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诗学的概念内涵

“历史诗学”是一个有待解释的概念。一般说来，在“历史—文学”的参照语境中，通过揭示历史的本质特征及其“诗性”结构和文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历史性含蕴来阐释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联和相互表述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关于文学本质或史学本质问题的理论界说，这种学说可称为广义的“历史诗学”。

“历史诗学” 所指的 “历史” 包括 “历史学科”、“历史方法” 和 “历史原则” 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尽管每一种 “历史诗学” 通常在三个维度中有所侧重，但我们所希冀的 “历史诗学” 应该将三个维度同时考虑进来。“历史” 也包含三个彼此锁联的层面：“历史的过程”、“历史的认识”和 “历史的叙述”；尽管各种 “历史诗学” 通常总是基于其中的某个或某些层面而立论，但我们所期待的 “历史诗学” 应该将这三个层面同时纳入自己的视野中。“诗学” 也具有不同的内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主要是研究 “诗体文学” 的理论，这是狭义的 “诗学”。20 世纪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扩大了这一概念的范围，使其可以指称一切有关想象性、虚构性文本的理论 （如散文诗学、小说诗学等），甚至指称一切语言构成物的 “共时化空间化的关系系统” （如文化诗学、性别诗学等）。[1] 同时，结构主义还强调了 “诗” 的 “生产性” （此即 “诗” 之本义，该词在西方初起时有“技艺”、“生产” 之义。“历史诗学” 也重视 “诗” 在历史文化系统中的能动作用）。这是广义的 “诗学”，我们也在广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的 “三个维度”、“三个层面” 与 “诗学” 的多重含义是深层融合在整体 “历史诗学” 之中的，它们是 “历史诗学” 理论上可分而实际上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

“历史诗学”在构词上所包含的“历史”和“诗学”两个部分无法分割，但人们可以将“历史”理解为“诗学”的对象，或者理解为“诗学”的方法原则和“视域”；与之相应的“历史诗学”便具有了两个不同的主要理论目标，我们可以将它区分为“文学的”（旨在以历史为参照说明文学问题）和“史学的”（旨在以文学为参照说明史学问题）两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取向。同样，我们所希冀的“历史诗学”应该将这两种取向同时涵摄进来。

“历史诗学”以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为思考对象，考察人类历史活动与文学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互表述关系。同时，“历史诗学”也基于“历史性”而对文学活动中历史与人、历史与审美、历史与文本的关系做出系统的说明，因此历史诗学也秉持着一个对各种文学理论学说进行内在整合的理论诉求。职是之故，“历史诗学”问题的澄清密切关涉文学根本问题的解决。

“历史诗学” 涉及的问题对文学研究具有根本意义，因而这些问题很早即为中外理论家所关注。亚里士多德在 《诗学》 中将文学与历史对勘发明，可以说是一种最宽泛意义上的历史诗学——不仅因为 “可能发生的事” 与 “已发生的事” 之间大面积重叠，而且因为他在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语境中考察诗学问题。近代以来，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强调历史对文学的制约作用，形成了典型的传统形态的历史诗学；维柯在 《新科学》 中虽未明确提出 “历史诗学” 术语，但他将历史与 “诗性” 联系起来，认为原始的历史是一种 “诗性” 历史，历史逻辑的 “诗性” 绝不亚于其 “语法”性质。[2] 维柯已经从 “诗性” 根底上将历史与文学关联起来了。维柯等人启导下的 “历史主义” 文学研究方法，更是多方面地开掘了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联。赫尔德特别强调了人性和历史文化的多样性，探讨了 “艺术与历史的相互植根性”，不但推动了传统历史主义的历史诗学，而且为 “新历史主义” 的历史诗学 “奠定了一个基础——着迷于一种可能性：将特定文化的所有书写的和视觉的踪迹作为可以相互认知的符号网络”。[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要求从史学与美学相结合的高度来评判文学，也具有一种明确的历史诗学取向。

