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通向一种历史诗学
在全球化背景和新媒介环境下，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生产方式的内在变革、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以及人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资本占有方面的多层分化，引发了历史话语权的重新配置，使“历史”成为各社会阶层激烈争夺的焦点，也成为各种文化文艺思潮层出不穷的深层动因。文艺领域内解构重构历史、调侃戏说历史、挪用消费历史和游戏“穿越”历史的“历史文学”（包括历史小说、历史散文、历史影视剧等）创作和“重写重分文学史”的理论批评运动，与世界范围内文艺理论批评普遍的“历史转向”策应互动，形成一股贯通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包容小说散文与戏剧影视、涉及诸多学科流派与文化领域的文艺文化思潮，将“历史诗学”问题推到了文艺实践和理论批评的前台。
在这一文艺文化思潮中，历史的诗性智慧与理性精神、历史认识论与价值论、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历史的真理性与意识形态性、历时性与共时性、史学与美学、宏大叙事与细微描写、民族国家史与社会文化史之间的动态制衡关系，以及历史精神与人文关怀、历史意识与历史祛魅、正视历史与游戏历史之间的精神价值取向问题，成为关乎当代文艺文化命脉全局的理论焦点，“喧议竞起，准的无依”，变成亟待清理的“奥吉亚斯的牛圈”和不断衍生播撒新问题的“潘多拉的盒子”。
转型期国人生存处境的变迁和域外历史观念的密集涌入，加剧了人们历史观念的多向分化，“历史”的多层含蕴（历史过程、历史认识和历史话语）、多个平台（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与多元取向（理性叩问的、反思重构的和戏说消解的）为不同的人们所选择和强调；“文学”的多重环节（创造生产、接受消费和批判反思）和多层分化（主流的、精英的和大众的）与多重意蕴的“历史”相互结合，使得文学与历史之间的“构成性”关系[1]空前复杂起来。这要求我们在中外文艺思想的大语境中考察、剖析历史诗学问题。
从历史上看，“历史诗学” 思想是人类最有价值的思想成果之一，源远流长，泽溉深厚。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论和先秦以来的中国文论都包含着大量历史诗学的思想元素。近代以来，人们就历史作为稳定的 “背景”和 “语境” 对于文学阐释的决定性意义作了充分思考和论述；在某些激进的理论家那里，历史诗学思想甚至通过理论批评对历史的 “放逐” 而以“否定的” 方式体现出来，排斥历史的诗学理论，甚至从反面深化了历史诗学的思想体系。20世纪以来的各种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批评排斥历史，客观上却从语言层面打通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学科界线，以其语言理论为知识范本，使文学成了诸学科的范例，从而引发了史学向文学的 “趋赴”。当代理论从结构主义的一头 “钻进去对它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较为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2]进行了广义的 “历史转向”，开始强调 “历史性” 与 “文本性” 之间的关联和制衡，形成了一系列深刻的历史诗学思想。
从世界范围看，20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在各个向度上分途拓展有余而内在整合不足；各种诗学之间的 “对立” 有余而 “对话” 不够；人学的、美学的和文本学向度的拓展迅猛，而史学向度的深化相对迟缓。这造成了文学研究的某种 “倾斜” 和 “历史诗学” 的相对 “滞后”，这种局面甚至是20世纪人文学科普遍的 “历史厌倦症” 的一部分。[3]长期的研究 “倾斜” 和 “历史诗学” 的相对 “滞后”，使得最近20 多年以来学术研究对“历史” 的关注获得了 “历史转向”[4]和 “回归历史” 的 “美名”。然而，这种 “转向” 至今仍蒙受着双重的误解：在传统历史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那里，这种转向既引起了惊慌和声讨，也引起了 “无知的” 追随和赞美。事实上，这种建立在 “语言论转向” “之后” 和 “之上” 的 “历史转向”，既不是历史主义的 “胜利”，也不是 “语言论转向” 对历史领域的 “占领”，其实，它正是 “语境主义” 与 “文本主义” 两相凑泊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结构” 与 “历史” 之间、“形式主义” 与 “历史主义” 之间的古老战场烽烟再起，不过这一次是发生在 “解构主义” 与 “新历史主义” 之间的。[5]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转向” 不仅将 “历史诗学” 问题推到了前台，而且使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成了 “转向” 过程中的 “显学” 和争论焦点。有理论家认为，新历史主义是文学批评 “‘回归历史’ 的别名”[6]，甚至有人认为 “新历史主义面临的问题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问题”[7]。这表明，即使是对作为一个批评流派的新历史主义的研究，也不能是一种 “孤立” 研究，而必须将它放在历史诗学的理论视野和历史转向的开放语境中进行审视。
