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杨深处唱大风
人物档案：胡友才，男，1937年出生于山东枣庄，少年时投笔从戎，本想参加“抗美援朝”报效祖国，由于恰逢朝鲜战场战火平息，遂跟随部队远赴大西北垦荒戍边。曾担任连长，在兵团大生产劳动中屡立战功。胡连长退休后仍心系兵团，以演讲、快板、义务导游等形式，为宣传兵团军垦文化摇旗呐喊，多次受到各级领导的嘉奖表彰，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被誉为“军垦文化活化石”。
访谈时间：2014年8月27日下午。
访谈地点：石河子市三小区。
邹赞（以下简称“邹”）：胡连长您好，您现在是远近闻名的“军垦文化活化石”，知名度很高，为传播新疆军垦历史和兵团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您今年高寿？
胡友才（以下简称“胡”）：七十七。
邹：您的籍贯是？
胡：我五岁离开枣庄，后来到山东东海县北河区第一乡，现在划归江苏省，属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
邹：我今天寻访您，主要想谈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想请您回顾当年到新疆垦荒的经历，二是了解您近年来对新疆军垦文化的宣传。您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您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胡：童年生活记忆犹新。我是在战火中长大的，我于1937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出生在山东枣庄，后来因为日军侵华，到处扔炸弹，老百姓流离失所，我爷爷也牵着我到处跑，开始我爷爷背着我，后来累了就将我放下来，一路走着不知是被绊倒了还是怎么回事，摔倒了，正好敌人的一发炮弹过来把我震昏过去了。等我醒来，爷爷趴在我身上，我叫也叫不醒，喊也喊不醒，哭也哭不醒，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就睡着了，后来被人发现，把我爷爷从我身上抬下来，这时候才发现我爷爷全身都是血，他是被日本鬼子炸死的。
邹：您是因为躲避日寇轰炸，逃难到东海县的？
胡：是的，我们逃难到东海。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割草放猪，后来放牛、放驴，就干这些活。
邹：去学校念过书吗？
胡：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家里穷上不起学，没办法进教室学习，老师就让我趴在窗户上看，老师写个“一”，我就跟着写个“一”，老师写“牛”，我就写个“牛”。直到后来解放了，生活逐渐好转，我才去上学。小时候在学校趴窗户上跟老师学写字，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老师安排我念一年级，我哭着喊着不愿意，我说我要上二年级，我奶奶在一旁干着急。老师问我奶奶：“你家这个小孩挺好玩的，以前上过学吗？”我奶奶说：“没有。”老师听了以后更加纳闷，心想这孩子没上过学，为什么非要念二年级？老师半是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你要上二年级，那我考考你可以吗？”我说：“可以。”老师说：“我考你写字。”我说：“好。”老师考了我不少字，有五六十个，我都写给他看了，老师很吃惊，对我奶奶说：“你家的孙子没上过学，怎么识得这些字？”我说我是趴在学校窗户上看，跟村里的私塾学的。老师接着问：“你这么爱学习吗？”我说：“是的。”老师又问：“那你为什么爱学习呢？”我说：“俺不知道，俺就知道家里没人识字，不会写信、不会算账，就是这么想的。”老师于是答应让我念二年级。二年级上完之后，我的学习成绩特别好，直接跳级跳到了四年级，考初中的时候是保送的，后来初一还没念完，我就去当兵了。
邹：除了在学校旁听之外，您父母在家里是怎么教育您的？
