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海外华文文学，是指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用汉语写作的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与世界各种民族文化相遇、交汇开出的文学奇葩。它在中国大陆学界的兴起和命名，始于 20 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从台港文学这一“引桥”引发出来的，后来作为一个新的汉语文学领域，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
海外华文文学命名之初，人们只是把它看作一个与本土文学有区别的新的研究对象，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世界性和独立的学科价值，若干研究成果也未能突破对传统中国文学的理解和诠释。海外华文文学学科意识的萌发，是在 20 世纪 90年代初，更具体地说，是在 1993年 6月，香港岭南学院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和暨南大学中文系联合召开的“海外华文文学机构负责人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议，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共有中国大陆和台港 20 个研究机构的学术带头人参加，与会代表在总结、交流这一领域文学创作与研究经验的基础上，一致认为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应积极努力，将其建设成富有文学性独立价值的学科之一。之后，才有了学科理念的萌生，有了学科建设的自觉。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它在世界各国的诞生和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它在中国学坛被关注和研究的历史却只有几十年。下面，就其在学界的兴起、学科意义和学科建设途径进行论述:
第一，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学界的兴起。
我国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始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首先关注这一领域的是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学者，他们初期关注的是中国大陆以外的台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则是在“台港文学热”中引发出来的。之所以把海外华文文学在学界的兴起定位在 20 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是以下列标志性的事例为依据。其中之一:1979年，广州《花城》杂志创刊号刊登了曾敏之先生撰写的《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1这是中国大陆文学界发表的第一篇介绍、倡导关注本土以外汉语文学的文章。其中之二:1979年2月，北京大型文学杂志《当代》刊登了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2这是当时内地文学杂志发表的少数美国华文作家写的小说之一，被喻为“一只报春的燕子”，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该作品语言精练、意蕴丰富，且运用了反讽、象征、意象等多种艺术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从上海到台湾的名交际花形象———尹雪艳，那是一个与历史上的名妓、交际花完全不同的带有魔性的美丽女人，通过她和她芬芳、雅致的“尹公馆”，展现出台湾社会的“众生相”———一群在历史转变时堕落在人生泥沼中徒然打滚的人。通过他们围绕着尹雪艳这个“总是不老”的“美丽死神”，自娱、挣扎、走向衰败和死亡，展现出一个与中国大陆完全不同的特殊的文学空间。
白先勇是台湾旅美作家，小说《永远的尹雪艳》的题材取自台湾社会的生活，而且首先刊登在 1965年台湾《现代文学》第24 期上。虽然这篇小说写于 1965年，是白先勇到美国以后创作的③，3应属于美华文学，或旅美留学生文学，但因当时“海外华文文学”尚未命名，学界同仁均把它看成台湾文学，并由此发端引出了对“台湾文学”、“香港文学”的关注，特别是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深感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台港文学”的“缺席”，为填补这一“空白”，很快就在学界掀起台港文学的介绍、研究热潮，并且于 1981年3月，在中国当代文学学会成立了分支机构“台港文学研究会”。
为推动此项研究，1982年6月，由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台港文学研究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福建人民出版社和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中文系等多个单位，在暨南大学联合举办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1984年，在厦门大学举办第二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这两次会议的讨论对象都是香港文学、台湾文学，虽有个别海外的学者和作家参加，但未见有提交海外华文文学方面的论文，先后出版的两本会议论文集，也都命名为《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4
1986年，由深圳大学牵头，联合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在深圳举办第三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海外与会学者和作家较多，如美国的陈若曦、於梨华、非马和东南亚的一些诗人和作家，还有少数学者，如当时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的陈幼石教授等，提交给研讨会的论文中有 15 篇是研究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5经与会的海外学者提议，会议更名为“全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从此，“海外华文文学”得以在研讨会上命名。但由于历史原因和地区的特殊性，中国的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还有若干粘连和切不断之处:一是因台港两地的作家经常进出国门，与各国华文作家关系密切; 二是海外华文作家中有不少是从台港移民出去的，与这两个地区的文化、文学有割不断的联系，文学形态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兼之原先会议的讨论对象是台港文学，所以更改后讨论会的名称依然是以台港文学为“主”，海外华文文学为“宾”。尽管如此，第三届讨论会名称的变更，“海外华文文学”的正式命名在学术上的意义不可低估，其创意在于:学界的关注点已从台港文学扩展到海外各国的华文文学，并且在思想上认识到台港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差异性。此后，海外华文文学逐步进入大陆文学研究者的视阈。
