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研究任何国家或地区将近500年的历史都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这项任务是研究近现代伊朗史时，这就更令人望而生畏了。我花了将近20年时间来研究这段复杂的历史，这一时期的伊朗经历了5个王朝的更替、至少3次革命、3次内战、4次外国占领，以及伊斯兰共和国新政府的成立。但愿我已经进行了连贯的历史叙述，将过去的历史事件串联成了有意义的主题，正如每一个绳结都被编入了波斯地毯中。但历史学家们总是这样告诫读者：历史总是有许多随机的扭曲和转折，很少循着一个有序的设定。正如这本书所描述的那样，近距离来看这段历史，总有一种杂乱无序之感；但回过头来，伊朗近现代的历史用许多清晰的路线揭示了一种模式。

我在本书中尝试追溯伊朗现代性的根源，更准确地说，是近500年时段内的现代性。对许多读者来说，500多年前兴起的那场强有力的救世主运动，似乎与人们通常理解的任何现代性概念都相去甚远。而事实上，国家的崛起与宗教信条的强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萨法维帝国坚持什叶派教义，宗教教义影响下的国家崛起与几个世纪之后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也有关系。伊朗在19世纪和20世纪与欧洲广泛接触，在各个领域采用西方现代技术，只是增强了伊朗自身的认同感，巩固了伊朗历史具有连续性的特有模式。尽管在边疆地区遭受了领土损失，固有的物质劣势也依然存在，但在帝国主义扩张的高峰时代，伊朗是极少数能保持主权和大部分领土完整的非西方国家。伊朗的确是做到了，可以说，部分原因是伊朗实施了并仍在坚持实行具有伊朗特色的现代化，但这个过程并不是没有挫折和失误。

在这本书中，总体上我遵循着王朝的历史分期。朝代的变化本身就是重要的历史证明，而且它们还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的象征。我同样认为，对于一些英雄人物和精英阶层的着力刻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些人物往往是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有时甚至是灾难性历史转折的代名词。了解萨法维王朝的伊斯玛仪一世（Isma‘il I）和阿巴斯一世（‘Abbas I）的人格特征，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对现代伊朗的塑造至关重要，正如阿加·穆罕默德·汗·恺加（Aqa Mohammad Khan Qajar）、礼萨·沙赫·巴列维（Reza Shah Pahlavi）和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那样。无论是偏向政治的、传记式的叙事，还是倾向于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描述，我总是想在两者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同样，我尽可能地将伊朗历史投射到一个更大的区域中去看。这是为了能够深入地剖析伊朗的历史，避免陷入一种例外主义的眼光，而忽略了伊朗与周边国家、与全球历史演变趋势之间的紧密联系。当然，我也反对完全用全球化的叙事去讲述伊朗的过去。我们不能忽视伊朗与周边地区之间存在的共有模式；同样，我们也不能否认那些将伊朗从南亚、中亚以及安纳托利亚（Anatolia，今土耳其的亚洲部分）、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中分离出来的地理、宗教和政治文化因素。

本书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1501—1797）涵盖了近代早期，从萨法维帝国的兴起和成型直到18世纪末；第二部分（1797—1911）涵盖了漫长的19世纪，从恺加王朝的巩固到与欧洲列强的接触，再到20世纪之交的立宪革命；第三部分（1914—1977）涵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直至巴列维时代的终结；第四部分（1977—1989）致力于阐述伊斯兰革命第一阶段的完成。在最后一部分，我会对1989年后的历史做简短的观察，希望能够拉近这段历史同我们所处的时代的距离。考虑到立宪革命与伊斯兰革命中间的那几十年的重要性，我试图在近代与现代之间取得叙事的平衡，尽管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我用了约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解读20世纪的历史。

关注长时段的主题有助于确定本书的篇幅和结构。在保留基本叙事的同时，我努力围绕这些主题并阐明论点。波斯诗人鲁米（Rumi）的著名诗句经常在我心中回荡：“心爱的秘密最好在别人的故事中讲述。”读者将会注意到这些众所周知，并且较为棘手的主题，例如人类居住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彼此制约、定居者中心与游牧民族边缘之间的共生关系、国家与城市精英（包括教士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统治者与官僚之间的对立合作、宗教社会运动长期以来的反复以及文化艺术的传承发展。在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欧洲帝国势力的入侵，伊朗自身的贫困落后、在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困境、现代化强国的理想与夹缝之下生存的国际现实、不断发展的民族认同概念以及对国家经济资源的掌控不足，这些问题日益凸显。最终，自然资源的出口帮助伊朗巩固和推进了现代化进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用独裁改变伊朗的幻想失去了民意的支持，引发了人民对一个快速消失的世界的怀念，并培养了具有强大伊斯兰暗流的革命倾向。

许多话题和历史人物并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或者只是顺带地提到了，而有些话题和人物所占的篇幅可能要大一些。书中对男性的描述远远超过女性。就算时间允许，把一部彻底的父权制历史进行重写，也是一项艰巨且难以实现的任务。那些被边缘化的、被政治权力所压制的人，往往是主流叙事中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故事也往往被宗教经典的编纂者一笔带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尝试着搜集了这些弱势人群的声音，并将其融入我所讲述的故事当中。

