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语言得体的概念认识

语言得体是人们评判交际语言的一个常用术语，使用频率很高，覆盖面很广。但是，对语言得体概念的认识却并不完全一致。那么，究竟什么是语言得体呢？

就我们所见，主要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一般宽泛意义上的解释。

《现代汉语词典》对“得体”作如下释义：“（言语、行动等）得当；恰当；恰如其分。”其他词典的解释与此大体相类。《礼记·仲尼燕居》：“官得其体。”孔颖达疏：“体谓容体，谓设官分职，各得其尊卑之体。”原指仪容、服饰、举止等与身份相称，现在还在沿用。如：“亲爱的小朵朵，今天，我在一所中学的校园里看见四个穿着很不得体的女孩，我觉得有必要和你谈谈女孩的优雅了。”后以言行得当、恰如其分为“得体”。这一种解释不能说错误，人们实际上确是在这一意义上广泛运用语言得体的概念的。例如，“他骂你，你没有跟着去骂他，这样做，是得体的”。

刘若英有一篇《一世得体》文章，其中有这样一个片断：

得体不只需要教养与决心，有时且是细致的操作。家里常要请客吃饭。客人一上桌，会先上热毛巾净手，免得大家来回洗手间。吃到第四道菜上个冷毛巾，喝完汤再上个热毛巾去油。这是该完了吧？不！上个热茶再来一条冷毛巾，让人清爽，准备吃水果与甜品。光从这冷热毛巾的讲究，可想而知其他的待客细节。她说朋友来家里吃饭是对我们的认同与尊重，我们应报以全心。[17]

标题是“一世得体”，这范围可大了去了。这一片断述说的是“得体不只需要教养与决心”，还表现为“细致的操作”，主要是指举止行为。

这一解释的问题在于过于宽泛，难以确切理解其内涵，不大好把握，运用起来常常带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与随意性。从修辞学理论的高度来衡量，离规范性、科学性相距甚远。

第二种，语言得体指的是适应文体、语体、风格。

郑颐寿先生说道：“‘文体’，就是文章的体制、样式。文章的写作要注意到语体、文体风格得当。这条规律就是‘得体律’。”“广义的适境律可以包括得体律。”[18]黎运汉先生也曾经指出：“语言风格历来讲究得体，这既表现在风格手段的运用上，也表现在风格类型的选择上。”“研究语言风格得体的问题，是语言风格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价值，很值得深入探讨。”[19]

这一种理解，在人们的实际运用中还是有一定的覆盖面的。“语言之得体，首先须符合文体，即文章的体裁。古人说：‘文莫先于辨体’，又云：‘自古执笔为文者……但使不失体裁，辞意可观，遂称才士。’不同的文体决定了写作语言的不同特点，不同的文体对写作语言有不同的要求。如曹丕就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名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些要求就体现出写作语言得体性的内容。比如应用文体，一般以记述、说明为特征，以实用为目的。因此，它的语言要求是准确性、简洁性和规范性。而文艺性文体语言的要求是形象性、表情性、音乐性和独创性，多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文体的语言要求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说明文体的语言要求科学、准确、简洁、平实等等。即使是各大类文体中，还有具体的小类之分，各小类的语言要求也不尽相同。”[20]

应用文体有许多种类，其中的公文语言就有其特殊要求，必须注意适应。如常见的“决议”与“决定”、“请示”与“报告”不能混淆。《某某局关于兴建办公楼的报告》，旨在请求县政府立项、拨款，理应以“请示”行文，而不能混用为“报告”。《某某镇党委政府关于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只用一个“请示”就行，却合用了“请示报告”两个文种。公文用语的行文方向的“得体”，要求与本机关的职责地位相称。不同行文关系的公文对公文用语有着各不相同的要求：上行文常常是向上级机关汇报情况、请示工作，因此，语言应礼貌委婉、简洁明确，体现对上级的尊重；平行文是向同级机关或不相隶属机关的发文，是为几个部门协同处理问题或协作完成工作、彼此沟通情况而制发的，因此语言要谦和，不能居高临下地使用命令式、告诫式词语；下行文是上级机关向所属下级机关的发文，语言讲究庄重、规范、准确。不同行文方向的公文对语言得体的不同要求，既是单位与单位之间处理各种事务的需要，也体现了人际交往中的理性和道德。公文语言是人们在长期公文写作实践中约定俗成的，它有着固定的格式和用法，只有遵守了才能做到得体。

