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名人”与“以人名地”

人物、地点和时间是事件的三要素。三维空间里的人物，构成静态的画，伴随时间流转，演绎成四维动态的剧。人名、地名、时名，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人类活动的背景，时间是空灵抽象的，地理实体是具象可感的，因此，地名与人名关系更为密切，甚至可以换用：把地名用作人名，拿人名称呼地名。

“以地名人”，源头是上古地名演变成姓氏。姓氏制度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子女从母姓，古姓姬、姚、姜、嬴、妫，均从女得义。姓、氏早期分用，氏是姓的支系。西周战国时期，诸侯、王室、贵族以方国、采邑为氏，姓氏逐渐混同，合而为一。周朝初年有108个封国，如鲁、晋、蔡、曹、郑、吴、魏、韩等，后来全都演变为姓。周朝初年以采邑、乡里、村亭的名称作为姓氏的也不少，如刘、冯，温、苏，采、欧阳等。

用地名作人名的现象，由来已久。有的以出生地为名，以示纪念，如司马光、陈独秀，光州、独秀峰分别为他们的出生地；陈布达、陈佩斯兄弟，出生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古代官员喜欢以任职地相称，如名字贾长沙（贾谊）、柳柳州（柳宗元）、韦苏州（韦应物）中的“长沙”、“柳州”、“苏州”就是由地名转为人名。文人习惯拿生活所在地作为自己的名号，如苏东坡（苏轼）、郑板桥（郑燮）、齐白石（齐纯芝），“东坡”、“板桥”、“白石”也都是由地名变成人名，其使用频率甚至盖过原名。明清时期，原籍别称之风盛行，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多以原籍地名为号，如张之洞称“张南皮”，左宗棠为“左湘阴”，李鸿章号“李合肥”，袁世凯叫“袁项城”，翁同龢名“翁常熟”。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一语双关，构思妙绝，讥讽之意辛辣而又婉转。

明清时期，南海文人也颇有“以地名人”的习惯。嘉靖年间，一度出任内阁首辅的方献夫，是理学名家王阳明（谥“文成”）的弟子。方献夫，字叔贤，南海丹灶孔边村人，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太保，谥“文襄”。他曾在西樵山上建立石泉书院，讲学十年，著有《西樵山石泉书院记》，别称“方西樵”。《粤闽王门学案》小序载：“岭海之士，学于文成者，自方西樵始。”方西樵是广东王学的第一传人。

庞嵩，字振卿，南海县佛山堡弼唐人。他在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中举，历任应天府尹、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曲靖知府，被尊为“庞弼唐”、“庞曲靖弼唐”。清康熙年间的《南海县志》载：“周毕公之子封于庞，因以国为姓。宋自南雄迁南海弼塘村，派衍叠滘、佛山、海口、翼冲、紫洞、石、田心、小圃。”又云：“（庞嵩）所居弼唐，乡学者称为弼唐先生。”此县志中“塘”与“唐”混用，当属异文。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多次以“庞弼唐”称呼庞嵩。庞嵩早年受业于浙江王阳明，后拜湛若水为师。湛若水曰：“北有吕泾野，南有庞弼唐，江门之绪不堕”，对其评价甚高。湛若水，增城甘泉人，被尊为湛甘泉；若水之师、庞嵩的祖师爷陈献章，居江门新会白沙里，门人称白沙先生，尊为陈白沙。师徒三代，均“以地名人”。庞嵩晚年辞官归里，潜心钻研甘泉之学，奔走于西樵与罗浮间，弘扬理学，终老于西樵山大科峰下。庞嵩在官场、学界或坊间均声名显赫，碑文为尚书何维柏所撰，应天、曲靖都建有祠堂祭祀他。

岭南鸿儒朱次琦，字稚圭，号子襄，南海九江儒林乡人，世称朱九江、九江先生。他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任山西襄陵知县半年，为官清廉，两袖清风，造福一方，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后因不满衙门不正之风，引疾归里，办学堂、兴教化、育英才。由此，九江文风日盛，培养了康有为、简朝亮等高足，成就了“千秋新学开南海，百世名儒仰九江”的辉煌。“读书以明理……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朱九江的教育理念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明清时期，佛山号称“气标两广的人文之邦”，南海更是文人荟萃的岭南都会。从晚清到民国，南海涌现出了三位“以邑为号”的历史名人：康南海、张南海、黎南海。康有为（1858—1927年），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南海丹灶苏村人，被尊称为“康南海”、“南海先生”。康有为出身于世代为儒的望族，是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现代社会的国教。从讲学于万木草堂、撰写《大同书》到组织强学会，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康有为与梁启超、谭嗣同等推行戊戌变法，名垂青史，彪炳千秋。晚清时还有一位显赫京城的南海籍风云人物张荫桓，年长于康有为，号称“张南海”。张荫桓（1837—1900年），字皓峦，南海县佛山镇人。他曾任总理衙门大臣及户部左侍郎，赏加尚书衔，位高权重，与晚清政治有莫大关系。张荫桓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进行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被革职，充军新疆，两年后被杀，是这场政治改革与斗争中唯一被杀的高官。一代名臣张荫桓，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1886—1889年间，担任清政府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教育大家黎照寰，字曜生，1888年生，广东南海小塘黎边人。他早年与孙科等四人留学美国，获得纽约大学、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学位。民国时期他活跃于上海，是上海大名鼎鼎的人物，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浙江之江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上海人尊称他为“黎南海”。黎照寰一生热心教育，桃李遍天下。小说巨子吴趼人（1866—1910年），原名沃尧，字小允、茧人，后改名趼人，广东南海人。他二十岁时，迁居上海，因其先父居佛山，自称“我佛山人”。吴趼人是一位与物无竞、岸然自异的文章气节之士，在上海主编《月月小说》，主办广志学堂。他的文章结为《我佛山人文集》。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揭露晚清政治社会黑暗腐败现象，与《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一起被誉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我佛山人”没有袭用“姓+地名”的常用格式，而是以句为词，将代词“我”直接添在笔名中，空前绝后，昭示了其特立独行的品性。