胡：家里父母没文化，但是我父亲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活着就要活个名义。”我不理解什么叫名义，我父亲给我讲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他给我举了很多例子，比如“人穷志不短”“再穷也不能偷人家东西”“要爱学习爱劳动”。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之下，我九岁那年就开始放猪，家里种了几亩地，我扛着锄头跟在父母屁股后面帮着锄草。我奶奶在家磨豆腐卖，做个小生意。那时候几毛钱都挺多的了，就这样还舍不得买东西吃。我看着别人家小孩吃点心，我就跟着嘴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年端午节，我跟在奶奶后面闹，说我要吃粽子，奶奶花了一分钱给我买了两个粽子。现在想想，小时候日子过得太苦了。
邹：您兄弟姊妹几个？
胡：兄弟有四个，我排行老大，后面还有三个妹妹，总共兄妹七个。
邹：您选择当兵，家里是什么态度？
胡：家里大多积极支持，但奶奶不支持，奶奶说不要当兵：“好人不当兵，好铁不炼钉。”她觉得我学习那么好，应该好好上学，家里再穷也会供我上大学。当时我们的爱国热情特别高，老师教导我们“没有国家哪有小家”，于是就在学校报名参军了。我那时在班里担任班长和学习委员，参军入伍动员会上，我作为班长首先报名。从学校回来以后，我给父母讲：“今天在学校报名当兵了。”父母说：“你还小啊。”我说：“不小了，已经十七了。”父母说：“这样吧，你问问你奶奶同不同意？”我说：“奶奶不同意，奶奶说‘好人不当兵，好铁不炼钉’。”父亲笑了笑说：“这个说得不对，当兵的都是好人，坏人才不当兵。”父亲勉励我到部队去要好好当兵，听领导的话，团结同志，做人就要活个名义。直到我当兵以后，我才慢慢理解这个“名义”，意思就是做人要堂堂正正，做事要光明磊落，不要做违背良心、坑害老百姓的事。所以我当兵以后也特别能干。
邹：还记得当时参加的部队是哪个军区的吗？
胡：当兵是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刚到鸭绿江，得知停战了，部队就直接开到新疆来了。我记得当时入伍的部队叫“山东军区骡马炮团”，后来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统帅炮兵第九师”，不属于哪个军区或地区领导，隶属于中央军委直接领导。
邹：那时候铁路还没有修到新疆，部队进疆的具体路线是怎么安排的？
胡：来新疆的时候，没有大路也没有火车，汽车也很稀罕，牛车、马车这些交通工具算是好的了。到处都是戈壁滩，道路很狭窄，人不好走，那时候马车和牛车走的路都叫“大道”。
邹：行军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胡：行军的旅途很劳累，但是我觉得组织很有序。路上有说快板的，有唱歌的，休息的时候大家就聚在一起聊天。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赶路，我们排长拉肚子，他走着走着，突然大吼一声：“注意防空！”我们听到防空指令，纷纷趴倒，卧在地上一动不动，但是心想怎么没有飞机声啊，没有军令我们也不敢起来。我在想，没有飞机声防什么空啊！过了一会，排长喊“防空解除”，我们起来一看，原来排长刚刚方便去了，正在提裤子。排长笑着说：“我如果不喊防空，让你们等我，你们肯定不高兴，所以就出了这么个小主意。”大家哈哈一笑。部队一路上把吃饭、喝水的问题都解决得很好，领导也格外关照战士。有一次我感冒了，我们排长帮我拿背包、扛武器，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一路上大家的关系特别好。
邹：从河西走廊进入新疆，过星星峡那一带遇到过残匪吗？
胡：没有，关键是部队的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需要想到的事情基本上都想到了。比方说，当时国民党官兵起义的时候，也有一小撮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对共产党非常敌视。但是领导提前做了一些工作，争取从其内部处理好这些矛盾，我们来新疆的时候，土匪头子乌斯曼率领的残部已基本上被歼灭，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开发生产了。
邹：您到新疆的第一站是被分配到什么地方？
胡：石河子。当时是七十七团三营七连，1954年改叫农场了。
邹：从海滨到漠北，心理反差肯定比较强烈，会觉得很苦吗？
胡：我感觉不到苦，浑身都是劲，恨不得一天干完三天的活。那时候没有其他可以攀比的东西，唯有攀比政审，比如有没有得到领导的表扬。
邹：石河子当时是什么样的景象？
胡：都是荒山戈壁，从石河子到南山就一条路，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一条“大道”，就没有其他路了。那时候住户很少，大概是现在一团四连所在的地方，有一个潘家庄，常驻五六户人家，靠近一连这边有个范家庄，也只有五六户人家。