看到有这样一道中学语文考试题：

从语体风格来看，下列句子中，有一句与其他三句不同，这一句是：

A.实行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给违反纪律的党员以应有批评或处分，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除出党。

B.幼儿园的小朋友，从明天起，下午两点钟进幼儿园，每天可以在家里午睡。

C.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D.对于确属坚持错误意见和无理要求的人，要给以批评教育。[21]

这一例中，B句明显是属于口头语体，称呼亲切，通俗易懂，适合小朋友接受，其他三句则是属于书面语体中的政论语体，措辞严肃庄重，各自适应不同的语境。

文章的写作当然包括了文体、语体的适切运用，而且是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狭义上来界定，在特定意义上来论释，语言得体专指适合文体、语体、风格未尝不可；但是而今流行的理解，广泛的用法都已远远超越了这一范围，这就显现出这种观点的狭隘性，缺乏强大的解释力和广阔的覆盖面。

第三种，当代修辞学理论中关于语言得体性的解释。

陈光磊先生指出：“要求说话合乎使用的文化规约，也就是说的话在社会的人际关系的表达方面是正确的、合适的，——这讲究的是语用的得体性。”[22]温云水先生指出：“根据汉语的特点，我们认为‘得体’的‘体’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上，即语言层面、言语层面和语法层面。”[23]王希杰先生在《修辞学通论》中则指出：语言的“得体性指的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24]。

三位先生的解释各有特点，但也有共同的方面。

陈光磊先生强调了文化规约即社会人际关系的制约、要求。文化规约对语言得体的制约和影响是非常重要和强大的，脱离了文化规约、人际关系确实无从论断语言得体与否。温云水先生对“体”作了分析，指出了语言得体包括三个层面，涵盖的面十分广阔，不能拘于一隅，而且兼及了静态语言和动态语言，强调了遵守语法规则的必要性。这些意见是可取的，给人以丰富的启迪。但如果作为定义的内涵、主要的阐述方向，似可商榷。在语言交际中，得体的语言必须遵守文化规约，符合人际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除了文化规约，有没有其他的规约呢？人际关系的适合自然是最为重要的，那么其他的语言环境因素是否也要纳入研究的视野呢？即使这些因素与人际关系存在紧密的联系，但毕竟是客观存在。温先生的三个层面说，指出了范围，拓宽了视野，但需要进一步明确论析语言得体的内涵。

王希杰先生的观点最为简洁明确，便于理解。王先生在《修辞学通论》中还进一步阐明，交际活动中的语言可以区分出三个层面：①语言本身，孤立的静止状态的材料；②话语本身，孤立的静止状态的话语；③在语言环境中被听读者所解读的话语，即投放到交际活动的大市场被作为商品来流通的话语，运动态中的话语。在第一个层面上，并不存在得体与不得体的问题，只有到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层面上才有得体不得体的问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语言得体概念的理解的差别，关涉到能否将语言得体性提高到最高原则的地位。语言得体性最高原则中，“语言得体”内涵异常丰富，外延异常广阔，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得体了，其他用来衡量语言表达的标尺都可以涵盖、包容进去，否则也无法成为最高原则。例如陈光磊先生《得体：语用的基本规约》一文中指出，使用语言的基本要求由三个层面构成，其中第二个就是上面引用的“要求说话合乎使用的文化规约，也就是说的话在社会的人际关系的表达方面是正确的、合适的，——这讲究的是语用的得体性”，第一个要求是“说话合乎语言本体的结构规律，也就是说的话在语音、语汇、语法等方面都是合格的、合法的——这讲究的是结构的规范性”，第三个要求是“说话合乎语言使用的效果规则，也就是说的话在对于题旨和情境的适应方面是恰当的、切合的——这讲究的是修辞的适切性”。按照“最高原则”的得体观，第一个和第三个要求也被纳入了语言得体的视野。

