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初抵莫斯科
“各位旅客，飞机已飞抵莫斯科上空，很快就要降落，请大家系好自己座位上的安全带。”广播里的话音刚落，机舱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有人左右转动着脖子，伸伸腰，蹬蹬腿，舒展起因久坐而发酸的四肢。窗边的乘客，更是迫不及待地将目光投向窗外，注视着朝我们奔来的、越来越清晰的大地。莫斯科热情地张开双臂，要把远方来的客人揽进自己宽阔温暖的怀抱中。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与我一同学习俄语的几位同班同学，先于我在几年前结伴游览了俄罗斯，回来后，他们兴高采烈地对我谈起他们的感想和体会。从前的同桌告诉我，在俄罗斯，不论你置身于湖水浩渺、林木葱茏的贝加尔湖畔，还是穿行在笔直整齐的涅瓦大街；不论你徜徉在圣彼得堡的夏宫，还是漫步于壮丽的宫殿广场，都会感到自己被美紧紧地包围着。这位从小便在广州少年宫里学习舞蹈的女生，还仔细地介绍了他们如何在冬宫的小剧场观赏著名的基洛夫芭蕾舞剧团的演出。听着她不停地絮絮叨叨的描述，真让我产生了亲临其境的感觉。我在想，在世界性的艺术体操、花样滑冰和水上芭蕾的竞赛中，俄罗斯姑娘们屡屡夺冠，这可能与她们从小生活在美的环境中，在生活中接受美的熏陶有关。
班长对我说，人生中最令人激动的莫过于“见到”自己心目中崇敬的人物，即便他们已不在人世间，但如果能够造访他们的故居或墓地，也是一种心灵上的满足。班长向我介绍他们在莫斯科的纳沃捷维奇公墓里如何与契诃夫、果戈理、卓娅以及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主角扮演者等人“面对面”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班长着重向我提起教育家马卡连柯的墓地。这是一座集壮美和秀美、形象与思想于一身的极具个性化的雕塑墓地。在马卡连柯的雕像前，有一位坐着沉思的少先队员的雕像。他应当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马卡连柯创办的“高尔基工学团”或是在“捷尔任斯基劳动社”中接受教育的大批街头流浪少年儿童的代表吧。少年的脸上，流露着觉悟和怀念的表情，他或许正忆念这位恩师对他与他的伙伴们的教育和帮助，他的恩师使他们懂得：每一位少年儿童都应当昂起头来，仰望人生的高峰，而不该只低头凝视地面上的坑洼或堆积着腐枝败叶，发出龌龊臭气的烂泥塘。这个高峰，就是崇高的革命理想。只有这样，才能懂得哪些行为对他们来说是“可以”，哪些是“不行”，哪些是“应该”。也只有这样，才能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体验对亲人的高尚情感和意识到自己在祖国母亲面前的责任。
现居美国，念书时因喜欢独自闭目遐想而被我们称作“索妮娅”（Cоня）的女生，则深有感触地说：“在俄罗斯，只要你抬头，稍作张望，就会见到教堂顶上的光灿灿的十字架。十字架给人们带来了恩典，救赎和指明了人生的道路。”俄罗斯人，或者与上帝同在，或者也会反对上帝，但却永远不能没有上帝。
离开谢列梅捷沃第二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跟着导游，我们穿过机场的一道侧门，来到外面的一处空地等着接待的大巴到来。空地的小径旁，长着许多叶子肥大、绿莹莹的车前草，纤细的花梗上顶着朵朵黄白色的花蕊，随风摇摆，朝我们频频点头。我想起高尔基的外祖母，这位大自然的挚友，在夏秋两季，常常带着外孙阿廖沙到林子里采集野果和草药，其中就有这种车前草。外祖母将这些大自然的恩赐换钱补贴家用。在缺医少药的战争年代，草药浸剂成为伤病战士的救星。后来，在从圣彼得堡开往莫斯科的快车中，透过车窗，我看到了沿途连成一片的茂密的林木、草地和湿地。俄罗斯有多么丰富的植物资源啊！
大巴尚未到来，这时已是莫斯科时间晚上八点多，天空仍然亮光闪烁。大自然对这座北方名都似乎格外恩赐，在夏日里为人们带来了充足的阳光，以此作为在漫长的冬日里，对不得不饱受风餐雪虐的莫斯科人的一种补偿。
身边一对老年夫妇的谈话传入了我的耳朵。他俩同是东南大学的退休教师。谈话的内容与我们刚才见到的签证厅中一间出入境宗教事务办公室有关。那是一间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从半掩着的门往里瞧，一张办公桌与两把座椅已占去它的大半空间。椅子上坐垫的外包皮已经破损，露出脏黄的海绵填料。墙上霉点斑斑，有些地方的涂料已经掉落。那副样子，有点像个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流浪汉。两位身穿蓝色制服的海关壮汉，在里面正与一位来客交谈。
丈夫似乎在批评作为国家对外窗口的机场的残破模样，妻子则认为这恰好是“公开性”在人们心中得到确认的例证。俄罗斯无须对在生活中存在的缺陷加以刻意掩盖，也不必再违心搞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形象工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纪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访苏时，他希望能够随便到各处走走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反之，纪德眼中所见到的全是一些在主人看来是“美好”的东西。
1989年，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在会见文艺科学界人士时，在场的莫斯科儿童音乐剧院的艺术指导萨茨发言道：“我认为，对于我们的时代，最主要的品质应该是诚实。”卫国战争前夕，苏军根据与希特勒签订的瓜分波兰密约，在波兰俘虏了二十多万波兰军人，并将其中两万余名军官押回苏联，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中秘密枪杀。事后，斯大林及其后任对这件“见不得人”的事矢口否认。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才不得不承认事实。这难道是社会主义国家“老大哥”该做的事情？
不远处传来了大巴发动机声，我们迎了上去，我跟在队伍最后边，登上了大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