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谁言富不过三代 历史本为富人彩 不学纵使万贯家 也难成为有用才
话说尼布冬嫁给了耶曼尼莫为家族的一个后裔德盛洛克，他婚后生育了五个儿子，分别叫做尼罗赫库、巴桑阿怡、仇斯拉摩、左目佑斯、梅部尼索。他们的五个孩子分别在百林大学、度克兰大学、伊思堡大学、库伦大学和扭崔来大学毕业，并且都是高材生，分别获得博士、学士、双学士、硕士和博士后学位。他们一家人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为以后的实际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然，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一般都是非常优秀的。
众所周知，德盛洛克所在的耶曼尼莫为家族，是富可敌国的欧洲第六帝国财团家族，更有着严格的教育要求。所以，德盛洛克要求孩子们必须要勤奋、努力、团结、学会做家务，并且要尽一切力量学习好各方面的知识，而且最好就是金融专业的；今后能挑起承接本家族和德克斯家族产业振兴的任务。他希望跟父亲聂森勒要求的一样，精英人才就不要热衷于去做政客，“所有的家族成员都要恪守财富的秘密，终身从事家族事业，不要迷恋权力而把自己置之于公众的监督之下，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新闻媒体舆论声讨的对象。因为，一旦惹上麻烦，权力就是众人攻击的对象。哪怕是总统，也没有足够财政自由的富有家族好，并且还可以永世接力的传承下去；但是谁见总统有世袭的呢？而作为官员则是危险的，因为时时刻刻都有人盯住那个可爱的宝座不放，随时都有下台乃至被杀的可能，甚至他们的子孙亲友也无法幸免；而作为银行家被刺杀的，还几乎没有的，除非仇杀。或者自己没有本事守住自己的财富，被他杀。因为官员们也不得不听命于银行家的指令和支配，否则他们就没有财政支持和信贷维护，也许今天的总统就是明天的阶下囚。而真正的财富是不需要听命于某一个政权的，因为财富是全天下的，掌握了财富就等于掌握了全天下人的命运；而总统及其高级官员们，不过就是银行家的傀儡和操盘手而已。只要他们听命，银行家们就支持他，一旦他们不听命了，银行家们就会做掉他们，重新找一个或者一群代言人就是了，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所以，对父亲聂森勒的要求，德盛洛克是一丝不苟的执行了的，他的儿子孙子们也是非常之听话和懂父亲与祖父的心思的，所以学习也非常之好。
尼布冬和德胜洛克的大儿子尼罗赫库·耶曼尼莫为在毕业之后，就到了母国洲殖民地，从做小生意开始积累，一点一滴的摸索着前进。他先后做过甘蔗、大米、玉米和烟酒生意，也开过旅店，后来开始经营煤炭和铁厂，生意逐渐做大，就开始富裕起来了。15年之后，德盛洛克和尼布冬看见他确实有能力了，他自己也积聚了一定的财富，才开始同意他利用祖产和自己的资金一起开办银行。随着白人到美洲置业、繁衍和征服，原本安静落后的美洲逐渐热闹起来了，百业兴旺，移民逐渐增多，混血人口逐渐成长，各种欧洲的产业都逐渐嫁接到美洲来了；这样，就迎来了一个人口暴涨时期的经济盛宴。几代人之后，成为了北美洲的富豪；在第十代的时候，巴伟奇特·耶曼尼莫为也成为了学者型的发烧友，后来成为了研究南北美洲殖民历史的专家。
二儿子巴桑阿怡·耶曼尼莫为毕业之后，则首先到了中东地区，之后参与身毒的业务，然后看到了身毒的商机，就干脆到身毒去了。因为身毒的特殊性，由各个联邦组成，没有统一的中央王朝管辖；而东身毒公司则在身毒一手遮天。所以，巴桑阿怡到达身毒之后，着目于水稻种植，开始将甘蔗种植及加工等也纳入基础业务。巴桑阿怡首先学习东身毒公司的做法，贿赂了当地的地方势力，低价购买了10多万阴亩左右的土地，全部位于平原地区和出海口的关键位置，雇佣了大量的身毒人为他们劳动。巴桑阿怡将欧洲先进的种植和管理技术带到了身毒，创造了规模化的农业庄园，在庄园中也养了警卫队保卫。但是，由于身毒的分散性，巴桑阿怡不敢从事金融业，怕的就是当地的邦国不注意就垮台了，借出去的债务也无法收回来，因为他亲眼看到了某些居民的懒散性和不守契约的情况。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巴桑阿怡也成为了身毒的一个富翁，旗下雇佣工人超过2万人，警卫队超过1500人，俨然是一个小小的王国了。
看到这个情况，尼布冬和德盛洛克将在蓝顿和度克兰发展的不错的梅部尼索·耶曼尼莫为和仇斯拉摩·耶曼尼莫为也叫来帮助二哥在身毒的事业。仇斯拉摩和梅部尼索从阴角兰和度克兰带来了大批的商业人才和技术精英，在身毒河流域买下了更多的土地，建造了更多的庄园，聘请了更多的雇佣工人，将身毒的农业产业和加工业做到了超大的规模。他们和先前来到的大哥一起，续写着在身毒创业打天下的辉煌，尽显着白人在这块土地上的无限荣光。对此，耶曼尼莫为家族和德克斯家族都碎这几个年轻人表示出了无限的赞赏和颂扬。
左目佑斯·耶曼尼莫为则在毕业后，参加了度克兰帝国的军队建设，留在了军中担任文职人员。经过12年的服役之后，回到了地方上，被德盛洛克派遣到身毒来了，主要任务就是管理三兄弟在身毒的已经有超过3000人的警卫队。
后来，佛挼里斯和普太雅人想再次夺回身毒的殖民权时，左目佑斯率领军队参加了东身毒公司对他们的战争，后来，四兄弟们携手在身毒建立了一个新城邦——德克斯庄园。阴角兰东身毒公司试图收编他们的私人军队，但是他们没有同意。因为度克兰帝国没有派遣军队保护度克兰人在身毒的利益，如果这只军队被阴角兰东身毒公司收编了，那么，在他们需要保护的时候，就只有求助于阴角兰东身毒公司军队了。而巴桑阿怡他们在遇到麻烦的时候，随时可能被本地邦国吃掉，等到阴角兰东身毒公司军队来时，可能就为时已晚，远水救不了近火了。还有，一旦被阴角兰东身毒公司军队收编，自己就毫无发言权了，什么都得听命于人家的，仿佛自己就是阴角兰子民了。所以，无论阴角兰东身毒公司方面如何劝说，左目佑斯和哥哥们都不答应；而且还扩充了军队，人数增加到了5000多人，是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组织管理有序、弹药充足、训练有素、作战勇猛、作风顽强。
二百多年后，巴伟奇特·耶曼尼莫为花大力气研究了欧洲殖民者殖民美洲的殷帝安人问题，兴头正浓——他发现了欧洲扩张的文明史，其实是一部不折不扣的野蛮杀人抢夺史——无论南北美洲都是如此的；而北美洲的保留地制度，更是让人触目惊心！更是剥夺人权的倒行逆施和反人类罪行的典型；他研究的非常认真——