回顾过往，日常生活、大众文化、性别与民族、公共与私人、生态与环境，以及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可能受到了更多关注。然而，我希望我至少可以表现出对一个社会和一种文化的历史一瞥，比以往对伊朗历史千篇一律的叙述更为深刻和丰富。例如，参考诗歌和文学的发展，可以丰富我们对集体记忆的理解，而这些往往会被官方记载所忽视或否认。这些是集体记忆的历史轮廓，它将萨法维王朝与恺加王朝、立宪革命与巴列维王朝、战后的民族运动与当代的历史线索串联了起来。

这本书无可避免地存在着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对于那些试图平衡历史客观性和历史学家主体性的学者来说，这并不陌生。所谓“有态度的历史”，并非以不公正的方式或非历史的判断去审问过去，而是提出关键性的问题，用惯有的智慧加以界定和辨析，或许能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答案。在伊朗，有一代人的童年恰逢一个迅猛西方化的时代，他们目睹了人们对西方化的激烈反应。当时正值巴列维王朝的末期，伊斯兰革命悄然兴起，这不可避免地引发我对一系列错综复杂问题的关注，这些问题对于伊朗（以及中东其他地区）的发展依然至关重要，包括备受挫折的追求民主和宽容的过程、民族主义面貌的悄然转变、独裁政权的兴起和衰落、对意识形态的幻灭，当然，还有与西方列强的斗争以及全球化浪潮。多年以后，蓦然回首，对这段历史的最好总结也许正如诗人芙茹弗·法洛克扎德（Forough Farrokhzad）所说的那样：“在回忆的花园中一次悲伤的漫步。”

根据本书写作的客观要求，我只能保留为数不多的尾注。同样，如果要直接引用文献作为依据，事实上也超出了这本书的范围。书的最后附有参考书目，基本上解决了引用问题。为了维持叙述的流畅性，直接引用也保持在最低限度。地图和插图旨在丰富文本并增强论点。

音译标准是参照《国际中东研究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的音译系统，但有一些重要的修改。首先，在今天的波斯语中，元音e和o的发音与英语字母的发音相似。因此，我在翻译过程中用e、o取代了在《国际中东研究杂志》系统中根据阿拉伯语字母拼读出的元音字母i和u；所以，“穆罕默德”会拼读为“Mohammad”，而不是“Muhammad”（除非是阿拉伯语或阿拉伯语书名）；“穆智台希德”会拼读为“mojtahed”，而不是“mujtahid”。如果一些地名和专业术语已经约定俗成，那么它们就按照波斯语原本的发音来进行翻译处理，例如“伊斯法罕”就翻译为“Isfahan”，而不是“Esfehan”。同样，波斯语定语“ezafeh”更为接近其真实的语音语调。它不再笨拙地表现为-i，而是作为-e，因此翻译时会称“Bagh-e Shah”，而不是“Bagh-i Shah”。在一些情况下，我会首选专有名称的波斯语发音，因为这些发音已被熟知。因此，“阿塞拜疆”会被翻译成“Azarbaijan”，而不是“Azerbaijan”或“Adharbaijan”；“厄尔布尔士”会被翻译为“Alborz”，而不是“Elburz”。“伊朗”与“波斯”这两个名词的提法问题，本书会始终尽可能使用“伊朗”而非“波斯”，但会沿用约定俗成的“波斯文化”和“波斯语言文学”的提法，而不会称其为“伊朗语言文学”等，除非后者是专门的名词。最后，除了在极少数情况下，本书并没有使用变音符号。当一个长音a因缺少变音符号而导致混淆时，本书会用“ā”来代替，例如在“‘Abd al-‘Āli al-karaki”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书所有的翻译、散文和诗歌都是按照这些规范将波斯语翻译为英语的。

多年来，许多朋友和同事曾帮助我研究和编写本书。感谢海尼·韦勒（Haynie Wheeler）帮我修改书稿。我还要感谢侯赛因·阿玛纳特（Hossein Amanat）、梅尔达德·阿玛纳特（Mehrdad Amanat）、阿塞夫·阿什拉夫（Assef Ashraf）、穆赫辛·阿什提亚尼（Mohsen Ashtiyani）、奥利弗·巴斯特（Oliver Bast）、侯昌·车哈比（Houchang Chehabi）、琼·科尔（Joan Cole）、罗伯塔·多尔蒂（Roberta Dougherty）、乔安娜·D. 格罗特（Joanna De Groot）、凯文·格莱德希尔（Kevin Gledhill）、约翰·格尼（John Gurney）、乌利齐·马扎洛夫（Ulrich Marzolph）、马赫纳兹·莫扎米（Mahnaz Moazzami）、凯特·曼巴奇（Kaite Manbachi）、萨瓦什·拉贾巴里·迪米（Siavush Ranjbar-Daemi）、凯什瓦尔·里兹维（Kishwar Rizvi）、赛义德·桑贾比（Saeed Sanjabi）、穆罕默德·塔瓦科利·塔尔齐（Mohamad TavakoliTarqi）和法莱顿·瓦赫曼（Fereydun Vahman）。我也要感谢安德鲁·卡内基研究计划（the Andrew Carnegie Fellows Program）为我在撰写本书时提供的经费资助。我要感谢我的母亲贝沙拉特（Besharat）和我的其他家人。我以我的父亲穆萨·阿马纳特（Mousa Amanat）为荣，是他最先培养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同样要感谢我的妻子玛利亚姆（Maryam）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支持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