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本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一）本书研究的目的
20世纪以来，女性逐渐从对男性话语理论的借用与反叛，从对传统观念的颠覆与皈依中突起，从文化的边缘向中心处迂回渗透。而且，女性在新的文化格局重整重建的过渡时期，在文学领域的开辟中亦获得了独立的一席之地。女人们以文学形式使得女性的“他者”状态被逐渐挖掘出来。之所以我们以文学为论述基础，就是因为“文学的主要作用就是寻找，寻找接近真理的途径。它与读者进行对话的目的不再是为了随时准备着说服他们，而是为了唤醒他们的意识，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命运和更好地履行自己的使命”。[1]女性文学亦是如此。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以下简称波伏娃）是法国20世纪著名作家、思想家和女性主义者。她毕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和女性问题研究。波伏娃的《第二性》发表以后，引起了西方思想界的普遍重视，成为20世纪关于女性的经典专著。正如徐真华所说：“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欺骗性文化。这种文化首先考虑男性利益，宣扬女性低微。自此，女性境遇的改变成为当今社会深刻变化的标志之一，就显得非常迫切。”[2]波伏娃在这本书里对女性进行了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历史学的考察，并得出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生成的”的结论，这种结论成为男权社会女性的标签。尤其在“爱情、婚姻、家庭”三大社会主题中，女性的“他者”地位更是明显。波伏娃在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一书中就指出：“女人是由男人决定的，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是，因此人们把女人称为‘le sexe’[3]。意思是说，在男性看来，女性本质上是有性别的、生殖的人；对男性而言，女人是sexe，因此，女人绝对如此。女人相较男人而言，而不是男人相较女人而言确定下来并且区别开来；女人面对本质是非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4]
在中国，20世纪是中国现代文学开放、重新组合的黄金世纪，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让现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关注自身命运，她们通过文学的形式对女性“被边缘化”的现象进行全面思考和深刻阐述。张爱玲就是其中最独特的一位，她以“琐屑”和“小人物”的视角审视普通女性的命运和遭遇，为广大的女性立碑作传。她说“文学史上朴素地歌咏人生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作品只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5]
当我们把以波伏娃文学为代表的西方女性文学和以张爱玲文学为代表的中国女性文学放入同一个宏观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思考的时候，再次回味马克思的话：“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我们将体会到，妇女在寻求平等的道路上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同时，本书在对波伏娃女性主义和张爱玲文学中的女性特质进行系统分析、归纳的基础上，试图提炼出既不同于波伏娃的把女性放在概念化的、神话了的、超自然的观念世界里的女性意识，也不同于张爱玲的对女性命运的“苍凉”注脚的女性未来。本书将在系统整合波伏娃与张爱玲文学的女性意识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结合当下全球化及中国社会转型变化的背景，比较、借鉴和批判性地吸收二者女性意识的合理内核，观照现时部分女性文学文化基于物质崇拜症的地位从属化和精神空洞化境遇，集中揭示其对当代女性的价值和启示。
（二）选题的意义
本书的意义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系统阐释：
第一，从比较文学的视角阐释波伏娃文学的女性意识的实质。
法国现代女作家波伏娃是西方现代女性意识的代表性人物，她的女性意识主要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存在主义以及生物学视角而展开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及对女性觉醒意识的呼唤。例如，在其女性意识代表作《第二性》中，波伏娃描述了女人怎样经历各种不同的处境（婚姻、母亲、社交、中老年），在这些处境中女性又怎样受到以男性话语权为主的社会的局限；描写了在男性审美统治下的社会如何导致女人被边缘化；指出女性自身缺乏稳定性和控制力，以致其对世界的把握能力有限且不足。通观波伏娃的其他文学作品，如《女宾》、《他人的血》、《回忆录》、《名士风流》、《性别政治》等皆体现了波伏娃对女性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关注，特别是其采取了存在主义的立场，从女性生存的角度得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生成的”的女性“他者”结论。这一重要命题和精神内涵到底是如何贯穿于其超越时空的女性斗争的呢？又是如何得以表达并推动了女性世界新觉醒的呢？波伏娃的社会责任感又是如何体现在作品中的呢？这是本书在对波伏娃文学展开主体分析时所要加以重点阐述的，相信这种阐述将深化对同时代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张爱玲文学世界中的女性特质的新认识。
第二，剖析在异质文化映衬下的张爱玲文学世界中的女性特质。