保留地理念，构思很早。还是早在阴王的1763年宣告会上，阴角兰殖民者的治理思路里面就已包含了保留地的理念了。所谓保留地，就是将本地土著人撵到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圈禁起来，美其名曰保留地，实际上是监狱一样的禁地。保留地制度绝不是母国的独创，而是强势的殖民者共同的需要和发明。当时，新成立的母国合众国开始对殷帝安人进行强行迁移，颁布了表面上很有合法性的《殷帝安人迁移法》，是母国政府的殷帝安人迁移政策的一部分，法案授予联邦政府权力，将殷帝安人从密西西比河以东迁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殷帝安领地，并且是带有不容置否、强制意义的政治军事推行目的，不由得殷帝安人同意与否，都得强制推进。
这是怎么来的呢？不妨回忆一下这个历程：母国在结束了对殷帝安人的残酷杀戮近百年之后，不知道是良心发现还是有意保留这个穷光蛋的人种，于十九世纪初停止了一味的杀戮；停止杀戮之后，并不意味着不对殷帝安人盘剥和侵凌了，只是方式和手段不同而已。在19世纪早期，母国政府开始系统地将美洲殷帝安部落从东南部迁出，腾出土地来给白人发展用。母国东南部的契卡索人、乔克托人、克里克人、塞米诺尔人和原切罗基人，都早就建立了自己的自治国家；但是这些国家非常原始和落后，没有实力和能力保卫自己，所以被剿灭了很多人口以后，剩下的人数已经不多，用不着被母国全部剿灭了；所以，母国表现出了一点假装的善意来，也是应和世界文明发展的需要及民主、自由、人权的噱头。这种思路和构想最初是由共济会教主壳质·瓦星墩提出来的，到了19世纪初，切罗基人和乔克托人已经很好地适应了这种文化。为了融入母国文化，殷帝安人被鼓励皈依基督教、学会说阴语。母国政府采用欧洲式的经济做法，强调个人财产权，例如土地和其他财产的个人所有权、甚至包括对奴隶的所有权在内，都属于个人所有；但是对殷帝安人的土地，就另当别论了，直接厚颜无耻的立法抢夺过来就是。后来，马斯·吉克鲜的政策与当初瓦星墩的主张相呼应。约翰·杰克孙则寻求重新制定一项政治和军事行动计划与政策，以便将殷帝安人从这些土地上赶走，并努力制定一项殷帝安人迁移法案来具体实施兑现，确保白人利益得到扩张，为母国经济发展扫清障碍。这就是母国宣称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难道殷帝安人的土地不是私有财产吗？对于殷帝安人的权益剥夺，他们就从来没有手软过，直接抢夺来就是了。
《迁移法》在南方得到了强烈的支持，特别是在佐治亚州。佐治亚州那时是母国最大的州，与切诺基人发生了土地争夺纠纷，杰克逊总统希望这次搬迁能解决佐治亚州的危机。除了五大文明部落，额外被影响的人还包括怀安多特人、基卡普人、波塔瓦托米人、萧尼人和特拉华人等等部落。迁移法案也很快在国内引起了争议，在此期间，许多母国人赞成通过该法案，但也有很多人反对。许多基督教传教士都对此提出抗议，其中最著名的是传教组织者耶利米·埃瓦特。在国会，新泽西州参议员西奥多·弗雷林胡森和田纳西州议员戴维·克罗克特反对该法案。面对争议，解决的办法就是：只有经过国会激烈的辩论后投票表决，移民法才得以通过。1810年，参议院通过讨论和辩论，以28票对19票通过了《殷帝安人迁移法》。1812年，众议院以101票对99票通过该法案。对弱者直接的抢劫就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财富，作为白人的两院，自然是不会有悬念的，赶走殷帝安人就能获得白人梦寐以求的土地，白人们怎么会不支持呢，法案怎么会通不过呢。
通过该法案后，母国政府就积极组织实施，以图早日将殷帝安人从现有的地域内迁移到偏僻莽荒的保留地里面去，好为母国白人的发展留下足够的资源和空间；至于殷帝安人的私有财产：土地、家园、部落甚至是生命和财物安全，是从来不在考虑之列的。
乔克托人与母国政府签署了《舞兔克里克条约》，并通过特许权，成为第一个被移除的美洲原住民部落。该协议是母国政府与土著人之间签署的最大的土地转让协议之一。根据该条约，乔克托人部落签署放弃他们有史以来的土地，向密西西比地区的欧美定居点的白人开放；自己的部落则留在最荒芜最贫瘠的边缘地带。明明是被赶走，也要把它说的非常文明，还要通过法案，这就是强加给殷帝安人的霸王条款！但是殷帝安人民也是无办法的，殷帝安人没有任何的选择和反抗的权利，更没有说不的能力和实力。所以，作为殷帝安人部落的领导者，他们是很清楚这里面的过场的，但是也很无奈的，谁叫他们自己不强大呢。如果殷帝安人足够强大，就不会留下有史以来殖民者的一切机会了，白人也不会来到美洲生根落脚的。
切罗基人，虽然《殷帝安人驱逐法》允许部落所谓的自愿迁移，不过是托词而已，是被强迫后的无奈罢了，所谓自愿不过是修饰的文明用语。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平等法案和强加给殷帝安人的条约，政府官员也是经常滥用或者断章取义的乱用。最著名的例子是《新埃科塔条约》，仅由二十个切诺基部落成员而非部落领导人组成的小派别进行谈判和签署；母国政府代表贿赂了部落的二十多个成员，使他们俯首帖耳的听从摆布，就摆平了一个部落。部落领导者和大多数切罗基人并不明白和认可，后来他们把这个部落的被迫搬迁归咎于他们部落和这个受贿赂者私自签订的条约，不过是欺骗和玩弄一个部落的龌龊嘴脸之一。于是，在不知道内幕的情况下，整个部落被迫被强行被迁移到荒凉地带去了。由于准备不充分和本身是被迫搬迁的，所以沿途死亡部落人员比比皆是，先后就有4000多名切罗基人在迁移中死亡，或病或伤或者被强迫迁徙虐待而死。可以说，整个迁徙过程，就是殷帝安人的血泪和累累白骨，累积成白人迅速致富的财富大厦的过程。
塞米诺尔人的迁移更是无奈透顶。塞米诺尔人拒绝离开他们在佛罗里达州的土地，于是，母国政府调集精兵强将来攻打他们，准备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第一、第二次塞米诺尔战争先后爆发。奥西奥拉是塞米诺尔人反对迁移的主要战争领袖，奥西奥拉和一帮人驻扎在佛罗里达州的大沼泽地，地形熟悉，战法灵活，时常搞突袭，在许多战斗中，他们突袭击败了母国军队；这让母国政府大为生气，却拿他们没有办法。因为母国大兵根本就打不赢他们，是他们学会了游击战术，乘母国士兵不注意时发动袭击，弄得母国大兵狼狈不堪；这场战争导致1500多名母国人死亡，耗资2000万母元，依然无法取得胜利。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母国政府就开始设计陷害了：他们说要与殷帝安人进行友好的和平谈判，不希望再流血冲突了。在母国将军托马斯·杰苏普的命令下，设下陷阱，奥西奥拉在佩顿堡附近与母军谈判和平协议时被捕下狱。不久，杰出的殷帝安人领袖、一代土著人的将军奥西奥拉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最终，一些塞米诺尔人深入大沼泽地继续苟延残喘，而另一些人则向西转移，他们被迫继续向西迁徙，并因土地争端又发动了多次战争；没有了杰出领袖领导的塞米诺尔人成为了母国政府肆意宰杀的羔羊，随时随地被大规模消灭。最后剩下来的部分人也不得不放弃祖祖辈辈经营的土地而被迫迁徙到母国政府规定的新的偏远苦寒穷困的地方去了；因为他们怎么也打不赢母国政府的正规军队，这是不得不执行的被迫血泪迁徙命令。说是自愿迁徙，殷帝安人自愿了吗？