理论家自觉建立 “历史诗学” 学科的构想，是从19世纪末期开始的。当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维谢洛夫斯基明确提出要建立一种 “历史诗学”批评体系，指出它将清除文学史的各种思辨理论，从诗歌的历史中阐明它的本质；其任务是 “从诗歌的历史演变中抽象出诗歌创作的规律和评价它的各种现象的标准——以取代至今占统治地位的抽象定义和片面的假定的判决”[4] 。同时由原先从诗歌历史发展中阐明其历史本质的研究，转向研究文学艺术本身的规律，即以历史为参照来研究文学艺术本身的规律，缘此而建立一种诗学理论体系。巴赫金作于20 世纪30 年代的长文 《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论》 重申了 “历史诗学” 问题，认为“文学把握现实的历史时间和空间，把握现在时空中的现实的历史的人——这个过程是十分复杂、若断若续的”[5] 。按其理解，对这个过程的研究就是 “历史诗学” （但其时直至20 世纪60 年代，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诗学居于统治地位，历史诗学在世界范围内遭到冷遇。该文收入其论文集 《文学与美学问题》，直至1975 年才在莫斯科首次发表）。20 世纪60年代，苏联曾出现一个历史诗学研究的小高潮，巴赫金从历史诗学角度探讨了拉伯雷的艺术创作并修订再版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学术界涌现出研究 “神话诗学”、“民间创作诗学” 等诗学问题的专著。在这一时期，历史诗学在苏联逐渐形成一个学术流派。80 年代初期，赫拉普钦科院士宣布要将历史诗学作为一门 “新学科” 来建设，认为 “历史诗学的内容和对象可以规定为：研究形象地掌握世界的方法和手段的演变，这些方法和手段的社会功能的发挥，研究各种艺术发现的命运”[6] 。进入90年代以后，历史诗学在俄罗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有大量相关专著和论文问世，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文学研究所将历史诗学确定为未来最主要、最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之一。其研究也显示出一些新特点：由对具体作家的研究转向对文学体裁演变的宏观研究；借鉴当代人文学科研究的新方法如语言分析等，但仍注意从历史和社会变化的背景中去考察；破除了历史与文学间的 “因果关系”，而代之以 “复杂的多向联系” 等。[7] 总的看来，俄罗斯批评家所提倡的历史诗学旨在以历史和史学为参照而构设文学理论，属于以历史为原则方法的文学理论。

20世纪7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一书中将“历史诗学”作为该书“导论”的副题（Introduction：The Poetics of History），全面论述了这一问题。[8] 他指出，传统观念认为，“历史学家‘发现’他的故事，而小说家则‘发明’他的故事”[9] 。然而，这一观念“隐瞒了‘创造’在历史学家的作业里也有所参与的程度”，他认为历史修撰过程中的“情节编排”、“论证解释”和“意识形态含义”等“创造性”环节不可避免，因此“历史”在本质上是“诗学的”。[10] 后来，他在论文《评新历史主义》中认为，新历史主义提出了“文化诗学”观点后，进而提出了一种“历史诗学”，以作为对历史序列的许多方面进行鉴别的手段，而它所专注的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逸闻逸事、偶然事件、反常事物、卑微情形等内容“在‘创造性’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诗学的’”[11] 。新历史主义作为近30年来世界文学批评“历史转向”的中坚力量，更是一种处在强劲实践中的历史诗学。研究者指出：“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注重文化审理的新的‘历史诗学’，它所恢复的历史维度不再是线性发展的、连续的，而是通过历史碎片寻找历史寓言和文化象征。”[12] 汉密尔顿在研究“历史主义”的著作中也强调历史诗学，将历史诗学的传统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认为“追求历史解释的逻辑意味着，理解过去更像是解释文本的文学的／批评的活动，而不像发现客体的科学活动”[13] 。可见，怀特等人的历史诗学是以文学和文学批评为参照，旨在建立有关历史修撰之“创造性”的史学理论。但是，若像怀特那样强调“文史互通”，强调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相通性，则其史学结论就可能对历史和文学是同时有效的。拉尔夫·科恩指出：“文学理论就其范围而言是一种有关话语的论述，它必然要对历史话语进行分析，因此，文学理论既是文学的理论，也是历史的理论。用怀特的话来说就是，‘现代文学理论必然是一种历史的理论、历史意识的理论、历史话语的理论、历史写作的理论’。”[14] 在怀特看来，“对语言深入探讨并做出假定的文学理论也确实是一种历史的理论……文学理论在研究历史的写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可以毫无问题地使大众化的描述与深奥的解释相联系”[15] 。这种历史诗学虽然旨在建构史学理论，但其结论对于史学和文学是同时有效的。

文学活动是一个由多种要素和多个维度构成的球体，从其母元结构看，人、历史、审美和文本是文学活动的重要构成要素，人学、史学、美学和文本学是全方位整体文学研究的必要向度，各个向度上分途拓展与内在整合之间的融通互进是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由之路。从宏观层面看，文学活动中的人是历史的人，也是审美的人，同时又是离不开文本的人；文学活动中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也是审美的历史，同时又是无法脱离文本的历史；文学活动中的审美，既是人的审美，也是历史的审美，同时又是与文本相关联的审美；文学活动中的文本，既是人的文本，也是历史的文本，同时又是审美的文本。在文学中，人文性、历史性、审美性和文本性是内在统一的、相辅相成的。[16] 当然，从诗学研究的实际状况看，人们可以而且总是不可避免地在四个向度上有所选择和侧重，从而形成了人学诗学、文本诗学、审美诗学和历史诗学等不同取向，这些取向共同构成了诗学研究的必要维度，也在事实上逐渐形成了当前文艺学中的四个次级学科（尽管尚未得到正式命名）。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四个次级学科之间的对话与沟通，但20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却分途拓展有余而内在整合不足；人学、美学和文本学向度的进展迅猛，而史学向度的深化相对迟缓，这造成了文学研究的整体倾斜和“历史诗学”的相对“滞后”，这种局面随着近30年来文学研究的“历史转向”（The turn to history）而有所改变，而“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流派则是这个转向中的中坚力量。