邹：放眼望去，茫茫戈壁，您心里面有没有产生过动摇？
胡：不过说真的，那时这边的自然条件没有家乡好，这是事实。但我没有被困难吓倒过，而是心里感觉热乎乎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团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得好，我们是为人民服务，虽然劳动任务艰苦繁重，但生活有保障，这一点比家里好。此外就是感觉革命大家庭特别温暖，大家关系亲如一家，一有个头疼发热不舒服的，领导来看，同事来看，炊事班给你做病号饭，所谓病号饭，就是特别给你烧的稀饭，还下碗面条。那时吃碗面条很不容易，能吃上一碗面条真的感觉特别幸福。
邹：您住过地窝子吗？
胡：住过。山洞都住过。刚来这里时没有房子，只能住地窝子，而且当时都没有树。我1957年结婚的时候还没有房子，就挖山洞，洞有一人高，不碰头就行了，宽两米，长度不限，挖好后把割来的野草一铺，把苇子草当帘子，凑合着隔开……
邹：据说住在地窝子里，晚上还能听到狼叫声。
胡：狼叫是正常现象，地窝子本来就不隔音，在屋里说话外面听得清清楚楚。什么叫地窝子，就是在地里挖一个坑，上面铺些芦苇和杂草，当年我们官兵都住在这样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地窝子不是部队发明的，那时当地老乡都住地窝子，是老乡的发明，不过老乡住的地窝子大多是在平地挖的，部队的地窝子有些是借着山坡的地形挖的。
邹：能否回顾一下您当时谈恋爱、结婚这方面的经历？
胡：一切都很简单，不像现在这么豪华。
邹：您是怎么认识老伴的？
胡：回老家找的。就是部队发钱，相当于回家相亲。家里经人介绍，一见面就成了，也没挑。我那时想着，会不会唱歌跳舞，长得漂亮不漂亮都不重要，只要知道是个女的，就行了（笑）。
邹：您把老伴从山东带到石河子，她的心理落差明显吗？
胡：刚来的时候是有些落差，不过我给她说部队的文艺活动搞得好。我跟你讲啊，当时哪个姑娘要是嫁给连长，她就倒霉了，连长是天天埋头苦干的，连长的老婆也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我当了十七年的连长，我老婆给我带了十七年的头，特别辛苦。
邹：结婚的场景还记忆犹新吧？
胡：结婚很简单，那时候连里开个会，主持人主持婚礼，讲几句话，准备了一些红枣，好像没有糖果，卷烟也没有，抽的是莫合烟，大家用纸自己卷一卷抽。完了就入洞房，就这么简单。第二天早起别人会跟你开玩笑，但是也照样干活，没有婚假。不像现在车队很长，大办酒席。2007年中央七台采访我的时候，也问这些事情，问我们穿过婚纱没有。他们专门安排给我们补照了婚纱照，还为我拍了一个二十分钟的专题片，叫《老兵胡友才》，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列为党员教育片。
邹：新疆的生产劳动也经历过“大跃进”运动，当时兵团的情况如何？
胡：兵团主要是生产劳动，不过兵团的劳动和地方上的劳动不一样，兵团劳动集体化、战斗化，那里有枪，又握枪又握坎土曼。后来听人家说，地方上有“大跃进”，不过太教条古板了，比方说那时候挖地三尺，把地翻个遍，后来地不长（庄稼）了，那是盲目地干，没有科学道理的。我们新疆兵团不一样，兵团种地虽然没有“科学化种地”的口号，但是种地还是比较讲求客观实际的，提倡学习先进经验。那时开生地，就往土里拉沙子加肥料。拉细沙往地里倒，还增加腐殖质。新疆的土没有种过庄稼，土很板结，不能长庄稼，所以就得改（造）土。我们有个战士叫杨民清（音），大家正在地里忙碌，突然听到他喊救命，我们环顾四周，没看到人，后来发现他掉沟里去了。因为那个地以前没种过庄稼，干透了，裂得都是口子，我们拿长长的竿子捅下去，都捅不到底，后来为了安全起见，每个人身上都绑一个东西，这样就能保证掉不下去，起到一定的安全保护作用。“大跃进”对我们兵团来讲，主要是多开地、多打粮、多改造土壤。
邹：生产劳动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让您现在还觉得很感动的故事？