马赛科吉人，看到稍微强大一些的无可奈何的其他殷帝安人部落都落败了，自己更是无可奈何，被迫签署了《杰克逊堡条约》和《瓦星墩条约》。之后，马赛科吉人被限制在亚拉巴马州中东部的一小块土地上，动弹不得，被管制在那里，由母国大兵看管着苟延残喘。殷帝安人迁移法案颁布后，克里克国家委员会签署了《库塞塔条约》，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剩余土地割让给母国，并接受迁往殷帝安人领土的条件，在皮鞭和铁血统治下，含泪搬迁离开。在血泪之路迁徙中，大多数马赛科吉人被转移到了殷帝安人的领地，只有极少数人留了下来，只是这部分人适应了母国社会的原因。
契卡索人，与其他交换土地的部落不同，契卡索人将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上获得300多万母元的经济补偿。从先前被移走的乔克托地区购买土地，并支付53万母元购买乔克托最西部的土地。一年间，契卡索族大部分人都搬走了。母国欠契卡索人的300万母元，在将近30年的时间一直都未付清；契卡索人成为一个被哄着离开的部落。
经过大迁徙和强迫接受政策，结果，五个文明部落被重新安置在俄克拉何马州的新殷帝安领地上。切诺基人占领了该地区的东北角，以及堪萨斯州境内与这两个地区交界的一块70公里宽的狭长地带。此后，一些土著人的部落更强烈地抵制强迫迁移，那些少数留下来的人最终形成了部落群体，包括北卡罗莱纳州的切罗基东部部落，乔克托族的密西西比部落，佛罗里达州的塞米诺尔部落和阿拉巴马州的克里克部落。这些狭小的部落虽然留下来了，不过也必须融入母国主流社会才能生存下来，直至被完全同化之后。
这就是母国历史上著名的殷帝安人保留制度。保留地是母国人对殷帝安人驱逐的最后地区，是不愿意背负灭绝殷帝安人部落罪名的母国执政者最后的强势掠夺绥靖政策。母国洲这个大陆原来的主人已被白种人像圈牲口一样拘禁赶来，监视起来了。保留地制度的实行，是母国政府和白人社会解决所谓殷帝安人问题的一个主要步骤，而殷帝安人问题曾是母国殖民殷帝安人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之一，保留地制度不仅对改变母国殷帝安人的历史命运发生了极大作用，也对整个母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划时代的深远影响。母国人对殷帝安人驱逐的最后保留地制度，是西进过程中白人徒手掠夺殷帝安人土地的一个看似文明实则野蛮的非法强制手段，过程之中不惜动用大量军队来进行驱赶和屠杀，确保目标得以实现。那么，这样残酷的制度，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追根溯源，母国早在1783年国会发表宣言中，正式提出了关于处理殷帝安人土地的基本原则，名义上其主要内容是保障殷帝安人对自己土地的处置权，其实就是要将他们赶走，实质上就是要剥夺他们的土地，将他们赶到一块山区居住地看管起来，以便他们掠夺殷帝安人在平原地区的大片大片肥沃土地，用于农业种植、白人社会繁衍、挖取金矿、建设城镇及各种设施所需；也是为了白人的终极安全和长远利益考虑的，因为白人侵吞殷帝安人土地后，不甘心被屠宰的殷帝安人一直对白人进行着袭扰和报复。
然而，在殷帝安人土地问题上，问题还不在于是否在法理上承认殷帝安人的主权和土地所有权，而在于实践中白人当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履行自己的承诺。他们在处理殷帝安人土地的时候，充满了两面性乃至多面性，极大的欺骗了落后而忠厚的殷帝安人部落：一方面，他们要尽量装出尊重殷帝安人主权的样子，什么都是自愿的，不过却是表面上装装样子的遮羞布而已；而另一方面，当殷帝安拒绝割让自己土地的时候，他们就采取各种欺骗、收买和暴力的手段，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掠夺和屠杀殷帝安人民，迫使殷帝安人在条约上签字，从而将签字作为一块莫大的遮羞布、美化帘挂起来！而这种多面性政策的杰作就是为殷帝安人设立的所谓保留地制度；也是他们欺骗世界的伎俩和所谓民主的假面孔。但是丛林法则迫使殷帝安人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因为实力相比太为悬殊了，白人占尽了先天的优势和条件。经过有计划的大规模杀戮，殷帝安人无论从军事、战斗力、科技力量上来讲都是劣势的、不堪一击的；刀架在脖子上了，有什么办法呢？白人又是以国家的名义来提出的，所以殷帝安人民是毫无办法的，反抗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留下来的人群都是经过母国努力改造之后融入母国主流社会的一群；而那些被撵走的殷帝安人，都是在白人看来是冥顽不化的，就没有与他们谈条件的资本了，属于自生自灭或者被追杀的对象而已。
在通过新法案不能直接捕杀殷帝安人的时候，母国在结束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对殷帝安人的残酷直接有计划有步骤的杀戮之后，殖民者们也杀累了，杀了无数的殷帝安人，他们是否是良心发现，也不知道了，才停止了灭绝殷帝安人的野蛮政策。但是与殷帝安人剧烈减少相反，白人人口的急剧增长意味着对土地的需求迅速扩大，而残存在该地区的殷帝安人的居住区便成了特别令人注意的目标，所谓保留地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母国为了获得大片集中成片的土地，就必须要将居住在该片土地上的少数殷帝安人赶到一块集中起来的地方圈禁起来，严加看管，以免生事；以便白人们在他们肥沃连片的土地上获得各种利益。相比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是更为偏僻、贫瘠、荒凉和落后的，那时发现的矿产资源也要少得多，所以白人是必须要将殷帝安人民赶走才罢休的。
杰克逊总统正式签署这项法令时，她不过是一个貌似文明的妓女的羞涩外衣挂在那儿而已。该法令决定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与该河以东的殷帝安人的土地进行交换，这些土地上的殷帝安人将由军事机关负责强行西迁，到密西西比河以西指定的最贫瘠的保留地定居。保留地作为一种制度，显示的是白人的需要：第一，西部保留地的建立是以不再保留殷帝安人在东部的土地为前提的。第二，为了将保留地和母国移民的定居地隔离开来，政府在二者之间设置了一道栅栏，保留地形同集中营。第三，对殷帝安人的保留地，虽然当局曾正式宣布它具有不可侵犯性，但它不断遭到母国白种移民的蚕食和侵吞。