与波伏娃差不多同时代的女作家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最有女性书写气质的作家。张爱玲文学创作旺盛的年代，恰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主流话语是抗日和救亡。但是，张爱玲并没有在其文学作品中正面反映这一宏大的社会政治话题，而是将其敏锐而善感的目光聚焦于较受冷落的“爱情、婚姻、家庭和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女性主题的世界。《倾城之恋》、《封锁》、《五四遗事》、《金锁记》、《沉香屑 第一炉香》和《小艾》等作品皆着墨于“旧式女性”的生活命运，在细腻地刻画她们人生细琐一面的同时，凸显了具有卓越气质的女性的人生价值。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这一写作风格，究竟是对现实的完全回避，还是在其特有的“私人写作”空间里曲折反映时代和女性的话题？换言之，张爱玲是否在以其独有的叙事方式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女性和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通过本书对张爱玲文学的观照及与波伏娃文学的比较，我们将在她的文学作品中深入剖析20世纪普通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体味她们在异质文化映衬下的独特的中国式女性的艰辛和挣扎，触摸中国女性独特的生命意蕴和魅力，试图探寻她们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与法国女性不一样的命运注脚，最后我们还将溯本逐源，寻找导致中国女性命运跌宕沉浮的深层文化因素。
第三，借比较波伏娃和张爱玲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之机，剖析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应有之义。
张爱玲创作旺盛的年代——20世纪40年代，恰是波伏娃酝酿、创作与出版《第二性》的时代。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创作使得她们蕴含了不同表达方式但趋于共同主题的女性意识。①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她们相互间作品的表现手法和叙事手段存在区别。生活在老宅深院、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的张爱玲具有中国式的婉约，喜欢从细节、微观等方面反映女性的主题，而波伏娃生活在喜欢革命的国度，这养成了她激进、宏观的写作风格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习惯于以人类话语模式论述女性。②张爱玲力图从婚姻中寻找安全感，而波伏娃则抵抗婚姻对女性的异化。③张爱玲是女性理论的文学实践者，而波伏娃则从哲学层面进一步对女性理论加以阐释。尽管张爱玲和波伏娃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但她们在作品中围绕女性存在的阐释剖析却有很多可贵的相同之处，并由此成为女性文学语境下对女性世界进行解读的典型案例。例如，在女性的处境、特性形成因素方面，张爱玲和波伏娃持相似的观点。她们均认为无论是传统的社会制度、环境因素，还是经济地位等都影响了女性的成长命运。再比如，她们都提倡女性的“个体意识”。张爱玲用“个体写作”手法，努力塑造“私语空间”，从细节处挖掘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性主题，通过对普通小人物的描写反映女性面对的时代命运与困境；波伏娃认为，女性的个人意志和个人情感的发挥可以使其获得社会的认同和主体地位，作为个体的女性意识的普遍提高将使得女性群体的社会叙事话语权得到改善。另外，她们在抨击父权制社会结构的同时，均分析了女性意识中的“奴化”思维。综上，通过比较她们文学中女性特质的内核，通过细致入微地研究双方的女性意识，能让我们具体深入地理解女性文学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矛盾与冲突，并在辩证审视两者女性意识优劣异同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商业媚俗、曲解的身体写作，以及泯灭女性特征的所谓“男女平等”的非女性化趋势加以批判，并给未来女性文学的健康常态提供借鉴。
第四，借比较波伏娃的女性意识和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之机，剖析中国当代女性的文化维度和生存价值。
文学是文化的载体，是现实世界的影射。女性文学是基于女性自身的体验而对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女性的观照和理解，这也正是女性想证实“女人也是人”的努力。女性文学的思想原动力从文化的发现和觉醒中生发出来，证明女性也是社会文化组成的一部分。通过对比波伏娃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我们发现，同为女性，她们都具有强烈的关心女性的文学特征，因为在尚未取得独立、自主这一根本点上，全世界女性的处境和向往、追求都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及成长环境的不同，波伏娃与张爱玲对女性关爱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波伏娃是以一名活动家的呐喊姿态参与到女性文化构建中去的，而张爱玲则是以一名女性的细腻剖开人性中的“恶”，将之血淋淋地展现给读者，让读者在唏嘘中看到女性在人性世界的挣扎。借波伏娃与张爱玲比较的契机，我们会发现在中西文化相异背景下的女性具有相同的人生指向，同时也各有各的人生轨迹；借比较的契机，充分认识中国女性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迷惘和不成熟，借鉴法国女性文化的劲健，修补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阴柔过饰；借比较的契机，发现异质文化中的关于女性文化的特色之笔，对中国女性文化的“性别意识”、“女性意识”、“性别立场”、“性别理解”加以凸显，把女性的事实世界和可能的价值世界在现代中国人文理想的目标下统一起来，进而为中国女性的文化维度增加激情的原动力，也为中国女性的生存价值提供异质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