胡：像这种故事很多，我给你讲讲最难忘的一次经历吧。那时候连长、指导员都要开荒，第一年种小米，三十七斤种子，半个月以后绿油油的长得很好，大家都盼望自己开的地能在来年长出庄稼，都盼望好收成，心里乐呵呵的。可是到第二年开春，雪融化以后，地里开始泛碱，把苗都碱死了。我们第一年种小米，播了三十七斤种子，只收了九斤粮食，那几年种地，就要把地里的碱洗掉，要是不洗掉就没办法种庄稼。怎么洗碱呢？办法就是种水稻，因为水稻可以压碱，年复一年地把碱洗净。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算天气暖和晴朗，玛纳斯河的雪水也冻得刺骨。女同志生理上和男的不一样，有一个女的叫戴玉莲，干活的时候来例假了，鲜血顺流而下，班里的人让她回去，她死活不肯。我那时候当连长了，把她叫过去，但是说什么她都不回去，低头拼命干活。我给她说：“戴玉莲你回还是不回？”她说：“不回。”我说：“那我命令你回去！”她说：“连长，你的命令俺不执行！”我说：“你为啥不执行？”她说：“你看大家都在干活，俺能回去吗？你抬我我也不会回家的。”就这样干到底了。
邹：戴玉莲真是巾帼不让须眉，这样的事迹还不是特例，挺多的，大家非常自觉，把劳动当做一种责任和使命。
胡：还有一个故事也很感人。我们连有一个大姑娘，姓冷，叫冷秀芬，后来她和一个老兵结婚了，生了个小女孩。小女孩才六个月的时候，冷秀芬病得很严重，医生开的病假条子建议病休三天。我签了字，同意病休三天。但是第二天，小冷跑去干活了，我说：“小冷啊，你病得很重就不要干活了，回家休息、治病，回去把病治好再来干也不迟，你家里还有孩子，还要喂奶，咱不能亏待孩子，六个月大的孩子要吃奶呀！”可是她说：“连长，没事，俺的病会好的。”就这样，她坚持干活，第一天坚持了，第二天又坚持了，到第三天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她的病情加重了，正干着活，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男同志看见了，赶紧抬着她往卫生所跑，可是才走到半路上，她就停止了呼吸。每次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特别难受，常常控制不了自己，我觉得我太对不起她了，这样一名好同志病得那么重，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呢？光知道病了，不知道病得这么重。我懊恼得不得了，我心想，要是当时得到及时治疗可能她就不会死去。可是我们当时都太年轻，想着能坚持就坚持呗。直到她死后我们才恍然大悟。
邹：女同志生病了，她爱人有没有时间去照顾呢？
胡：都在干活，那时也管不了，全靠自发的积极性，有一种自觉的精神在那里。所以我就说我自己不是个好连长，不是个好干部，我太大意了。冷秀芬的事情发生以后，这五十五年来，每逢清明节，我都要买上两道火纸去上坟，我一边烧纸，一边在坟头上哭得泣不成声，我觉得对不起她。我说，我们在这开荒造田，不只是流流汗、流流血，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才把过去的荒山戈壁变成了葱郁绿洲。
故事太多了，我再讲一个比较典型的吧。我们那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好，一家人有困难，别家都帮，在关键时候，想的是同志；在临危的时候，想的是同志，总把困难留给自己。我们连里还有一个女同志，姓杨，叫杨化珍。当时团里要求翻地，农业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头伏翻地是一碗油，二伏翻地是半碗油，三伏翻地是没有油。”什么意思呢？头伏天气很热，把地翻过来以后，太阳暴晒，把杂质、细菌杀死了，就等于给地里上了一次肥料；到二伏翻地的时候，天不太热了，就等于给地里上了半次肥料；三伏翻地呢，天已经不热了，就等于没有给地里上肥料。这个时间很短暂，所以要争取在头伏把地翻完，这样一来，翻地、清理杂草的任务就很重。我每次只能用木叉挑满一车再运出去，所以很慢，当时我想了个办法，用很粗的井绳，编成两股，四十米长，双股绳子，用木叉把米槽叉进去，两个人站在绳子上面，也不滑，绳子压力重了就能把麦草拖走。这一下三百亩地很快就拖完了。这时麦草地里跑来一只狐狸，马一下子惊了，班长杨化珍喊大家赶紧跳绳子，再不跳就没命了，有的人说班长你快跳，她说不行，你们先跳，我最后跳。大家都跳完了，当杨化珍跳的时候，晚了，绳子压力不够，一下把脚跟勾住了，四匹马拉着她跑了两公里才停下来。杨化珍的肠子都拖出来了，活活被拖死了。杨化珍同志在关键的时候，她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其他姐妹，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最后光荣献出了她二十五岁的生命。现在大家只要提到她，就会想起那起事故，内心难过极了。你前几天去过的军垦第一连，那里有几棵树叫夫妻树，夫妻树的来历就是杨化珍去世以后，大家怀念她，当时干活的地方，不再允许走车，于是把两棵树栽在一起，成了夫妻树。