保留地政策的实施，使殷帝安人被限制在狭小贫瘠的土地上，这对热爱故土的殷帝安人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打击。凯厄瓦族首领萨坦在被迫迁移时说：“我热爱这里的土地和野牛，我不想定居，也不想离开，更不想被隔离起来。这块土地是我们祖先世代居住的土地，为什么要强迫我们西迁呢？难道这就是殖民者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吗？当我们定居下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变得苍白、即将死去的时候了！这就是我们殷帝安人的宿命吗？还是白人的野蛮呢。”保留地是母国政府从殷帝安人部落原来拥有的土地中划出来供部落全体成员继续居住的那一小块土地，其边界确定，范围有限，殷帝安人不得随意离开，非殷帝安人也不允许擅自进入。保留地内的殷帝安人处于军队和联邦官员的控制与监督之下，被迫进行同化。
保留地制度不仅使殷帝安人失去了原来美丽富饶的家园和肥沃的故土，而且剥夺了他们的自由、独立和基本生存权利。那么，殖民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强盗吗？或许是，或许也不是，本身对土地和财物的贪婪是他们的本性，是移民新大陆的目的。
解决西部开发中的土地问题，是实行保留地制度的一个基本考虑。母国的迅速崛起，得益于西部的开发；而西部开发所遇到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土地的所有权。殷帝安人本是这片土地的最早居民，但母国认为他们一直没有形成有效占有和建设，更没有开发土地并确认其主权的制度；就是有，母国也不会承认的；这就给具有发达文化的白人社会进占留下了借口和机会。其实根本原因还是殷帝安人实力不强大，打不过外来侵略者的原因。由于白人和混血儿人口的激增和移民的不断涌入，白人社会在土地资源方面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向西部移民成为减轻这种压力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土地问题是白人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由于文化系统的巨大差异，殷帝安人利用土地的方式与白人社会有着明显不同。他们或从事粗放农业，或以狩猎采集为生。这种生存方式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需要十分广袤的地域。夺取殷帝安人的土地，压缩其活动范围，实际等于破坏其生存环境。这就意味着围绕土地问题的矛盾，乃是殷帝安人和白人之间的一种严酷的生存竞争。
母国汨罗斯总统曾断言：“狩猎或野蛮状态要求以很大的地域来加以维持，超出了文明生活的进步和正当要求所能允许的限度，所以殷帝安人必须服从于我们确定的文明生活。”这表明了白人社会强行夺取殷帝安人土地的决心。要夺取殷帝安人的土地，必然要否认其土地所有权。17世纪末就有人说过，殷帝安人的土地权利不过是通过占有而来的，但他们占有多年，也未能很好地加以开发，所以没有资格谈什么所有权，应被从这片土地上赶出去。这正是贼喊捉贼的强盗逻辑！后来侵略者说先来的居民是非法占有的，简直可笑至极！
《母国法律》一书的作者写道：“殷帝安人对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并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属于母国政府的。”因为谁战胜了谁就可以主宰一切，这是不容争议的。约翰·杰克孙总统也不承认殷帝安人除母国政府允许其占有的土地外还有什么土地权利。与这种议论针锋相对的，是殷帝安人对其土地权利的捍卫。肖尼族领袖特库姆塞说过：“白人无权从殷帝安人手中夺走土地，因为是殷帝安人先得到它的，并且时代居住在此！你们才是外来的侵略者。”有的部落利用宗教来维护其土地权利，称土地既不属于白人，也不属于殷帝安人，而属于至上的神。可是白人才不管你什么神呢，直接夺取就好了；不继续杀害你已经是最大的仁慈了！从与白人接触的经历中，殷帝安人日益强烈地意识到，白人对殷帝安人的唯一要求，就是更多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殷帝安人却除外。为了生存，他们不可能满足白人永无止境的土地欲求。但不管殷帝安人意愿如何，母国政府和白人社会仍用各种方式和名义剥夺其土地。自殖民地时期始，白人就用发现的权利名义获取土地，声称由白人发现的土地即属于白人；殊不知早在几千甚至几万年或者更早以前，人家殷帝安人就在此生活定居了！谁在乱说、蛮不讲理和强词夺理，还不明白吗。在已被殷帝安人占有的地区，则借征服权利的旗号行事，吞并被打败部落的土地，只是这种手法实际运用得更多更直接而已。
战争后，联邦政府曾在一些部落中试行份地分配制，划给每个部落成员640阴亩作为个人保留地，分配后余下的土地则由政府购买后开放给白人。但土地纠纷却愈演愈烈，购买也是一句空话，画一个饼给殷帝安人就是了，至于钱什么时候拿，殷帝安人是无法主宰的。为此，联邦政府推行迁移政策，将东部的部落驱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把东部土地全部向白人开放。在此后的10余年时间里，东部的绝大部分殷帝安人约有6万人都迁入了今俄克拉何马一带的殷帝安人领地。陆军部的报告宣称：由于迁移的结果，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已没有什么土地未被出让而令他们想望得到的了。但迁移政策仅解决了东部的土地问题，不久，西进的浪潮迅速越过密西西比河，白人拓殖者又与西部殷帝安人及新迁到西部的部落发生土地之争。以明尼苏达州为例，建为领地，10年后白人人口即达17万多人，这个地区实际上已为白种人大部分占领。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呢？这时已没有遥远的地区可供殷帝安人迁徙了，唯一的办法就只能把各部落限制在狭小的地区里，将他们原有的活动地域最大限度地开放给白人。于是，保留地办法就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基本思路了。