“历史诗学”主要研究文学“关涉、表述”（relate；represent）历史和历史“关涉、表述”文学的问题，即“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联”、“关系”（relation）问题。所谓“关系”，并非两个内涵清晰的既定活动之间的静态关联，而是两个未完成的、彼此渗透的活动之间的“动态构成性关联”，这种多重未定的“关联”也参与到对“历史”和“文学”自身本质的定义之中。换言之，“历史”以及“文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一定程度上正是由“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联”和“关系”得到说明的。文学与历史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关系。当代理论批评特别强调了这种关联的动态性、构成性、交互性、复杂性和具体性，这必然导致“历史诗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批评重心的转移和观念方法的更新。
“历史诗学” 问题是一个跨越学科界线、时代界线和国别界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通论” 的目标是力所能及地 “打通” 三个界线，实现历史诗学的综合治理和 “通化” 研究。[8]在跨越学科界线的意义上，我们试图在文学和史学相贯通的基础上，打通人学与史学、文本学与审美学之间的学科壁垒，对论题展开科际整合研究。在跨越时代界线的意义上，我们试图在综合古今相关思想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历史诗学形态的历史比较研究，揭示其历史演替和范式转换的过程。在跨越国别界线的意义上，我们试图对世界范围内主要的历史诗学思想，尤其是中国的、英美的和俄苏的历史诗学做出宏观统照，通过对相关思想的文化比较研究阐发历史诗学的思想内涵和多重取向。在此基础上，我们试图达到对历史诗学问题向心式挖掘与横向性贯通相统一的研究目标。
本书共分为八个部分。导论部分是对本书基本思路和内容构成的勾勒说明。第一章集中考察历史诗学的内涵特征，分析历史诗学概念范畴的基本界定和多重内涵，剖析历史诗学理论的坐标图式和基本倾向。第二章重点研究历史诗学的多样形态，阐述思辨历史诗学、批判历史诗学和话语历史诗学之间的范式转换过程。第三章主要讨论英美历史诗学，通过对海登·怀特“元史学”的历史诗学思想和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的个案研究而呈现出当代英美历史诗学的总体风貌，以及其注重以话语分析为基础阐发历史诗学思想的基本特征。第四章集中分析俄苏历史诗学，通过对巴赫金时空体历史诗学和洛特曼符号学历史诗学的深入剖析，指出俄苏历史诗学注重历史原则方法和历史比较研究的总体特征。第五章重在讨论中国历史诗学，通过对“史传”和“诗史”中历史诗学思想的梳理分析，指出中国古代文论注重“文史互补”和“史文互证”的总体特征。第六章主要讨论当代历史诗学与语言转向、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当代历史诗学向语言理论、文化研究和空间理论拓展深化的基本特点。结论部分是对历史诗学的洞见与盲视、超越性与局限性的总体评价，同时，也是对历史诗学发展趋势的描述和预期。
通过对历史诗学的“历史化”和“语境化”研究，我们认为，当代历史诗学将历史诗学问题“问题化”了，而不是解决了。未来的历史诗学应该将历史的“三个层面”（历史过程、历史认识和历史话语）、历史的“三个向度”（历史原则、历史精神和历史方法）、文学的“三个环节”（文学生产、文学流通和文学消费）以及历史文学的“三种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同时纳入自己的视野当中。在更大的范围内，未来的历史诗学研究应该将历史性、空间性和社会性的维度同时包容进来，将不同国别和文化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历史诗学思想整合起来，而未来的文学理论也应该将“历史诗学”的洞见融会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
[1] ［美］格里芬编，王成兵译：《后现代精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页。
[2] ［美］詹姆逊著，钱佼汝、李自修译：《〈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3] ［德］施密特著，张伟译：《历史和结构》，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4] John Brannigan,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8,p.19.
[5] Murray Krieger，The Ideological Imperative，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3年版，p.59.
[6] Wilson,R.&Dutton,R.,New Historicism and Renaissance Drama,London:Longman Group UK Limited,1992,p.1.
[7] Claire Colebrook,New Literary Historie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p.234.
[8] 栾栋：《文学通化论》，《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