1988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了同名的第四届讨论会。1991年7月，紧接着香港作家联会、《香港文学》、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岭南学院等单位在香港召开“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之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第五届讨论会。由于有五位澳门笔会的代表参加，并提交有关澳门文学的论文，于是会议又更名为“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至此，大陆本土以外过去被忽略的华文文学“空间”都清晰地显现出来，成为大陆学者的研究对象。
从海外华文文学学科意识的萌发、孕育、形成历史看，第五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是该次研讨会是紧接着香港“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召开的，有多个国家、地区的海外华文作家、学者参加，在研讨会中，海外华文文学的问题成了讨论的一个“热点”，如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中华文化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等; 二是在第五届会议所提交的论文中，出现了三篇以“世界华文文学”为题的论文，它们分别是广东许翼心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多元格局》、赖伯疆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和新加坡王润华的《从中国文学传统到海外本土文学传统———论世界华文文学的形成》。6这三篇论文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如何从总体上认识、把握世界华文文学问题。
之后，1993年8月，在江西庐山由南昌大学承办的第六届研讨会上，学者们有感于世界范围内的“华文热”正在升温，汉语文学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它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一样，在世界上已形成一个体系，是一种跨国别的语种文学，许多国家也已先后成立了华文文学的机构。于是经过酝酿，大家一致同意将研讨会名称更改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并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
研讨会名称的更改和该筹委会的成立，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观念在汉语学界出现:人们认识到汉语文学不只是中国的文学，而是世界性的语种文学之一，应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观。也就是说，无论是研究海外华文文学还是中国文学，都要从人类文化、世界文学的基点和世界汉语文学总体背景来考察。尽管此前在香港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就已启用“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研讨会的主题就是“世界华文文学与华文文学世界”，会议主持人刘以鬯先生在会上还明确提出:华文文学发展到今天，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加强这一“世界”内部的凝聚力，把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推动。但当时大陆学界对此尚未有明确的认识。所以第六届研讨会的收获和创意在于:通过讨论，学者们已认识到在华文文学研究中应有一种更为博大的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这是认识上的提升，也标志着这一领域新的学术理念的形成。
在这之后，又分别在云南玉溪、江苏南京、北京、福建泉州、广东汕头、上海浦东、山东威海、吉林长春、广西南宁、湖北武汉和福建福州召开了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和十七届国际研讨会，有关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不断被提出来并加以讨论。就大的学术论题而言，经历了海外华文文学“空间”的界定，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华文文学历史状态与区域性特色的探索，从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关系探源，到海外华文文学的整合研究，从文学史的撰写，到从文化上、美学上对这一领域各种特殊理论问题以及相关文学母题的研究等，成果丰硕，显示出这一新兴学科的学术生机和创造力。除此以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2002年5月，作为国家一级学术团体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以下简称学会)，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在暨南大学召开成立大会，从此结束了学会的“史前史”阶段。学会的成立，不仅有助于加强自身的凝聚力，吸引更多学人参与，特别是吸引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年轻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者进入这一领域，对促进世界范围内华文文学的交流、互动，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学会成立以后，2003年11月，学会与徐州师范大学在江苏徐州联合举办了“世界华文文学教学研讨会”，这是这一领域首次全国性的教学研讨会，着重探讨如何保证教学质量和加强教材建设问题，与此相联系还讨论了学科的命名、释名问题。这个会议的召开，一方面引起了这一领域的学界同仁对各层次课堂教学，特别是本科教学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对学科命名内涵的进一步关注。
从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学界兴起的历史进程看，20 世纪 90年代以后，学界同仁在学科建设与方法论的选择等问题的研讨已有一种可贵的学术自觉，这种自觉正在逐步化为系统的、有深度的学术成果，为这一领域的学科建设奠基。
第二，海外华文文学兴起的学科意义。
学术史上许多学科在形成过程中的经验说明，学术研究如果没有终极目标，就很难探得其本真的意义。因此，把握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特殊文学空间的根性和特性，探讨这一领域的显现给人们提供了何种新的学术思维，是关系到它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科学性问题。也就是说，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作为一个新的文学学科，它从哪些方面表现了人类生存的独特方式? 有哪些是别的学科所不能取代的? 它对原有各文学学科有何补充、推动和影响?