实行保留地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出发点，在于隔离和同化殷帝安人，以消除种族冲突。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和激烈的生存竞争，以及处于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殷帝安人和白人之间无法混居而和平相处，频繁而血腥的种族冲突，受害的首先是殷帝安人，广大的白人也不可避免地蒙受一些小的损失。那些处于白人社区包围之中的部落，经常与白人产生零星的摩擦，血亲复仇事件时有发生；而西部的游猎部落则不断袭击白人边疆定居点和移民队伍，使边疆居民惶惶不安。母国政府多次对殷帝安人用兵，但武力征讨不仅代价高昂，而且效果也不理想。这种现实使不少人相信，两个种族不可能共存于同一地区。早年，有个白人传教士断言：白人与殷帝安人之间的统一，如同人与其他动物统一一样，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蔑视的态度非常明显，白人根本就没有把殷帝安人当做人来看待，而是作为动物来看待的。白人社会普遍认为，殷帝安人的生活方式对基督教精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殷帝安人也很蔑视白人文化，用苏族首领左牛的话说，白人充满占有欲，劫贫济富，用建筑和废物来玷污大地母亲；他称白人为一股春天的浊流，一旦决堤而出，便把所有挡道的东西冲毁；他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比肩而居。解决种族冲突的主动权，是控制在白人社会手中的。就当时的种族关系格局而言，消除冲突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灭绝殷帝安人，二是对他们实行隔离和同化。现实的选择则自然是后者，因为新法案后再也不容许大规模无故杀害殷帝安人了。
在早期，系统提出保留地计划的卢克·李认为，任何有关殷帝安人政策的计划，必须有利于将殷帝安人最终改造成母国社会的公民；对西部的野蛮部落来说，只有迫使他们定居下来，如果他们不从事农业就会挨饿，这样才能让他们走白人的路。格兰特政府的内政部长雅各布·考克斯也提出，保留地政策目的不外有二：一是使西部拓殖者免于殷帝安人的威胁，二是开化同化和教育提升土著居民。这倒是说得有点冠冕堂皇的！可见，在保留地制度的倡导者和推行者的心目中，把殷帝安人与白人社会隔离开来，用同化的办法来消除种族冲突，乃是保留地制度所要完成的重要使命。保留地制度的推行虽系母国政府所为，但也出于白人社会的压力和推动，更是为了白人的根本利益而推出的。要求把殷帝安人驱赶进保留地的社会势力，首先是边疆居民；白人拓殖者一方面要夺占殷帝安人的土地，另一方面又苦于土著部落的袭扰，因而总是呼吁政府加以保护。正如海伦·亨特·杰克逊所言，在每一个夺取或企图夺取殷帝安人土地的边疆人身后，总会有一群无耻的政客在支持他，所以拓殖者的意志总能在政府的决策中得到反映。联邦政府对西部开发向来是持鼓励态度的，消除殷帝安人对西进的阻碍，也是它乐于承担的责任。母国政府对殷帝安人固然不友好，但边疆居民对土著部落的仇恨与敌视却很强烈。他们视殷帝安人为动物，在对殷帝安人的态度上，他们通常比殷帝安人本身表现得还要野蛮。有位白人作者写道：“我们的西部拓荒者，都不是爱好和平的人。他们对土著怀有一种本能的仇恨，只因他们无能去灭绝这个种族，才阻止了其仇恨的爆发。”这种状况使一些同情殷帝安人的人道主义者感到担忧，他们认为保留地制度或许可使殷帝安人免遭灭绝，而同化和改造则能让他们进入主流社会。所以，这些人道主义者成了积极支持保留地计划的另一种社会势力，对联邦殷帝安人政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最后，还应指出，保留地制度在1750年以后得以普遍实行，还得益于不少有利于白人社会的条件。从殷帝安人方面来说，在与白人的长期战争中，大部分部落都饱受战乱和疾病的蹂躏，人口锐减，力量衰弱，逐渐无法与白人社会抗争，简单的说就是打不赢。来自白人平民的屠戮、政府的征讨、加上部落之间的厮杀，固然对殷帝安人产生了很有害的后果，但疾病才是最大的杀手。殷帝安人对由白人传来的麻疹、天花、猩红热、性病、鼠疫和霍乱等疾病毫无抵抗能力，一旦传播和流行，往往整村甚至整个部落的人都难以幸免。1738年的一次疾疫流行，使切罗基族人口减少了一半；1745年，达科他·阿西尼博恩族有75%的人死于天花流行；1739—1765年间，密苏里河以西地区天花四度流行，使曼丹族由1600人减至100人，黑脚族由4800人减至2000人。另外，白人传入的饮酒和卖淫习俗，大大损害了殷帝安武士的体质和意志，从另一方面削弱了土著部落的战斗力。一次，在战斗无法消灭殷帝安武士的时候，白人采取了特殊的作战模式，夜间放出了100多人的白人妓女，勾引殷帝安人武士出来嫖娼，正当他们扑在白人美女身上逍遥的时候，白人军队赶来了，拿着枪或者刀，一个个的将殷帝安人武士消灭了；他们多次采用这样的战术，收到的效果极佳，甚至比直接在战场的收获还要大。
所以，在联邦大力推行保留地制度的过程中，能够用武力进行抵抗的部落已寥若晨星。与白人文化的接触，给殷帝安人带来的另一种消极后果，是对白人物资的严重依赖性，并由这种依赖性导致了他们对白人的屈从，从而保证了保留地制度的顺利推行。殷帝安人从白人文化中吸收得最彻底的，就是枪支和烟酒。枪支取代弓箭和石器，成为狩猎、作战的武器，是白人带给殷帝安人的进步；但枪支的供应、维修以及弹药的来源均仰赖白人，所以殷帝安人不得不屈服。烟酒的传入使不少人染上抽烟、饮酒的嗜好，而殷帝安人自己不会造烟和酿酒，烟酒的供应也依赖于白人。白人社会利用殷帝安人的这种依赖性，或以优惠供给为许诺，或以断绝货源相胁迫，促使一些部落接受了保留地制度。同样重要的一点是，生存环境的毁坏使得不少部落被迫迁入保留地。东部的部落因生息之地完全落入白人之手，保留地便成了他们最后的退路。
大平原和西南地区的部落，多以猎取野牛为生存依托。有个部落流传一句古老的谚语：“野牛以其肉供人食，以其皮供人衣，我们是和野牛共生的群体，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的生命和孩子的成长全靠野牛。”但由于铁路的开通和市场上对野牛皮的需求，招致白人职业猎手对野牛的大肆捕杀；母国政府为断绝殷帝安人的生路而逼迫他们进入保留地，也鼓励猎杀野牛。平均每年有300多万头野牛被射杀。到了25年后，南部的野牛群遭到灭绝，再过了5年后北部的野牛群也销声匿迹了。原本骁勇善战的大平原诸部落，因无以为生而屈辱地被迫迁入保留地，靠联邦的有限配给和生活费聊以度日。