“历史诗学”这一术语有待解释。一般来说，它研究文学“关涉、表述”历史和历史“关涉、表述”文学的问题，即“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联”、“关系”问题。“历史”以及“文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一定程度上正是由“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联”和“关系”而得到说明的。文学与历史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关系。[17] “历史转向”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都特别强调了这种关联的动态性、构成性、交互性、复杂性和具体性，这必然导致“历史诗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批评重心的转移和观念方法的更新。

“历史诗学”在构词上包括“历史”与“诗学”两个部分，其含义之不同，主要源于人们对“历史”与“诗学”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历史”可表示“诗学”的研究对象，在此意义上，它是指“关于历史的诗学”，即关于历史的“诗性”（poetic）问题的理论，它涉及历史及“历史修撰”在本质上的转义性、文本性、创造性、虚构性、审美性以及意识形态性等；“历史”亦可指称研究文学“诗性”问题的学科参照以及立场、观点、方法或“视域”（horizon），在此意义上，它指“以历史为学科参照和原则方法的诗学”，它涉及文学（包括文学的各种要素和各个层面）在本质上的“历史性”以及史学及其方法原则对文学的制约性。与之相应，在“历史诗学”的运用上也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取向：史学家多用“历史诗学”指称以文学及其本质为参照而建构的史学理论，因而强调历史的诗性或文学性；文学理论家则多以“历史诗学”指称以史学及历史原则和方法为参照而构设的文学理论，因而强调文学和文本的历史性。值得注意的是，两种取向都不同程度地关注对象的“诗性”和“历史性”内涵，这使两种取向在客观效应上可能趋于一致，这种“趋同性”为“历史转向”以来的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所强化。结构主义以降的大多数理论家，不管是史学家还是文学理论家，都认为“历史”与“文学”在共同的“语言性”和“文本性”基础上具有广泛的通约性，因此，都不加区别地运用“历史诗学”兼指两种取向。海登·怀特在其《元史学》一书中即持这种“历史诗学”观念。[18] Metahistory也汉译为“后设历史”。[19] 历史学家汉密尔顿，也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The Poetics of History”概念。[20] 这种合取两种倾向的“历史诗学”，是广义的“历史诗学”。我们在广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尽管我们始终关注的是“文学”问题。

从 “历史诗学” 术语的使用情况看，在 “历史—文学” 的参照语境中，通过揭示历史的诗性特征和文学的历史性含蕴来阐释文学与历史的关联和相互表述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关于文学本质或史学本质问题的理论界说，这种学说可称为 “历史诗学”。根据术语使用者主要理论目标的不同，可区分出 “文学的” 和 “史学的” 两个不同的理论取向，但不同取向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属于整体历史诗学的两个向度，勾画出历史诗学本身可能达到的范围和边界。因此，历史诗学以文学与历史之间的 “构成性关系” 为思考对象，考察人类历史活动与文学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互表述 （representation） 关系；同时，它也基于 “历史性” 而对文学活动中历史与人、历史与审美、历史与文本的关系做出系统的 “历史化” 的说明，因此它保持着一个对各种文学理论学说进行内在整合的理论诉求，其相关问题的澄清关乎文学根本问题的解决。

“历史”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可以从文学批评实践的历史发展中得到确证。在中西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历史一直是文学本质问题不可或缺的基本理论参照轴线；历史与文学之间，不论是相互亲和还是彼此疏离，其间“关系”问题历来都是文艺理论的重大课题。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到弗莱的《批评的解剖》，从“春秋义法”、“文参史笔”的传统到《文史通义》“六经皆史”的断言；从西方文化对“史诗”的推崇和对“历史书记员”的渴望，到东方文化对“诗史”的赞誉和对“良史之忧”的专注；这一切都证明了历史作为文学根本参照轴线的重要意义。

