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外报在中囯新闻史上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中国通商口岸的开辟和租界的割让为外报自由出版政治和军事新闻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外报甚至在报道公共事务时也可以采取生动活泼的编辑策略，中国本土报纸则不具备这些优势。这些港口从一个世纪前不太起眼的外国人聚散地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政治和商业中心，而且被分割成很多种族和民族的聚集地，因此，中国的大部分重要外报就在这些港口城市出版。与那些使用汉语的地区报纸相比，港口地区的外报对中国国内外舆论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中国缺乏有组织的全国性新闻通讯社，所以，正如国际舆论所言，整个新闻业完全受制于外国通讯社。

正如英国著名法官费唐（Richard Feetham）[1]所言，中国外报“无论是作为新闻事实的传播源还是热点问题的评论者，都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外报所诉求、指导和告知的公众包括大量的外囯人和中国人。外报关于新闻事件的真实报道和公正评论，十分有助于维系健康友好的中外关系基础，同时也有助于抵制错误扭曲的报道和煽动性的宣传，因为这些扭曲报道和宣传往往会使中外关系恶化”。

本书包括有关“中国外报”的系列文章，但它绝非外国报刊、杂志和通讯社的完整历史，也绝非对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和欧洲“报道”中国的新老“中国通”们的详尽描述。本书只是试图对某些主流外报和报人的故事进行论述，每一页内容都足以扩展成独立的一卷书。虽然作者在幕后花费了诸多的精力和心血，但是该书与这类有趣主题的要求仍相距甚远。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为了赶在于杭州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2]开始前将书稿完成，全书的准备工作，包括从不同外报外刊中搜集信息并记录下来，都不得不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完成。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路透社主编考克斯（M.J.Cox）先生对书稿的校对。书稿中的权威信息和数据是在《上海日报》（Shanghai Nippo）出版商叶田（H.Hata）先生帮助下取得的，在这里表示感谢。此外，还要感谢《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的编辑萨克雷（T.O.Thackrey）先生、美国合众通讯社（United Press）上海分社的经理伊金斯（H.R.Ekins）先生、美国联合通讯社（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 ）上海分社的经理哈里斯（M.J.Harris）先生、《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的主办人和编辑鲍威尔（J.B.Powell）先生、《中国文摘》（China Digest）的创办人和编辑卡罗尔·朗特（Carroll Lunt）先生、《华北星报》（North China Star）的法律顾问爱温斯（Richard Taylor Evans）[3]先生、塔斯社（Tass News Agency）驻上海记者罗弗（V.Rover）先生、哈瓦斯通讯社（Havas Agency）上海分社的经理让·丰特努瓦（Jean Fontenoy）先生、越洋通讯社（Transocean News Agency）上海分社的经理普劳特（J.Plaut）先生、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驻北平的记者麦克唐纳（C.M.McDonald）先生、《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 Tientsin Times）的编辑潘纳禄（Wilfred Victor Pennell）[4]先生、《远东评论》（Far Eastern Review）的拉瓦尔（C.J.Laval）先生，以及路透社（Reuters）远东地区的总经理特纳（William Turner）先生。

赵敏恒

1931年5月23日于南京

[1]费唐（Richard Feetham，1874—1965），英国人，南非最高法院院长，曾来华调查上海租界问题。著有《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1932年）。——译注

[2]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是一个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后期的太平洋地区非政府国际组织。——译注

[3]爱温斯（Richard Taylor Evans，1885—1941），美国律师，曾来华执教并开业。——译注

[4]潘纳禄（Wilfrid Victor Pennell，1891—?），英国驻华记者。原文英文名为Wilfred Pennell，其中Wilfred应为 Wilfrid。——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