30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的汉语文学领域，其学术特色和学科意义已日益显现出来:
(1)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特殊的汉语文学空间。
作为一个汉语文学空间，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世界性、边缘性和跨文化性。
首先，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引起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历史只有 30 多年，但由于海外华文作家身处世界各地，在异族文化的包围下写作，是在不同时空、复杂背景下，流动的、富有情感与思想的作家群体或个体，其以华文为“文心”的情缘、墨缘以及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各个国家、地区华人独特的生存方式，不同民族文化的重叠与交融，具有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研究内涵和文学审美形态，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的汉语文学领域，有它自身的活力和张力。
其次，海外华文文学作家是在本土以外用汉语书写情志，以文学的形式生长在异国他乡，这无论是从居住国或祖籍国的角度，都是处在边缘的地位。在他们的作品里，充满异域感、陌生化、放逐和漂泊的无奈，“我是谁?”“我的根在哪里?”成为他们作品中一个普遍的主题。因为从文化上看，他们不属于其所生存的地方，也不再属于故乡故土，自身就是一种双重边缘性的存在，所以，海外华文文学具有明显的边缘特征。
再次，由于海外华文作家绝大多数是从中国移居海外的华人，而他们移居的国家、地区又是各不相同的，但他们都是生活在被异族文化包围的环境里，所以在文学中的文化诉说和表现也就十分复杂和多样，总是这样或那样地表现出中外文化复合的跨文化特色。这也是它区别于中国本土文学的最基本的特点。
(2)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直接、间接地推动了中国文学已有各学科的发展。
一是整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20 世纪 80年代以前，台港澳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是“缺席”的，因而这个文学史的“版图”是不完整的。近 30 多年来，作为海外华文文学“引桥”的台港文学和澳门文学的研究成果，已不同程度地被运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教材之中，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了完整的形态。此外，海外华文文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和激发，有些国家海外华文文学的拓荒者，就是移居海外的中国现代作家，所以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常常有一些共同或相似的命题、话语和主题。在其早期，甚至有彼此呼应和同步的现象。20 世纪下半叶，随着世界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的崛起，在新的语境下，海外华文文学有着更加广阔的空间，文学母题的演进、更新，艺术模式的多样化，文学中文化内涵的丰富性等，体现出自己鲜明的文学特点。进入新世纪以来，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已通过有效的学术研究，探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传及其影响; 同时，还吸取不同语境下不同国家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经验，互动互惠，拓展了自身的研究视野，为营造该学科新的学术语境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二是为文艺学提供了一些新的命题，如语言与文化、文化与文学、中心与边缘、世界性与民族性等理论问题，以及这一领域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无根意识、怀乡情结和漂泊心态等带有某种母题性质问题的阐释。近几年来，海外诗学家、批评家也成为理论界新的研究对象。学者们对他们著作中的一些新的文学观念、文学研究方法已有所关注，并将其作为更新本学科理论话语时的参照和借鉴。三是间接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学者对中外汉语文学关系史、世界汉语文学史以及域外汉学的研究。此外，由于海外华文文学在学界的兴起与发展，对英美文学等专业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是引起对世界华裔、亚裔英语文学的关注和研究，而且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
(3)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已备受关注。
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中国学界都属于文学研究的新辟疆域。这两个领域的确立，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并由此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由于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它们发展的过程有相同或相似的背景和路径。所以，这两个领域的根部和肌体，有一种不寻常的天生的学术联系，彼此之间有若干学术上的交叉地带，在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上，有许多可以互通和相互跨越的学术空间与视点。
首先，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探讨对象和新的学术空间。比较文学的学科精神、学科个性在于跨越。通过跨文化、跨国别、跨学科等的文学研究，开展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对话，促进互识、互证、互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特别是对东、西方异质文化的沟通对话。开放交流、沟通对话，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与生俱来、贯穿始终的本质所在。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过程中，与各种“异”文化接触、对话之后，形成的一个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所以这个领域所面对的是多种不同中外“混合”文化主体之间的多元对话。这种对话既不是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地域的“对话”，也不是同一民族的过去视阈与今日视阈的“对话”，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向世界各方移动以后形成的种种不同视阈的“会谈”。这中间有许多两个文化圈之间的相互交叉点，这是海外华文作家从自身的体验出发，以文学的形式，表现这些“家在别处”的华人，在双重文化背景下的各种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是他们感受文化差异之后的艺术结晶，极具跨文化特色，对其作解读和文化诠释，是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所以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实践，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兴起，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内涵。
