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国古代文学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如果从《诗经》的产生算起，迄今已经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岁月。然而专门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则是近代教育分科、学术分途以后的产物。它最早出现于20世纪之初，迄今不过百年左右。这一百年左右，又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剧烈转折、中国文化发生深刻裂变、中国学术在痛苦的转型中艰难地走向新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所撰述的形形色色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据学者统计约有千种之多。

这些文学史著作无论是断代的、区别文体的，还是综合贯通的，均有着大致相同的思想背景与学术资源。他们所拥有的共同而相通的学术资源，首先，是封建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及相关论述，包括古代的文论著作、诗话、词话、文章序跋等。一部《文心雕龙》，对于先秦至南朝萧齐的各体文学流变进行了概要的描述，并且尝试作出规律性的探求。明代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辩体》、清代叶燮《原诗》，对于传统诗歌体貌与变迁均有着各自的描述。清代刘熙载《艺概》中的《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略似分体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这些，构成了20世纪文学史家无可回避的文化遗产。其次，是近代输入的西方文学观念及社会思潮。比如将文学创作分为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四种体裁，与中国传统的文体分类不完全相同，但为多数学者所认同并被沿用着。20世纪下半叶开始，以唯物史观与阶级论思潮分析古代文学，成为流行的时尚。近20多年以来，又一波新的西方文化思潮涌入中国大陆，对于文学史的写作也发生了宏观的影响。正是由于上述共同的学术资源过于强势，学者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个体审美感受难以充分表达，因而学术的视野受限制，学术的个性被遮蔽。因此，众多的文学史著作在章目安排与内容表述上都难免给人千人一面、似曾相识之感。

而且，各类《中国文学史》教材愈编愈厚，所涉及的问题愈来愈多，阐说愈来愈细密，语言随之逐渐趋于艰深，对于非专业读者的难度也愈来愈大，于是出现了编写《中国文学简史》教材的需求。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学习中国文学史的目的是什么？对于有志于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人来说，文学史教材只能是入门的津梁，教材决不能代替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认真研读，不能代替对于具体历史语境的全面考察，不能代替对于复杂学术现象的深入反思，不能代替学者在“时空隧道”中的独特心灵感悟。如果不假思索地简单接受教材的观点与论述，对于研究者而言将可能带来学术个性的泯灭与学术生命的窒息。因为学术研究表达的是学者个人的眼光与审美感受，教材则是学术积累的结晶，并且或多或少地被时代思潮“格式化”了。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学习古代优秀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了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乃是作为“社会人”文化修养的一部分。不能设想，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不知道屈原、庄子、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著名的诗文作家，没有读过他们的代表作品！不能设想，一个现代中国人不知道《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的故事！同样不能设想，一个现代中国人对于《窦娥冤》、《西厢记》、《长生殿》、《桃花扇》等传统戏剧作品一无所知！上述著名作家作品中丰厚的历史人文蕴涵，将会给我们有益的营养，滋润我们的心灵，陶冶我们的气质，丰富我们的精神，并且给我们以审美的艺术享受。通过学习我国古代文学的历史，掌握必要的文学知识，经受人文精神的滋养以及心灵美感与智慧的启迪，无疑将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提升我们的人生品质。

近20多年来，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一直在追求创新，这是正常的现象。旧说《易》有三义：“《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又曰：“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不繁不扰，淡泊不失，此其易也。”（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之《第一论易之三名》）它解说的是《周易》之名蕴藏的内在精神，其实也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学术规律。在历史的长河里，一切学术文化都在不停地流动变易之中，因为“天地不变，不能通气……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变易之中又有着不易，这就是最根本的人类社会法则与道德规范。学术还要求“简易”，不能繁琐冗长、芜杂纷扰，使人如堕五里雾中不得要领。这是《周易》给后人的启示，也是学术所追求的境界，应该得到表彰与提倡。

东临兄执教武汉大学中文系数十年，以其丰厚之专业学识，撰为《中国文学简史》一书。这本《简史》在体例与阐述上均有着鲜明的特色，它融合时代文学风貌与文学体式发展，突出特定时代最具代表性文体的成就，予以简明扼要的阐说。行文晓畅，不枝不蔓，庶几收到提要勾玄、以少总多之效，是一部顺时而变易、变易中有不易而又出之简易的文学史著作。书即成，嘱为序，辞之不恭，受之有愧。乃就思绪所及，贡献自己的意见如上。

李中华

2006年10月19日于武昌珞珈山寓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