陈佳璇有篇《试论“得体原则”不是修辞的最高原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的文章，对语言得体性最高原则持有反对意见，作者列举了四条理由，其中第四条是“部分违反‘得体原则’的修辞行为也可能是成功的”，“在日常生活的言语实践中，‘得体’却达不到交际目的，放弃或者违背了‘得体’却获得了预期的交际效果的例子比比皆是”。文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一位老同学在地方上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区长。我出差到地方，想给他打个电话，电话挂通了三次，但总机的值班小姐都说：“对不起，占线。”等在我旁边的战友问我：“你怎么跟小姐说的？”我第一次说请给我转一下……，第二次说请您给转一下……，第三次说麻烦您，给转一下……。听我说完，战友拿起话筒，拨通了电话：“转……！”粗声粗气，我听来都害怕。真奇怪，电话立即通了。

文章作者认为，“我”的前三次请求语言都是得体的，战友的粗声粗气的“转……！”是不得体的，却取得了成功的修辞效果，以此判定语言得体性不能成为最高原则。这里就反映出对“语言得体”概念的理解有误。战友的话语，虽然违背了通常的礼貌文化习惯，但在这一特定的情境中，针对交际对象的无理无情，准确把握了对方的心理特点。因而，以“最高原则”的得体标准来衡量，同样是得体的。无论是常规的，还是超常规；无论是固定的，还是变异的，其语言形式都可能是得体的。

我们基本上赞同王希杰先生的观点，但对其所下定义作出如下修正：语言的得体性指的是语言材料对说写主体和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王先生虽然在具体的论述中也涉及说写主体，但他是将其包括在语言环境之中论述的。我们则将说写主体单独列出，与语言环境相对。这一方面缘于对语言环境理解的不同；另一方面，说写主体的分离、突出，更有利于科学辩证地描述语言得体规律。

流行的对语言环境的解释包括了时间、地点、对象、事件、背景等客观因素和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年龄、职业、修养、思想、性格、心情等主观因素。而我们认为，环境是相对于说写主体而言的，立足点必须非常清楚、端正、牢固。换句话说，环境需要一个参照物。举个简单的例子。某人居住的房间环境非常好，宽敞明亮，家具典雅，花草点缀，色彩和谐。我们所说的房间环境就不应该将居住者包括进去，即使暂无人居住，你走进去看到了房间的状况而啧啧称道，实际上也是以你自身为参照物的。如果对语言环境的解释不区分语言的表达者和接受者，囊括了与语言有关的全部因素，成为一个巨大的板块，那么由此便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积极主张、致力于探索如何把握语言环境，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将语言的使用者也包括进语言环境中去，就意味着语境自己把握自己，岂非不合情理？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将语言的说写主体从语言环境中分离出来。撇开别的因素不说，单就身份、思想、性格、修养、心情等来说，有说写者的，也有听读者的，语言环境不应该包括说写者自身的诸种特点，说写者与语言环境构成了一对矛盾，这样，问题就变得清晰明朗了。否则，众多因素交织混杂，很难将语言环境的理论论析透彻。鉴于上面的认识，我们给语言环境下这样的定义：“语言环境是与说写主体有关的客观环境。”这一定义严格排斥语言表达主体的各种因素，与现在流行的解释有原则的区别。[25]

根据我们修正了的定义，语言得体的概念包括了四个要素：语言材料、说写主体、语言环境与适应程度。

一、语言材料

语言得体中的语言材料是指语言自身，即语言事实，包括词语、句子、语段、辞格等，这是我们考察语言得体与否的出发点。当我们讨论语言得体问题时，常常要根据语言事实说话，这些语言事实尽管已经依附于一定的条件因素而存在，并具有内在联系，但在我们还未展开讨论时，仍然将其视为语言材料。理解语言材料，要避免将其看作孤立的、静态的词典中的字词，没用任何语境的语言单位。这不是我们所指的语言材料，因为在这一层面上的语言单位是无从讨论语言的得体性的。

以下是中美两国几则招聘广告：

A.银行职员

美国：1.高中毕业。有现金收付经验者优先。2.细心，注意细节；耐心，友好。3.能够意识到销售机会，主动向客户介绍银行产品。4.有很强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

中国重庆一家商业银行去年的招聘广告：1.本科学历，英语4级以上，电脑2级以上。2.身高1.60米以上，五官端正。3.有较好的口头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长于沟通。4.附5寸生活照片。