其次，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还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视阈、新的对话模式、新的融合和超越的机缘。海外华文文学在各国“旅行”、“居住”、开花结果，生成、发育、发展的条件和土壤很不一样，对它在各个国家、地域的起步、传播、中介、影响、融合、变形等的追问，就极具比较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再次，海外华文文学为比较文学的国别、地域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拓展学科“边界”，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在传统比较文学的跨国别、跨学科和比较诗学研究范式中，未见有关海外华文文学或海内外华人文学的阐释。但是，世界在不断发展，各种不同文化相遇的机会很多，不断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学科的内涵也是如此。事实上，所有学科都是一种“活的存在”，是一种从过去延续至今，又从现在走向未来的“动”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反思、扬弃、丰富发展的过程。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纵横交错的文化“边界”，有助于比较文学去发现、拓展新的学科“边界”，使中国比较文学的学者在本领域有可能获得新的突破。事实上，早在 1996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就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海外华文文学是比较文学即将要去拓展的领域。”1999年和 2002年，在中国比较文学第六届、第七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讨成为会议的一个“热点”。2004年，在中国香港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七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上，乐黛云教授代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大会上作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的学术报告中，谈到中国比较文学 20年来研究的开拓和进展时，就特别推介“海外华文文学与离散文学的研究”，她认为“这种研究从理论上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和融合的文学想象，进一步展开异国文化的对话和不同文化的相互诠释”，“已汇入世界性离散文学的研究潮流”。7
第三，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建设途径。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文学现象，又与中外文化交流密切相关。从其发展的途径看，并非像以往各传统学科那样是由下而上，而是由上而下，也就是说，是从高层学者的倡导和研究开始，再往下传播; 在人才培养上主要也是从研究生的培养开始，本科的普及还刚刚起步，更高程度的发展还有待于二级学科的确立。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已有的良好基础上，加强学科自身的建设。早在20 世纪90年代，在暨南大学召开的“海外华文文学机构负责人联席会议”上，就已提出了建立学科观念、加强学科建设自觉性的问题。十几年来，在这方面已有了很大的拓展，目前，全国已有70 多所高等院校在本科开设“台港文学”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课程。有一些大学还在一级学科或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硕士点、博士点设立这方面的专业方向，招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生，培养了一批博士生和硕士生。为了在更高程度上显现这一新兴学科的生机和创造力，我们还要进一步明确学科建设的途径:
其一，加强基础理论的建设与拓展，通过有深度的学术研究，明确本学科的若干基本范畴、话语，建构具有本学科特色的文学理论，促进理论的系统化、体系化。
其二，确立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运作方式，在原有学术积累和学术影响的基础上，集中力量以学术群体，特别是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学科互动，吸收多学科的成果以提升自己，以自己的创造性研究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可，并因成果突出而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自觉地促进学科化进程。
其三，对学科理论资源和有关资料应进一步系统地搜集、整理，加深对基本文献目录的确认和基本方法的探讨。这是一个学科得以建立的基础，也是一个充满学术创造的空间。
根据国内外学科史所提供的经验，一个学科的成熟必须进入大学，自觉地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让知识从社会进入课堂，又从课堂流向社会，做到课堂教学与社会互动，相互沟通而实现其承传关系。课堂教育是学科发展的土壤，也是培养人才，使其得以承传的园地。而课堂教学离不开教材，教材是课堂教学的产物，它要适应学校教育、课程设置的需要。教材编写涉及学科设置情况，同时也是一定时期学科的学术思想水平的集中体现。学科决定教材的产生，教材是学科知识的基本载体，反映学科的深度、程度和发展，也表现学科的成熟性，是学科成熟和稳定性的体现。因此，在当前的学科建设中，编写一本较好的、适合大学文科使用的教材，就成为十分必要和迫切的工作。
正是从上述思路出发，我们组织编撰这本《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所谓“教程”，就是大学里一个独立学科所使用的教材。本书的撰写，旨在为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一本这一新兴学科的基础性教材，既要说明海外华文文学存在、发展的过程，也要探讨这一文学领域作为一个学科而建立的必要性和意义，展现其与本土汉语文学的联系和区别，特别是在演进中呈现出来的特殊性和规律性，以及相关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的整合，帮助学生建立一种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观。
思考题
1.试叙述“海外华文文学”命名的概况及其在中国学界兴起的历程。
2.如何理解海外华文文学这个特殊汉语文学领域的文化、文学特色和学科意义?
1 ①曾敏之:《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花城》1979年创刊号。
2 ②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当代》1979年第1 期。另据资料统计，1979年最早发表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除《当代》 外，还有《上海文学》、《长江》、《清风》、《新苑》、《收获》、《安徽文学》等杂志，刊登了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李黎等 14 篇小说，1979年被称为海外华文作品的“登陆年”。
3 ③白先勇于 1963年赴美。
4 ①第一届会议论文集《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二届会议论文集《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5 ②第三届会议论文集《台湾香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0年版。
6 ① 第五届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
7 ① 乐黛云:《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