邹：这些故事应该让现在的年轻人好好听听，认真学习，让他们认识到当年的生产劳动是何等不易。
胡：是啊，现在我们生活好了，不缺吃不缺穿，什么都不愁。我们现在社会上浪费的现象太多了，我再给你讲讲“半个馒头”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初，那时候我们连里收麦子，收成少，团长跑来给我说：“老胡，你们连里受灾很重，团里决定给你们每人奖励半斤面粉。”我听了特别高兴，就吩咐伙房赶紧去团里把面粉领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吃“金银卷”了。
邹：啥叫“金银卷”？
胡：“金银卷”就是苞谷面和白面掺和在一起蒸，白的和黄的混在一起，所以叫作“金银卷”。我说：“咱们今天不吃‘金银卷’了，咱们光吃白面馍，慰劳慰劳大家。”伙房那天就蒸了白面馍，到了中午，把饭送来了。我吹哨子：“同志们，开饭啦！”大家都过来吃饭，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连有个战士，拿个白面馍，一边吃，一边到桶里舀汤，他吃到一半的时候，没拿住馍，掉到地上了，那时候土很大，他看馍不能吃了就甩在了一旁。我们谁都没看到，而这时候恰好碰上团政委高文才骑车来检查工作，那时团长、政委的交通工具都是自行车，连脚踏都没有，自行车是政委的唯一交通工具。政委来到我们这，看地上丢了半个馍，他捡了起来，没有批评任何人，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多好的白面馍啊，你们丢了多可惜！”于是擦了擦，把那半个馍吃掉了，等吃完以后，他问大家：“同志们，我可以给你们提个问题吗？”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政委要说什么。政委说：“你们知道一个白面馍是多重吗？”大家抢着说：“两百克重。”政委说：“你们说得很对啊，一个白面馍两百克重，很对，可是我还要问你们，一个两百克重的白面馍，要剥出多少粒麦子才能蒸一个白面馍啊？”大家哑口无言。政委又说：“千粒重超不过三十八克。我看你们小米长得不错，我就按十三粒一克计算，两百克白面馍，磨成面粉，你们丢掉半个馍，就丢掉了两千五百颗麦粒啊！”说着，我们那个同志站起来说：“政委，我错了。”从此以后，连队再也没有发生过丢馍的现象了。我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因为大家都会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是只有种地的人，才能亲身体会到粮食的来之不易。
邹：确实如此，庄稼人对粮食的感情最深，现在浪费粮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政委与半个馒头的故事，就是鲜活的思想教材。那时候的干群关系，就如同鱼与水，大家相互信赖、相互促进，令人怀念。
胡：那时候当官的团长到连队来，和大家一起干活，把你手里的工具夺过来替你干活，一边干活一边和你谈心，问你有什么困难，人们那个心里是热乎乎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次我们那里被洪水冲掉了，一百米长的大口子，六月份地里正需要灌水，那时抗洪就是命令，抢修就是战斗，当时团里调了精兵强将参加抗洪战斗，我记得那次我带着八十个人上去，三天三夜没有合眼，雨一直下，我说：“同志们，堵水！”同志们就一个一个跳下水去堵水，我被水淋感冒了，发烧三十九度半，烧得连眼睛看人都模糊不清了。卫生所的医生给我打了针，吃了药，对我说：“你回去吧，好好休息。”我说：“那不行，我是一连之长，我怎么能走呢？”他看我不走，给我煮了个鸡蛋汤。别看现在鸡蛋汤不算啥，可是在那个时候，谁要是可以喝上鸡蛋汤，那真是了不起啊。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团长亲自给我端来了鸡蛋汤。当团长走到我面前，我看到团长的黄军衣上被泥水溅得都是泥点，衣服也打湿了。团长对我说：“你赶紧把这汤喝了吧。”我激动不已，手一直打哆嗦，团长转身走了以后，我发现他身上全都是泥巴，我心想，多好的团长啊！我们在一起干活，哪分得清谁是官，谁是兵啊！我说现在当官的都没有这样做的。
邹：我此前读过兵团作家丰收的报告文学《西上天山的女人们》，也看过军垦题材影视剧《戈壁母亲》《走天山的女人》，对那个年代军垦老兵的婚姻问题有一些粗浅的了解。据说新疆兵团为了安定战士们就地转业、扎根边疆的决心，不仅由政府牵头，报销路费，鼓励官兵回老家相亲娶媳妇，还以招工、招女兵的名义从湖南、山东招来一大批女兵，这些女兵后来成了第一代军垦母亲。