B.大学教师（非教授级别）

美国（心理学）：1.博士学历（已完成）。2.具有心理学方面的成功教学经验。3.愿致力于本科教学和心理学研究。4.请表明你的教学理念、研究兴趣等。

中国：1.硕士，年龄在28岁以下；博士可适当放宽年龄条件。2.语言表达能力强，英语6级；本科、研究生专业一致。3.发表论文不少于2篇。4.党员优先。[26]

这一例中，招聘单位都列出了要求和条件，都有自己的考虑。美国公司的招聘广告，更多的是对该岗位工作所需技能的具体要求。中国公司的招聘广告则比较抽象，要求的大多是外在条件，比如学历、年龄、相貌等。年龄几乎在中国的每个招聘广告中都会出现。每则广告相对完整，要求不能割裂，是语言事实，我们将其视作语言材料。讨论招聘语言的得体性，就以此作为出发点。例如，美国法律规定，招聘广告不得有年龄、国籍、容貌、出生地、种族、婚否等方面的歧视，所以这些信息在简历中不允许出现。美国的很多公司对招聘初级或一般的职员学历要求不高，甚至对中层经理都只要求高中学历。美国公司不愿意招资历超过岗位要求的人员，中国公司则几乎清一色喜欢高学历。在美国，对于一般职位，公司不会要求大学学历，但是公司鼓励员工接受继续教育，绝大多数银行都赞助（很多银行报销100%的学费）员工的学习计划。另外，虽然一般公司不倾向于招聘高学历的人，但在需要良好教育背景的工作中，比如高科技公司、教育、咨询等行业，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历都是必备的。经验和技能在美国是相当重要的。对于一份对专业知识要求不高的工作，一个工作了5年、积累了很多经验的高中生是绝对能打败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的。中国公司喜欢科班出身、专业对口的员工，而在美国，很多行业都强调较宽的知识面。这是基于语言材料上的语言得体与否的分析。

二、说写主体

说写主体是使用语言材料的人，即语言的表达者。这是四要素中至关重要、最为活跃的因素，而且往往不出现于语言事实之中。语言材料必须与说写主体的各种因素（如思想个性、文化修养、心理状态等）保持和谐统一，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如时间、地点、交际对象等）的适应实际上也必须通过说写主体才能达到。如此看来，说写主体在语言得体进程中的地位确实不能轻视。

这里有必要区分两种说写者，一种我们称作事实上的说写者，即所说所写均是语言使用者直接所为。另一种是创作中的说写者，例如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对话，是作者代而言之，具有双重的说写主体身份，情况要更复杂一些。如果是专门讨论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语言交际活动，主要关注的是作品中语言表达者的主体因素，但其中也必然渗透进作者的个性、用心、情性，这些对作品中的人物语言起着制约和影响作用，两者交融在一起。

事实上的说写者比较容易理解。

央视有专栏节目“东方之子”，专门介绍社会名流，自然想到采访启功。最初，与先生联系时即云：“我们这个栏目，采访的都是知名的专家、学者、社会精英，故名‘东方之子’。”老先生听罢应声回答：“我不够你们的档次，我最多是个‘东方之孙’。”拒绝了。

后经众多同事、好友游说，先生终于同意在寓所接受采访。

采访组一上来就列举众多头衔，先生一句话轻轻拨开众多桂冠：“这叫此地无砂，红土为贵。”之前，一个学生在场协助准备资料，以为先生会把学术著作和诗书画集都拿出来以供拍摄。见先生坚持只摆学术著作和论文集，大为不解。启功则说：“我首先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的老师，其次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人员，书法、绘画、作诗、填词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是业余爱好，是你做这个工作本应该会的，值得一说吗？”

先生90岁高龄时，央视又去了他的寓所采访，坐定之后主持人自然以名誉桂冠拉开话题：“大家公认您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家，可是您在文物鉴定、古汉语研究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高帽子一举，先生身体前倾目视主持人说：“我告诉你，不是这样，如果我说我会飞，你信吗？” 主持人一时不知如何回话。嗫嚅道：“当然不信。” 先生随即说：“所以说，我说的话也是不算数的。”[27]