保留地制度的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两个种族在母国大陆接触的初期。白人移民的到来，引发了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导致白人社会所说的“殷帝安人问题”的出现。为处理这个棘手难题，从殖民地时期起，白人社会就试用过多种手段，保留地即是其中之一。弗吉尼亚的那些与白人接触最早的部落，由于人口减少和势力衰微，不得不对殖民当局屈服，被迫居住在由当局划定的土地上，每年向当局进贡一些物品，这或许是保留地的最早形式。南卡罗来纳和钮乐殖民地也曾为殷帝安人设立保留地，不许白人随意进出。在新阴角兰各殖民地，保留地雏形的出现和清教徒改造、同化殷帝安人的活动有密切关系。清教徒相信土著居民可以通过信仰基督教而得到拯救。他们设想的具体办法是，使殷帝安人集中居住在一起，脱离原来的生活方式，走白人的道路。1638年殖民当局在纽黑文为屠杀之后仅存47人的奎尼皮阿克族划出一块1200阴亩的土地，不许他们离开，也不准其他部落的人进入，为此特设一名白人监督官来管理保留地事务。这种措施与后来的保留地制度十分近似。后来，新阴角兰境内出现了不少类似的保留地，当地人称之为基督徒庄园。较典型的保留地，如马撒主赛的内蒂克庄园，曾实行份地分配制，试图把殷帝安人变成小农；保留地内还设有按阴角兰模式建立的政府。另外，宗教信仰改造也是保留地内的主要活动；不过，这种用保留地来改造和同化殷帝安人的努力，一般都是失败的。保留地的殷帝安人因战争、疾病和生活条件变动而人口大减，有的出售份地流徙他乡，有的则起而造反被杀或被赶走。不少保留地宣告解体，马撒主赛州一度拥有8个保留地，到1781年仅剩下2个。母国建国之初，钮乐和宾夕法尼亚政府曾为人口锐减的易洛魁人各部落设立保留地，其动机是使那些幸存的殷帝安人在白人社会的包围中保有一块立足之地，直到他们获得开化而进入白人社会时为止；但结果不过是制造出一些荒野中的贫民窟而已。
这些早期的不成功尝试，似乎没有为联邦政府处理与殷帝安人的关系提供直接的借鉴。根据《联邦宪法》《西北法令》以及当时执政者的理解，殷帝安人各部落都是母国以外的主权实体，母国与它们的关系带有外交的性质。1830年开始执行的迁移政策，正是基于这种前提而制定的。迁移是通过表面条约方式完成的，迁到西部的部落仍享有一定的主权和自由。起初，联邦政府仍打算采用迁移的办法，使殷帝安人为白人的拓殖让路。1740—1790年间，欧塞奇人平均每10年向西迁徙100公里。不断的迁移，给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军事和财政负担，而且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殷帝安人事务专员奥兰多·布朗提出，为西部各部落的活动地域划出边界，未得部落同意或联邦代表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其领地。这个设想旨在单纯解决种族摩擦和边疆冲突，但却是联邦一级的保留地计划的最早倡议。布朗在年度报告中提出了更具体的计划：联邦为每个部落划出保留地，让殷帝安人从事农业，由联邦提供农具、牲口及其他生活物资；对殷帝安人实行文化、教育和宗教上的开化。布朗的设想为卢克·李所发展和完善。所谓李方案的要点是：压缩殷帝安人部落的活动地域，把他们迁入保留地，使之远离移民路线和白人定居点；每个保留地都有严格的界线，保留地内殷帝安人如有反抗行动即以军队弹压之；联邦对保留地事务进行严格管理，通过职业教育使殷帝安人成为农民或牧民。因此，李方案最终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国会于1851年拨款10万母元用于同殷帝安人签订有关设立保留地的条约。
为了好看和面子光鲜，在形式上，保留地制度的推行大多得到有关部落的同意，因为保留地的各项内容都是通过双边条约规定的。但条约的签订过程却充满暴力、欺诈和威逼利诱。实际上，多数部落都不愿意放弃其世代生息的土地，他们对迁入保留地的后果深为忧虑：“如果用我们的土地与别人交换，恐怕会发生与移植一棵老树相同的后果，它会枯萎和死去。”然而，不论殷帝安人如何反对，联邦政府还是实施和最终完成了保留地计划。这个时期的保留地制度与早期的保留地尝试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早期的保留地是一些个别而零星的实验，范围较小，涉及的多为弱小而对白人友好的部落。以后广泛实行的保留地制度，已成为一项全国性的政策，涵盖所有部落，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具备复杂的功能。保留地制度的推行，标志着殷帝安人与白人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在此之前，各部落均属独立于母国之外的主权实体，部落政府拥有各种决断权，在名义上与母国政府保持着平等关系；而保留地制度的推行，使殷帝安人完全陷入母国政府的控制与管理之下，部落政治权力被联邦代理机关所取代，殷帝安人彻底丧失了独立、主权和自由。就性质而言，保留地不过是联邦政府为隔离和改造殷帝安人而为各部落设立的临时居留地，部落对保留地没有所有权，联邦政府是其最高主权者和管理机关。联邦建立管理处作为保留地的核心权力机关。一般由一个管理处控制几个保留地，每个保留地都有常驻的联邦管理员，负责管理部落财产和基金，分发联邦的配给和年金，执行改造殷帝安人的母国化计划。保留地面积大小不一，大者横跨数州，占地1400万阴亩，最小者不过100阴亩。通常是一个部落居住在一个保留地内，但几个部落共有一个保留地、或一个部落分散在几处保留地的现象也不罕见。东部也有不少保留地，但保留地主要分布在西部各州，其中俄克拉何马一带的殷帝安人领地就有67个部落的保留地。
除常规保留地外，还有一种军事保留地，专门关押殷帝安人战俘，四周有重兵把守。这期间保留地制度经过了几次调整和改组。由于白人仍旧觊觎保留地的土地，因而母国政府采取了集中的措施。集中有两种方式：一是把分布在几个保留地的同一部落的分支集中到一个保留地；二是把更多的部落集中到殷帝安人领地。这次集中使殷帝安人又失去了数千万阴亩土地。以后政府开始实行份地分配制，不少部落被拆散，保留地被撤销。因此，翻开母国地图，仍旧可以见到许多大大小小的保留地星罗棋布于整个大陆，如同主流社会中的一个个孤立的岛屿，构成一种奇特的人文地理现象。
巴伟奇特研究证实：保留地制度的推行，给殷帝安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最直接的富国是：家园毁灭，土地丧失，迁移路上饱经磨难、失去生命，生活环境发生巨变，人口锐减，独立和自由均付诸东流；这些不幸几乎是所有进入保留地部落的共同经历，但各部落的反应并不相同。那些原来文化比较发达的部落，从保留地制度造成的苦难中崛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了复兴。另一些部落在经过抵制之后，也开始走上生产自给的道路。但相当多的部落长期未能适应新的变动，趋于消沉和颓废。不论是何种情况，殷帝安人都没有失去复兴的希望，还在尽力保存自身的文化传统，梦想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在保留地内获得复兴与发展的，只有那些原来就是文化比较发达的部落，特别是从东南部迁入殷帝安人领地的五大文明部落，即切罗基族、乔克托族、奇卡索族、克里克族和塞米诺尔族。