中西方古代文化传统都倾向于强调历史作为文学楷模的重要性，这造成文学对历史的 “膜拜” 和文学向历史的 “趋赴”，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历史” 对于文学的 “霸权”。近代以来，随着人们 “历史意识” 的觉醒和增强，人们的历史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文学理论对文史关系的认识却基本上承继了古代传统，仍旧强调历史作为稳定的 “背景” 和 “语境” 对于文学阐释的最终决定意义。历史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甚至通过文学批评对历史的 “放逐” 而以 “否定的” 方式显现出来，20 世纪以来的各种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即此。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批评排拒历史维度，客观上从语言层面打通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学科界线，以其语言理论为知识范本而使文学成了诸学科的范例，从而引发了史学向文学的 “趋赴”，并将传统历史诗学 “线性” 反转过来。当代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真正批评是从其一头 “钻进去对它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又 “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较为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21] 。当代理论 “钻出来” 以后，便进行了广义的 “历史转向”，开始强调 “历史性” 与 “文本性” 之间的关联和制衡，这在深层次上进一步突出了历史作为文学参照轴线的重要性。这些理论和批评实践既说明了历史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和 “历史诗学” 的存在价值，也召唤历史诗学对之进行分析批判和总结吸收。

总体来看，20世纪以来的人文学科具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历史厌倦症”。[22] 而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来，新的“科际整合”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总趋势，历史诗学、人学诗学、审美诗学以及文本诗学之间的深层融通也是大势所趋。这要求各不相同的“诗学”在各自的层面上以新的理论方法和开放态度，对“整体诗学”问题做出向心式挖掘和深层横向贯通。这些问题都已为最近30年的理论批评，特别是“历史转向”中的理论批评所重视和强调，但似乎尚且不遑得到扭转和解决。

长期的研究“倾斜”和“历史诗学”的相对滞后，使近30年来的学术研究对“历史”的关注获得了“历史转向”（the turn to history）[23] 和“历史回归”（the return of history）的“美名”。这种“历史转向”至今仍然蒙受着双重的误解：在传统历史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那里，这种转向都引起了惊慌和声讨，间或也有“无知的追随”。但所谓的“历史转向”是建立在“语言论转向”“之后”和“之上”的“转向”，它既不是历史主义的“胜利”，也不是“语言论转向”对历史领域的“占领”。它其实正是传统“历史主义”的“语境主义”与“语言论转向”的“文本主义”之间两相凑泊的结果。在“历史转向”过程中，“结构”与“历史”之间的历史争端和“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古老战场烽烟再起，不过这一次是发生在“解构主义”与“新历史主义”之间的。[24]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转向”不仅将“历史诗学”问题推到了前台，而且使新历史主义成了“转向”过程中的“显学”和争论焦点。有理论家认为，新历史主义是文学批评“‘回归历史’的别名”[25] 。甚至有人认为“新历史主义面临的问题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问题”[26] 。因此，必须将历史诗学放在“历史转向”和新历史主义的开放语境中进行审视。

当代文学创作领域的“历史文学”和批评领域的“历史转向”以及“新历史主义”，尽管在表现形态上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但它们在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上的利弊得失都应该放在同一个整体视野下进行批判、分析和说明。这个工作应该在纵向的（历时向度）和横向的（共时向度）两个维度上展开。“新历史主义”显示出推进和更新“历史主义”的强烈冲动。“历史主义”是坚持历史语境在各种文本阐释中的头等重要性的批评运动，它是启蒙运动的“伴生物”。[27] 长期以来，“历史主义”对众多的思想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日益发展为包括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在内的人类历史的一种历史哲学方法。

近30年以来，“历史主义”在当代文学批评中正在经历着强劲的变革和“更新”。[28] 这个“更新”运动，通常自称和被称为“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新”历史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在历史语境中阅读文学的批评方式，它还涉及“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功能”、“知识型转换”、“表述模式和系统”、“话语形成”以及“知识客体的生产”等问题。就连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批评流派——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都最终进行了“历史转向”，而“加入了”（当然也“改造着”）这个古老的“历史主义”批评传统。众多“批判历史主义的”，甚至“反历史主义的”（anti-historicism）批评流派也变成了“新历史主义”的组成部分。理论批评的发展往往存在着“负模仿”和“共成模仿”现象，[29] 存在着“沦为自己揭露对象的牺牲品”的风险，[30] 这种现象应该从更积极的角度去理解。众所周知，维柯是“历史主义”的先驱，同时又是“反历史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始祖。[31] 这种现象不但说明一种思想学说具有解释上的多种可能性（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而且说明一种学说得之于其对立面的东西通常并不比其受惠于其同盟者的东西少。

中国当代大规模历史书写活动中包含的历史诗学思想，既是“内生原发的”，它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代文艺现实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也是“外生继起的”，它与国外“新历史主义”文艺文化思潮保持着精神气质上的亲缘性和方法策略上的通约性，可以相互阐发和彼此彰显。不过，国内文艺理论批评尚未建构起一个融合古今中外相关思想资料的系统化的“历史诗学”。相关的研究著述虽然对此问题做出了不乏深度的批判和分析，但是大多数仅限于就事论事，缺乏对相关理论的全面的历史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