这是真实的事例，“东方之子”节目组采访启功。启功的个性鲜明，与众不同。对一般人来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无疑是殊荣，但第一次启功拒绝了采访，“我最多是个‘东方之孙’”。在接受采访时，背景坚持只摆学术著作和论文集，理由是“我首先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的老师，其次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人员，书法、绘画、作诗、填词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是业余爱好”，这与人们通常对启功的认识大不相同。面对主持人的一番赞誉，启功回应道：“如果我说我会飞，你信吗？”“所以说，我说的话也是不算数的。”话语与个性保持高度统一，表面上似乎对主持人“不恭”，但如果细细想来，既入情入理，又符合实际情况。例如，启功将“古典文学的老师”职位放在第一位，最为看重，而局外人则对此并不了解，往往只凭自己的印象给启功戴上种种桂冠。

鲁迅小说《祝福》中对鲁四老爷的着墨并不多，几处极简短的对话描写生动地刻画了鲁四老爷这一人物形象，并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小说的主旨。当有人报告说，祥林嫂是被两个山里人，以及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和卫婆子绑架走的时，鲁四老爷只说了四个字：“可恶！然而……”“可恶”是指这伙人的绑架行为——这伙人简直就是强盗，一点也不知礼仪，他们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来鲁家找人，或者至少也该跟有点威望的鲁四爷打声招呼，可他们却偏偏就是这样粗暴无礼，这是在败坏鲁家的门风。但是，当鲁四老爷想到祥林嫂是背着婆家逃跑出来的，已经违背了“妇道”，婆家来人捉她回去也在情理之中时，一个“然而”就原谅了绑架者的粗暴与无礼。接着，卫婆子亲自出马来鲁家释疑，鲁四老爷第一句话又是“可恶”，由此可见他对卫婆子的不满：你是中间人，隐瞒实情不说，连个照面都不打，还帮着别人暗地里劫走我家的佣人，闹得沸反盈天的，这成何体统？但是，卫婆子把情况一说，把罪一认，把证一保，鲁四老爷就立即以一个“然而”释然了，心平气和了，也认为卫婆子的做法合“礼”了。鲁迅用“可恶”、“然而”这四个字，生动展现了鲁四老爷冷酷、自私、伪善的面孔。这是对文学作品中人物语言的得体性分析。但是鲁四老爷口中的“可恶”、“然而”四个字又是鲁迅创作出来的，植根于对所塑造的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准确把握，对封建道德的精深认识，对小说中人物关系的妥帖设计，表现出对鲁四老爷之类封建遗老的辛辣讽刺和有力抨击。这里，又改变了角度，是从作者的角度来讨论表达语言的得体性的。

不论是事实上的说写者，还是创作中的说写者，在讨论语言得体问题时，都是需要关注、重视的。在具体研究语言得体性时，人们常常从说写主体切入，讨论对语言环境的适切把握，这是简省的步骤，是实际的需要，却不能因此而忽视语言材料与说写主体的统一。

三、语言环境

语言环境包括的内容异常丰富复杂，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我们在这里作如下区分：

在语言内部，用词造句的规则对语言表达的制约、影响作用不容忽视，语法的变异并不是抛弃规则，而人们讨论语言得体问题时，对语法语境的存在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例如倒装句。顾名思义，倒装句是有成分倒装的句子，包括单句和复句。陈望道的“倒装”（见《修辞学发凡》）与朱德熙的“倒装”（见《语法讲义》），从定义、论述和所举例句看，指称的对象只有很小的部分相同，主要范围并不相同。陈望道的定义是：“话中特意颠倒文法上、逻辑上普通顺序的部分，名叫倒装辞。”所指倒装范围很广。“第一类，随语倒装”，“大多只是语次或语气上的颠倒，并不涉及思想条理和文法组织”。共举8例，只有部分例句在后来的修辞学著作中看作倒装。“第二类，变言倒装”，“虽然也是颠倒顺序，却往往涉及思想条理和文法组织，同第一类单属程序上的倒装不同。”也举8例，后来的修辞学著作一般不看作倒装句，与我们现在一般认为的倒装句相距甚远。例证有的是“颠倒逻辑上的顺序”而不是颠倒两个语言单位的前后次序，如：“久判野鹤如双鬓”（杜甫《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陈望道认为，“顺言为：双鬓如野鹤”。从语言形式上看，有的是三个或三个以上，或颠倒了次序的两个语言单位之间还间隔着其他语言成分。类似这些问题，讨论语言得体时就不能不顾及语法公认的规则。