五大文明部落在迁入殷帝安人领地之前，一方面饱受白人文明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从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成分，创造出了殷帝安人中最繁荣的文化。这些部落采取主动的态度对待白人文化，部落领袖要求全体成员改变生活方式，在服装、生产方面接受白人的风俗习惯。他们建立了很多农场、种植园和企业，有的起初还拥有一批黑人奴隶。在政治上，他们制定了成文宪法，建立了以选举制为基础的新型政府。在文化上，他们鼓励白人传教和兴办教育，不少人的教育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白人邻居。特别是东切罗基人，不仅经济兴旺，社会繁荣，而且创设了立宪共和国，拥有自己的文字和报刊，是殷帝安人中翘楚。访问过该部落的北方人都感到殷帝安人的勤劳，因而生活得舒适而富足，口袋里的钱比白人还多。不幸的是，一贯指责殷帝安人野蛮落后的白人社会，不仅不欢迎他们的文明开化，反而视之为对白人文化的更大威胁。所以，五大文明部落也未能避免遭受迁徙他乡文明逐步被灭绝的厄运；他们创造的文明和繁荣也因为迁徙而全部毁灭或者被白人白白的拿去了。
19世纪30年代，五大文明部落被迫迁入殷帝安人领地。当时的殷帝安人领地虽未明确其保留地性质，但实际上已十分接近后来的保留地；所不同的只是，五大部落在一个时期内仍享有较大的自治权。虽然迁移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痛苦，但他们定居下来后很快就走上了复兴之路。他们重建立宪政府，选举各级官员，开办学校，发展教育，印刷报纸，出版书籍，兴办农业、牧业和贸易，生产的棉花出口国外，谷物和牲畜销往密苏里、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的边界市场；部落社会中重新出现了兴旺景象。但是内战连年，给5个部落造成了严重创伤，部落相互分裂，生产遭受停顿，土地被荒芜，不少人流离失所。战后5个部落顺利地得到了重建：一些人投资于新兴的铁路、采矿和养牛业；有个名叫罗伯特·琼斯的乔克托人还发了大财，拥有28家商店，成为远近闻名的企业家。部落政府还举办国际博览会，招揽白人前来投资和旅游；有些人还大批雇用白人做劳工。阴语成了他们通用的语言，人们的吃、穿、用、住、行也日益接近白人。尽管部落内部一直有人抵制变革，但终究不能阻止勤劳勇敢的殷帝安人领地成为西南部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但是，这只是极少数的情况。
不过，5个部落对保留地制度的成功适应，在保留地时期的各部落中并不具有普遍性。相当多的部落，或部落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不像5个部落那样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情况较好的是逐步走上了生产自给的道路。在20多万保留地殷帝安人中，约有13万4千人做到了生产自给。另一些对保留地制度进行过长期抵制的部落，由于不能适应生存环境的巨变而经受了更加深重的苦难。这些部落原来生活在大平原和西南地区，多以游猎采集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手段，而且骁勇善战，特别是接受白人传入的马匹和枪支后，更是行踪不定，四处袭扰，使边疆居民为之胆寒。由于这种生活方式需要有极广阔的活动空间，因而保留地制度对他们始终是禁锢，是与他们日常活动和生存方式格格不入的。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对保留地制度进行坚决抵制。大平原北部的苏族和夏延族，曾对北线的西进和铁路修建构成了严重威胁，使前来镇压的联邦军队屡屡受挫。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做出了较大让步的前提下，他们才同意迁入达科他和蒙大拿的保留地。但他们仍继续游猎生活，经常越出保留地边界游牧打猎。同时，白人也不断进入他们的保留地采矿掘金，并大量猎杀野牛，导致双方发生激烈的冲突。直至最后，苏族和夏延族才放弃对保留地制度的武力反抗。大平原南端的凯厄瓦族、科曼奇族和阿帕奇族也对保留地制度进行过顽强的抵抗。联邦官员与大平原诸部落首领会谈，要求他们迁入保留地。为防止这些部落的反抗，联邦政府在大平原上建立了许多军事据点。阿帕奇人是最后进入保留地的大平原部落，联邦为阿帕奇族划出7个保留地，但他们拒不迁入。于是联邦动用军队进行驱赶，约有2000名士兵专门从事这项行动，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将阿帕奇族人全部赶进保留地。进入保留地后，这些部落仍不甘屈服，继续进行抵制。他们或越出保留地边界去狩猎，或袭击附近白人定居点，偷盗、掠取其财物，或得手后进入堪拿达和摩西戈境内。对于逃出保留地的殷帝安人，联邦军队严加追剿打击，一旦发现立即捕杀。一年，联邦军队在沃什塔攻击一群离开保留地狩猎的殷帝安人，近800人被杀死，100多名漂亮年轻的殷帝安人妇女被掠走。某一年，凯厄瓦族首领坐熊和白熊逃出保留地，袭击了得克萨斯州的移民点，被捕后相继自杀，死前皆慷慨放歌，甚为悲壮。也有少部分殷帝安人的抵制取得了成功。内兹帕斯族对保留地进行长期抗拒后，获准返回故地。庞卡人首领立熊思念故土，率30名族人逃出保留地返回故地，遭到逮捕，联邦司法机关在审判他们时认定：和平的殷帝安人，有权自由出入保留地；这是唯一维护阴地安人权利的两个个案。但更多的殷帝安人对保留地制度的对抗，采取的则是消极、被动的方式，逃亡、越界、偷袭等暗中抵制是最大的特色。
生活在保留地里的殷帝安居民，生活环境和角色地位的突变，使许多殷帝安人感到无所适从而心境悲凉。一些人以酗酒来逃避现实和麻醉自己。尽管联邦管理机关明令禁止向保留地殷帝安人出售酒类，但酒还是通过各种不明的渠道，高价倒卖到了殷帝安人手中。酗酒者多为当年的武士，他们被迫放下武器，无仗可打，便借酒浇愁，有醉殷帝安人之称。与酗酒相伴的是犯罪率上升，酒后的凶杀、复仇、对抗更为频繁。所以，酗酒成为保留地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有的人则沉湎于游乐，或玩牌、或赌马、或举家出动走亲访友数月不归。对老年人来说，回忆过去乃是逃避现实苦难的最好方法。他们不厌其烦地向下一代讲述当年的野牛、鹿、狩猎和部落战争。由于殷帝安人多无文字，这种口头流传便成了他们保存历史和文化的主要方式；口头传承文化在保留地很快被遗忘了，导致了殷帝安人本土文明的不断消失。