“以地名人”，依据布朗、吉尔曼的称谓语研究，反映的是一种广义的权势语义，只有历史上负有盛名的人物，方可采用，才能流传，它属于社会精英的命名方式。方西樵、庞弼唐、朱九江、康南海、张南海、黎南海、我佛山人……这些光芒四射的人物，照亮了南海辉煌的历史。

相反，拿人名称呼地理实体，叫作“以人名地”。广东的中山市、茂名市，湖南的开慧乡、雷锋镇，以及全国许多城市里的中山路、中山公园，都是“以人名地”的典型。

“以人名地”，在南海最为突出的是“姓氏+地理通名（或方位词等）”，反映了北人南迁、聚族而居的历史文化。孔溪、谢边、黎涌、江头、简家、谭村、吴屋、黎冈、黄洞、葛里、苏坑、梁洲、周合、邓南……种类繁多。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姓+边”式的村落名，如谢边、邵边、袁边、孔边、冼边、劳边、李边、梁边、高边、邝边、蔡边、欧边、钟边、曹边等，有些早期中间还含“屋”字，如袁屋边、卢屋边、孙屋边、叶屋边、唐屋边等。据统计，南海共有80余处“边”字地名。徐松石教授解释道：“遍及广西和琼雷的壮语‘板’字地名，在广东许多地区又把‘板’字从土音译为‘边’字，并将原始土语倒装为顺装，故称村为‘边’，但没有‘边缘、靠边’意思。汉藏语系侗泰语族中的壮语、布依语、傣语、水语里，表示‘村子’的词读[ba：n]，声调略有不同；拉珈语前面加喉塞音。”在地图上，这些地名音译汉字有“板、畈、班、曼、芒、望、万、蛮”。南海“边”字地名中，“边”表村落之义，应是古代百越的底层词，粤语“呢度”、“边度”也都不是汉语原生词，而是底层词。但这个“边”是否为“板”的近译，结构上是否经历了语序调转的演变过程，南海村名滘边、街边、沙边、边、迳边、水边、坑边、路边、基边、缯边、贤边、社边中的“边”是否也指村落，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南海里水的麻奢，是个非常有韵味的地名。开村太祖陈宁（937—1032年），字田心。他原是英德浛洸镇麻奢人，南汉大宝三年（960年）徙居南海田心里，为不忘故土，取号“麻奢”，称为“陈麻奢”。据族谱及文史资料记载，陈宁先后入南汉、北宋王朝，官至佥都御史、朝议大夫、驿丞。他宅心仁厚、乐善好施、德高望重，深受乡人爱戴，其号也就逐渐变成了村落的名称。“以地名人”与“以人名地”，在历史人物陈宁身上连为一体，千年古地名麻奢从英德移植到南海。陈宁公的第28代传人陈凤江，是南海石门中学的创办人。2004年官窑在进行第二次文物普查中，发现了陈麻奢墓，古墓历千载风霜，依然保存完好，是南海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历史名人墓葬。

南海有些道路也采用了“以人名地”的方式，如丹灶的康有为大道、桂城的天佑路。南海历史名人非常多，曾有专家和政协委员建议，用历史人名来命名桂城的街道，取代嵌入式的数字路名。如今，佛山市正在建设东平新城，同样有学者提出新街道以历史人物冠名的议案。然而，以人名地，毕竟是由个体专名演变为公共专名，需要非常慎重的考虑。特别是冠以政界名人名字的地名，因其特有的内涵，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领导人对地名的命名十分重视，并多次明确指出“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原则已列入国务院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这也是“中山”、“逸仙”地名非常普遍，而以共和国缔造者们命名的地名十分罕见的原因。近年来，各省市纷纷出台内容大体相同的地名管理条例，规定除纪念性地名外，一般情况下不以人名命名地名，禁止使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外国人名、外国地名命名地名；确需以人名命名地名的，要由市民政部门提出具体方案，经市政府审定后，按规定程序报请省人民政府审批。2008年国务院下发中英文双语通知，规定个别确有特别纪念意义需以外国地名、人名命名我国街道或建筑物的，要事先报国务院审批。“以人名地”现象，在地名规范化、数字化日益重要的现代社会中，将有可能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