话题、前提、上下文、修辞规则等属于修辞语境。从广义上说，语体风格、表现风格等也属于修辞范围，但由于风格学的边缘性以及所处最高层面等性质，可以将其单独列开。

在美国圣迭哥有这样两个兄弟，哥哥叫哈里，弟弟叫杰克。兄弟俩非常有钱，可他们为富不仁，经常为非作歹。不过，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经常用金钱来粉饰自己。他们还经常去教堂做礼拜，希望借此把自己装扮成一位完美的基督徒。

后来，为他们做祈祷的老牧师退休了，帕里成了他们的新牧师。这位新牧师为人诚恳，做事机警且刚直不阿。他不仅能够识破这兄弟俩的诡计，而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由此赢得了信徒的信赖。于是，前来教堂做礼拜的人随之增多。

牧师发起一场筹款运动，要建一个新的教堂。就在这个时候，哥哥哈里死了。在葬礼前一天，弟弟杰克找到了帕里牧师，并递给他一张支票——这笔钱正好是新建教堂所急需的。

“我只有一个条件。”杰克慢条斯理地说道，“在我哥哥哈里的葬礼上，你必须说‘他是一位圣人’。”对此，帕里牧师思忖了片刻，竟然答应了下来，并收下了他的支票。

第二天，帕里牧师出现在哈里的葬礼上。面对杰克邪恶的眼光，帕里并没有感到畏惧。他直言不讳地说：“哈里先生是一个邪恶的人。他欺骗他的妻子，虐待他的家人……”如此这般数落了一阵后，帕里牧师话锋一转：“但是，与他的弟弟杰克相比，他是一位圣人。”[28]

这一例中，帕里在哈里的葬礼上直言不讳地说：“哈里先生是一个邪恶的人。他欺骗他的妻子，虐待他的家人……”接着话锋一转：“但是，与他的弟弟杰克相比，他是一位圣人。”牧师的话说得非常得体，这与话题、上下文的修辞语境密不可分。哈里、杰克兄弟俩为富不仁、为非作歹，杰克要求在哈里的葬礼上，牧师必须说“他是一位圣人”，而这一句话关系到建造新教堂必须获得的一笔经费。牧师并没食言，他确实讲了这句话，但将其放在与杰克的比较中来表达。结合上下文，兄弟俩都是“邪恶的人”的意思明白无误，杰克却无法指责。

于丹对《论语》、《庄子》的独特解读方式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她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出色的口语表达能力，以至于她的书面文本都深深地烙上了口语的痕迹。但是，当这种在电视传播媒体中较为成功的口语形式转换成文字时，诸多问题便随之显现。“讲”得精彩的，“写”出来未必精彩；“听”得过瘾的，“读”着未必过瘾。其原因之一，在于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是有差异的。张金发的《于丹书面文本的冗余特征》［滨州学院学报，2012（1）］一文中举了《于丹〈庄子〉心得》中的一个故事：

一块巨石，懵懵懂懂、混混沌沌放在那里，雕塑家开始工作了。他要雕一个美女头像。

一个小孩子坐在旁边。他惊讶地看着雕塑家手中的刻刀，把一小块一小块石头凿落下来，一个玉洁冰清的美人，就从石头里一点一点地浮现出来。浮出她的眼睛，眼睛是顾盼生辉；浮出她的嘴巴，嘴巴好像能说话似的；浮出她的面颊，面颊上有一层圣洁的光彩。

乔斯坦·贾德的著名小说《苏菲的世界》里有另一个版本：

有一位雕刻家正在雕凿一块大花岗石。他每天一斧一斧地雕刻着这块没有形状的岩石。

有一天，一个小男孩走过来问他：“你在找什么？”

雕刻家答道：“你等着瞧吧！”

几天后小男孩又回来了，看到雕刻家已经将花岗岩雕成了一匹骏马。

小男孩惊异地注视着这匹马，然后转向雕刻家问道：“你怎么知道马在里面呢？”