那些迁入保留地的部落，大多不习惯定居生活。他们不肯从事农业、牧业，也不喜欢政府提供的食品，觉得什么都不如野牛肉好吃。但没有了野牛可猎，也只得退而求其次，终日无所事事，呆坐度日，等着联邦政府发放配给。绝大部分人都在以各种方式默默忍受保留地的不幸生活，但也有人将自己的不满表露出来。肖肖尼族首领沃夏基对怀俄明州州长表白：“先是失望，继而是深深的悲哀，接着是难言的痛楚，接下来有时苦不堪言而使我们想起枪、刀和战斧，点燃起我们心中的绝望之火——先生，这就是有关我们的经历、我们悲惨生活的故事。”苏族一位预言家说，从前殷帝安人生活快乐，但白人来后他们的土地越来越小，最后被禁锢起来了。阿帕奇保留地的一首歌谣也唱道——
“一切都已逝去啦——我美丽可爱的故乡，正在被外来人污染，野牛被他们杀尽了，断了我们生存之本的白人，是我们世世代代的仇敌，可是我们却打不过他们，这是为什么——万能的神啊，请你告诉我，要怎么才能活下来哦——白云飘飘，森林被砍伐了，我们被撵走了，什么时候，这些讨厌的人能够消失掉——？我们的家园，何时才可以平静了？万能的神啊，请给我们力量吧，我们没有活路了！”
但是，尽管悲怆和无奈，没有任何办法，处境不幸的殷帝安人并没有彻底消沉和丧失希望。他们仍在顽强地维护本族的文化传统，在内心深处埋藏着复仇的怒火和复兴的梦想。联邦政府在保留地推行同化政策，不准殷帝安人保持原来的风俗、仪式和宗教，因而他们只能秘密进行传统文化活动。太阳舞、青谷舞和派尤特崇拜在保留地十分盛行，梦幻者教、鬼魂舞教、殷帝安人震颤教也拥有众多的信徒。这些传统仪式和宗教，一方面显示了殷帝安人文化的凝聚力，另一方面表明殷帝安人的信仰，他们甚至相信：总有一天白人会被消灭，殷帝安人的黄金时代又会到来。所以，虽经政府禁固围剿，这些仪式和宗教仍未绝迹。一位苏族祭师临终前向至上神祈求道：“让我的人民生活下去吧！”至上神似乎没有让他失望——殷帝安人虽经保留地制度的毁灭性打击，仍以一个个种族的形式生存下来了，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奇迹，表明这个种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尼罗赫库的第十世孙巴伟奇特经过仔细的研究，认为：母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之一，就是它兴起于殷帝安人生息的大陆之上，以后者的苦难和不幸作为自己成长壮大的代价，而毫无亏欠之心，是颠倒了黑白的；还标榜自己是民主、人权和文明的典范，确实是恬不知耻的代表。在保留地制度形成和推广的年代，正是母国社会迅速发展的时期，这种制度虽然在道义上是残酷的和非正义的，但却适应了母国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发挥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功能。实行保留地制度的首要动机，就是满足白人社会对殷帝安人的土地要求，保障西部开发的顺利进行；而保留地制度做到了这一点，这便是它最突出的一个历史作用。建立保留地制度的时候，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殷帝安人部落大部分都已西迁，仅杰克逊总统当政时期，白人通过迁徙就从殷帝安人手里获得了l亿阴亩土地，而母国政府所付的代价却非常小。在推行保留地制度以后，白人社会又从西部殷帝安人各部落那里夺得了大量土地。而且，由于把殷帝安人限制在保留地内，减轻了边疆冲突，保证了移民前路的通畅，有利于西部开发的顺利进行；对于整个母国的发展都是举足轻重的。
在保留地制度全面推行后，殷帝安人所占有的全部土地仅有母国3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中的2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作为本土主人的殷帝安人，所占有的土地仅仅是原来的一百五十分之一；而且被分割成无数支离破碎的保留地，土地贫瘠荒芜；而那些肥沃的可耕土地都已经易主到了白人手里了，何其可怕。保留地制度并未最后完成对土著部落土地的剥夺，也不能绝对保障边疆安全。最初划出的保留地面积相对较大，后来又发现荒芜的地表下埋藏着丰富的矿藏，因而保留地很快又成了白人社会觊觎的对象。于是，联邦政府开始对保留地进行调整和改组，以压缩其面积；或迫使保留地的部落再次迁徙，以让出白人所需要的土地。当这些仍不能使白人的土地欲望获得满足时，联邦政府便着手解散部落，撤销保留地，在殷帝安人中实施份地分配制，这又一次造成了殷帝安人土地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不满保留地制度的殷帝安人不时逃出保留地，仍对白人定居点形成威胁，于是联邦政府又派正规军对他们进行征讨。可见，军事行动构成了对保留地制度的必要补充。有些母国历史学家，如边疆学派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研究西部开拓历程时，对殷帝安人的苦难只字不提；使用“自由地”的概念时也完全忽略了土著部落的基本土地权利。
若对保留地制度稍加探讨，便可发现这种研究取向是很可商榷的。就长远的历史影响而言，保留地制度所发挥的最大功能，乃是对殷帝安人的强制同化和改造。母国政府和白人社会对殷帝安人的政策与态度经常变动，但强制同化却是一项一以贯之的政策。白人社会相信，白人和殷帝安人不可能在同一大陆上共存，因为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太大，要解决殷帝安人问题，唯一的途径不是灭绝、就是同化他们。1792年就有人断言，殷帝安人或被开化或遭灭绝的时代将会到来。由于灭绝一个种族在道义上牵涉的罪恶太深，所以母国政府宁愿执行同化政策。在殷帝安人各部落拥有独立和自主权的时期，同化政策的效果完全取决于部落的选择，一般来说进展不大。
保留地制度剥夺了殷帝安人99.5%的土地，剥夺了部落的独立与自主权，为强制推行同化政策打开了绿灯。于是，保留地成了同化殷帝安人的母国计划的实验场。关于如何同化保留地的殷帝安人，白人社会提出过多种方案。以后联邦执行的所谓和平政策，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先把殷帝安人迁入保留地，然后进行同化。人类学家摩尔根提出对保留地殷帝安人实行货栈制，为其产品提供市场以鼓励他们从事生产。还有一种比较系统的方案，计划用25—30年时间完成保留地殷帝安人的母国化：第一步是使其定居生产；第二步使其摆脱白人的不良影响；第三步向其传授劳动技能；第四步实行基督教化；第五步建立保障其私有财产权利的法律系统。关于同化的要求，莫洪克湖会议指出，殷帝安人必须做到3点：一是掌握阴语以便和白人交流；二是学会生产技能以便维持生存；三是接受基督教式的教育以便承担家庭、国家和教会的义务。只有达到这些要求，殷帝安人才能进入主流社会，成为母国公民。否则，就只能自取灭亡或者等着被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