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葫芦猫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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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一年级(一)

不知不觉我就从学前班毕业了。

踏入一年级,我们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分班。同学们自行长队,轮着一个去一班,一个去二班。同样因为我实在太讨人喜欢了,老师们都在抢我。只知道在那嬉闹的我,莫名其妙就被安排在了一班。

那时候,我们的老师都换了。语文老师是朱老师,数学老师是罗水生老师,还有美术加音乐实习老师田老师。

罗老师那时候也有四五十岁了,短方的脸,皮肤黝黑,脸上还有几颗大痦子,但并不觉得碍眼。他的毛发好像也都漆黑漆黑的。不知道是不是发际线后退太严重还是秃顶,他也把头部前方的一侧头发全都梳到另一侧,这样可以遮盖裸露的头皮。他的眉毛又粗又浓,配着一双不大但深邃的眼睛。加上他一贯不苟言笑的态度,我感觉他像一匹头狼。

罗老师是那种挺严厉的老师,对吊儿郎当、成绩差的学生几乎没有什么好脸色。对乖巧的、成绩好的学生很器重,经常予以夸赞和奖赏。但好学生粗心或松懈时,他也总不会放过。一年级我们要开始背加法口诀了,几乎每天他在课上都要抽点我们这些成绩好的学生试背。其实那口诀根本就不难呀,如果打散,随便抽问,我们都能迅速口算出正确答案,但奇怪的是,我们硬是没有一个人流利地背出来。我当时好像也没有把这事太放在心上,也没有怎么在课余多下苦功去背,尽管其实我也很想当那个第一个满足他期望的人。于是,终于一天上午,被抽到的钟路英磕磕绊绊地完整背出来了。罗老师倒也没有很惊喜,可在那之后,莫名其妙地我们就都能背得顺溜了。

那时候,我数学动不动就是满分,算是很典型的好学生了吧,但也免不了被老师批评和小惩。他喜欢在课堂上限时让我们完成课本上的课后练习,然后自己依次去批改。那时候我坐在第二组的前排。检查完自己的作业后,一边观察着老师什么时候改到我这,另一边跟后排的同学开小差。没想到,老师很快就改到我那儿了。那时候我还背着身子跟同学在嬉笑。于是,老师用他的教鞭敲了一下我的头。这一挨打,虽然不疼,但属实让我觉得丢脸极了,脸刷地一下就红透了,我也不敢抬头看老师。老师只是盯了我一会,没有说我,我倒更觉得难为情,感觉辜负了老师的期望。好在我的答案就是对的。之后我上课好像就更谨慎了,更不敢开小差了。对了,老师那根教鞭可厉害了,虽然很细,但很有韧性,打人可疼了。他经常把煤油完成作业的同学提到讲台,然后一个一个打手心。看情况打一下三下的,我们就坐在座位上,大气不敢出,眼看着被打得同学疼得脸通红,也不敢叫、不敢哭,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这招杀鸡儆猴是绝了。不过,可能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招数可能一开始还有点威慑力,时间久了,该吊儿郎当的还是一样把老师的话当屁放,该不做作业的还是不做,该粗心的还是粗心,而听话的学生也还是一如既往的按时完成作业。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是我的童年阴影了,我真的觉得很伤自尊,甚至一直影响到我现在的审美。一年级了,我们也是少先队员了,每天上学都需要戴红领巾。而且是校门口有老师甚至校长检查的那种,没戴的一定会被赶回家戴了再来。我也忘记过一次,来回差点迟到了。不过给我阴影的事不是关于红领巾,是关于我的头发。联想到红领巾只是觉得好像打理好自己的头发本来应该是和戴好红领巾一样要严格遵守的公事。具体是这样的:那天早上,可能我开始觉醒自己的审美意识了,突然就不想扎头发了。于是我跟母亲说快迟到了,我不扎头发了。其实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不给我扎花里胡哨的头发了,只是简简单单地扎一根马尾。于是,风尘仆仆赶到学校的我顺利进了校园,迎接着第一节数学课。那时候我才沉浸在自己的美貌中,我幻想着自己顺滑的及腰长发多么优雅迷人。结果罗老师一进来就开始对着我开炮。那时候我坐在第三组第一排,也就是正对着老师的讲桌,我避无可避。罗老师一脸鄙夷地说我披头散发的像颠婆一样。毫不夸张地说,一颗一直被夸美的少女心碎得稀巴烂。在我刚意识到自己的美好,想展示自己的时候就被狠狠地打击了。其实我的头发根本就不乱,也根本不会影响到我学习。我也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要用那么重的话羞辱我。“颠婆”?那时候,我们那条街上的确有一个“颠佬”的,他是真的精神有问题,被家人抛弃,只能衣不蔽体地流落街头、饱受欺凌。我一个才8岁的体体面面地小女生怎么就因为偶尔一次披个头发就要被骂作“颠婆”呢?其实,现在我也还是想不通。也许真的在那个年代,老一辈的传统男性尤其封建保守,他不允许我小小年纪就流露出一股招蜂引蝶的媚态,不允许我把心思放在学习之外的事上,不允许我哗众取宠、过分出风头。那件事后,我再也披过头发,无论何时,头发都是紧紧绑着的。哪怕乱了,我也不敢当众整理充扎。其实,我心里并不恨他或者讨厌他,他对我的赞赏要远远超过对我的批评。我一直很感恩也挺喜欢他的,因为有时候其实他也挺幽默挺可爱的。

还有一件发生在他课堂的事,与他本人倒不是十分相关。一个叫江梅香的女生因为成绩差又内向当时被安排坐在第一组最后一排靠墙的座位。罗老师上着上着课,突然就有同学提醒老师说江梅香不舒服。只见她无力地趴在课桌上,脸色苍白,冒着冷汗且虚弱地喘着粗气。大家都吓坏了,也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现在想来,估计她是因为没吃早餐低血糖了。她也是个可怜的姑娘,她的家人重男轻女,对她很差,把她当婢女一样使唤、打骂。后来这件事怎么收尾的我也不记得了,多半是送回家了吧。

升入二年级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接触过罗老师了,好像只是依稀记得逢圩时在街上偶见一两次推着自行车买菜的他。他还是一丝不苟地穿着白衬衫和西裤,不苟言笑地穿过人群,直至消失在我眼前。二十年过去了,不知道罗老师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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