默德·阿里一开始很倚重学者群体(ʿulamāʾ),但他推动的现代化很快让他们感到厌恶。17而哈桑·阿塔尔(1766—1835)是一个明显的例外。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塔赫塔维的人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后者能加入法国留学团得归功于他。18
阿塔尔是一个拥有摩洛哥血统的小香料商的儿子,似乎具有异于常人的天赋。由于得帮着父亲做生意,他不能有规律地去爱资哈尔上课,但他在很年轻时就获得了教师资格,并最终成了爱资哈尔的长老(1830—1834)。他的兴趣广泛,从不限于同阿拉伯语和宗教注释学相关的各门传统学科,当上长老后,他很快因这个特点而闻名。19
法国人入侵埃及时,阿塔尔同许多学者一样去往上埃及避难,他在那里住了大约18个月。回到开罗后,他是极少数与埃及研究院成员建立联系的学者之一,还被邀请去观看他们的实验。20他还教授研究院的其中几个成员阿拉伯语。对于这座位于奢华的哈桑·卡施福宫的研究院的访问21,以及与法国学者的密切接触,激发了阿塔尔对现代欧洲科学的兴趣,也让他意识到这些科学对自己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似乎是印刷机、法国人随手取阅的大量书籍以及这些书籍可以促进知识的获取这一事实。22在关于他与法国人关系的个人叙述中,阿塔尔将他们称为“爱好和平的人……只对那些对他们发动战争的人采取暴力”。他甚至记录道,那些法国学者邀请他同住,但犹豫了一下后,这位谢赫明智地拒绝了这一邀请,因为他意识到这会使他为本国社会所唾弃。23尽管如此,称阿塔尔为改革者、现代化者,甚至西化者仍然是言过其实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连贯一致的意识形态建构。然而,阿塔尔关于伊斯兰社会应该如何前进的观点显然预示了海伊鲁丁·突尼西、穆罕默德·阿布杜或里法阿·塔赫塔维的构想。和他们一样,他认为答案不在于盲目模仿欧洲,而在于获取那些可以造福本国社会的事物,并重新发现伊斯兰文化和科学中蕴含的财富——其中许多都以欧洲现代技术和发明作为基础。阿塔尔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传统伊斯兰学术的一分子,他的文学作品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说他会在“神圣法律”以外思考有关进步的问题,这种说法是很难成立的。
虽然法国的技术和进步让阿塔尔颇为赞叹,但法国士兵普遍的轻浮行为却不是如此,因为他们把钱都浪费在“赶驴人和卖酒人”身上了,前者指的是开罗街头组织的赛驴,这在当时很是流行。24
这位“现代主义”的谢赫因其对旅行的酷爱而有别于其他宗教学者。他在奥斯曼帝国各地行走。1803年3月,他离开埃及,打算去游历帝国在欧洲的各省。25他先是坐船到了伊斯坦布尔,然后(不知何故)去了斯库台(Shkodër),这里当时被叫作“阿拉巴尼亚人的亚历山大”(Iskandariyyat al-Arnaʾūd)或“鲁姆人的亚历山大”(Iskandariyyat al-Rūm)。他在那里教书,娶妻生子,但后来妻子和孩子都亡故了。26 1808年中,阿塔尔回到伊斯坦布尔,拜见了奥斯曼帝国的最高宗教权威“伊斯兰教的谢赫”(大穆夫提(4))阿拉伯—扎达·穆罕默德(ʿArab-Zādeh Meḥmed),向他赠送了自己在斯库台期间撰写的著作《艾布·哈桑谢赫所获胜利报告中的外国人的奇珍异品》(Tuḥfat gharīb al-waṭan f i taḥqīq nuṣrat al-shaykh Abī al-Ḥasan),27后者给此书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颂词。
在于斯屈达尔周边也可能是城中短暂居住后,阿塔尔慢慢开始了返乡之旅,他先后途经伊兹密尔、大马士革(他于1810年4月抵达)和耶路撒冷,之后又在巴勒斯坦游历。随后,他回到大马士革(1811年5月),在城里的一所宗教学校重拾教鞭,直到前往麦加进行朝觐。1813年,在外地逗留了十年之后,阿塔尔重归故土。他很可能是立马就回到了爱资哈尔的教学岗位上。几年后,年轻的塔赫塔维成为他在爱资哈尔的学生。尽管年龄不同,但两人迅速发展起了密切的友谊。这位谢赫除了向他的学生传授《古兰经》和圣训注释学、逻辑学、阿拉伯语语法和修辞学,还传授了他在医学、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和历史学这些非传统学科上的渊博知识。已知的是,阿塔尔在上述所有领域都有著述。28
与此同时,阿塔尔的学术地位的不断提高,也引起了宫廷的注意,并得到了统治者本人的高度尊重。我们可以推测,穆罕默德·阿里对阿塔尔的尊重因后者对其现代化政策的支持而进一步加强。这显然会让阿塔尔同多年好友、历史学家阿卜杜·拉赫曼·哲拜尔提(1753—1826)29发生冲突,因为哲拜尔提强烈反对引入欧洲(异教徒)的科学和实践,也强烈反对统治者的专制统治。
正是阿塔尔在穆罕默德·阿里那里获得的恩宠才使得他的学生里法阿·塔赫塔维得以入选留学团,成为其中为数不多的埃及本土人之一,尽管塔赫塔维的主要职务不过是随团伊玛目。
阿塔尔公职生涯的下一个阶段始于1828年,那年他被任命为《埃及纪事报》的主编。1831年,阿塔尔被任命为爱资哈尔的长老,这使他达到了公职生涯的顶峰,并由此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最高宗教权威。他担任这一职务长达四年,直到1835年4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