一经比较，乔斯坦·贾德的故事版本显然更为简洁。这个故事的价值所在、精彩所在，不在于雕刻家是如何雕刻、技艺如何高超，而在于小男孩的纯真话语“你在找什么”与“你怎么知道马在里面呢”。可以说，这两个句子是故事的“灵魂”。反观于丹所讲小故事，显然是为了讲述生动而多生枝节，重视了“血肉”而忽视了“灵魂”，其中那些累赘的语句极大地影响了故事本身所具有的意趣。于丹作讲座，的确能给人以信手拈来、滔滔不绝的印象，但阅读其文本，虽然未必像有些评论说的“华而不实、言之无物”甚至是“不知所云”那么严重，但至少也是不够简洁，得体性要大打折扣。风格语境起着重要的制约和影响作用。

在语言外部，物理语境具有自然的属性，时间、空间、气候、物体等都是物理语境；心理语境指的是人的经历、思想、修养、个性、心情、气质等；文化语境包括的范围比较广阔，关涉到政治、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

对一个男人而言，母亲和妻子无疑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同时他也是这两个女人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但这两个女人在对待男人的态度上，却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

一个简单而常见的例子就足以看出这种差别。夏天到了，我到超市买了两台吊扇，一台是为我家买的，一台是为我妈妈买的。安装吊扇的时候，我站在一把椅子上。但高度还是不够，我不得不踮着脚尖，艰难地装好了吊扇。

看着满脸淌汗的我，妻子一边给我递来毛巾，一边帮我分析安装吊扇怎么会如此困难：“你的个头太低了。”

之后，同样的情形在我妈妈家再次出现。妈妈看我踮着脚尖满脸汗水地装吊扇，她不由心疼地抱怨道：“这把椅子实在太低了！”[29]

同样是安装吊扇，“我”站在椅子上够不到，妻子分析出的原因是“你的个头太低了”，母亲则是心疼地抱怨道：“这把椅子实在太低了！”妻子、母亲的话语都是得体的，无论男人多么优秀，妻子给予他的永远是不满和鞭策让他时刻保持动力；无论男人多么平庸，母亲给予他的永远是满足和欣赏，让他时刻充满自信。这要结合人物的心理特点来考察。

四、适应程度

适应程度是语言材料对说写主体和语言环境适应而显示出来的得体的层次。适应程度是语言材料、说写主体、语言环境三者矛盾运动的产物，也是矛盾运动达到相对平衡的标志。适应程度是富有层次性的弹性概念，具有相对性，包括了语言得体的各种复杂情状。

送别友人、客人，有一套惯用语，如：“再见！”“请慢走！”“以后常来玩！”“您走好，恕不远送了！”这些话不能说错，都是得体的。但请看下面一个例子：

清初，王夫之隐居湘西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船山先生”。

有一天，一位朋友来拜访，王夫之十分高兴，连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倾其所有，置办饭菜，相对而坐，把酒对酌，大有酣畅淋漓之感。天色将晚，朋友告辞，王夫之依依不舍，本想多送一程，然而自己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只能起身恭送朋友三步，郑重说：“君自保重，我心送你三十里。”

朋友拱手而别，走了十五里，忽然想起雨伞忘在了王夫之家里，又急忙往回赶。等他转回到王家门口，看见王夫之还毕恭毕敬地站在原地，心里默念着时间，心送朋友三十里……[30]

王夫之送别友人，因体弱多病，无法远送，只能“恭送朋友三步”，郑重地说：“君自保重，我心送你三十里。”这个“心送”，用得极妙、极得体：一是确实自己限于个人身体条件，没法远送；二是友情深厚、依依不舍，不“心送”不足以表达自己的诚心；三是言行一致，“毕恭毕敬地站在原地，心里默念着时间”，其得体的适应程度比起送别的通常用语要高得多。

语言得体的四要素有着内在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语言材料是考察语言得体的出发点或者说是事实依据。语言材料一旦进入语言交际活动，必然与说写者发生密不可分的关系。说写者是掌握、使用语言材料的人，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一方面要正确把握自我，使语言材料符合自己的思想、性格、身份、经历、修养等；另一方面又必须在输出语言时，吻合语言环境诸因素。语言环境好像一个过滤装置，其过滤后语言表达的情状取决于操作者的使用水平和技艺。适应程度则是我们根据最终的外显形式所得出的评判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