胡：如果没有女兵，就没有今天的生产建设兵团。如果不是生产建设兵团，新疆早就被苏联划走了。如果新疆没有女人，就没有今天新疆的繁荣稳定。如果没有新疆兵团的保卫边境，就没有内地的安定生活。
咱们新疆兵团到目前为止，已开垦出土地一千三百万亩，成立机械化农场一百七十二个，就是现在的一百七十二个团场，十四个师，我说这个功劳要归功于王震将军。为什么要归功于王震将军呢？因为王震将军总结历朝历代垦荒失败的原因，就是没能留住人。咱们学过历史都知道，汉武帝当年打了胜仗，苦思冥想该不该解散部队，因为如果解散了，连个兵力都没有，敌军前来进犯怎么办？如果不解散，养活这些人又将增加沉重的负担，怎么办？于是汉武帝想了个办法，让这些士兵屯垦种粮去，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吃，一有战争了就去打仗，没有战争了，就开荒生产。可是汉武帝忽略了士兵的个人问题，“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自然规律，后来垦荒种地的士兵都跑光了，历朝历代都是虎头蛇尾，工作没有做好。王震总结历朝历代开荒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留住人，没留住人怎么开荒呢？王震当时想，如果要把十一万官兵稳在这开荒生产，首先就要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要帮助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扎根军垦戍边事业。王震到连里调查的时候，问连里的官兵：“你们这里缺啥呀？”官兵说：“啥都不缺，就缺老婆。”王震听后，立即写信给湖南一把手，获得了湖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分批从湖南调了八千、上海调了三千、山东调了两万女兵。组织上关心部队官兵的婚姻问题，亲自参与协调。当时《婚姻法》已经颁布，人人都知道“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但是新疆的情况特殊呀，部队的男战士好多都是老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枪林弹雨里哪顾得上个人的婚姻问题呢？新疆又是个多民族聚居地区，适龄的汉族未婚女青年人数极少，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队为了稳定军心，开拓屯垦戍边事业的新局面，充分动用领导智慧，从湖南、山东等地招来几批女兵。但是也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官兵的婚姻问题呀，所以就要设定标准和条件，按照年龄、职务和参加革命的时间排队，我觉得优先考虑老革命的成家问题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他们为革命事业付出和牺牲的太多了。我们把组织上设定的标准简称为“二五八”。“二五八”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团的番号，它是“组织婚姻”的一个标准，就是你的年龄达到二十五岁以上，军龄达到八年以上，而且是团级干部，这就叫“二五八”。对了，你研究兵团屯垦文化，应当读过卢一萍的《八千湘女上天山》，那本书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的，影响很大，里面有很多关于“组织婚姻”的记录，比我讲得要详细。1951年秋天，王震到上海去了，找到陈毅，陈毅那时候还是市长，王震给陈毅说：“老陈，你能不能动员一批女青年到新疆去？”陈毅说：“倒是有，不知道你敢不敢要？”王震回答：“什么人？”陈毅说：“接受改造的女子。”王震急忙问：“多少？”陈毅说：“三千。”王震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敢要。”
邹：这三千接受改造的女子来到新疆，从此改头换面，为垦荒事业贡献了力量。她们有着别样的故事，但往事尘封，我们不愿再揭这些老人的心灵伤疤，也不愿去打破她们平静的生活。您认识的国民党“九·二五”起义官兵还有没有在世的？
胡：这些人大多不在世了，即使活着，可能也行动不便，毕竟年岁大了。我认识一个活了九十一岁，姓任，曾在国民党部队担任连长。他倒卖过三支步枪，卖了十四块钢洋，准备到连里做生意，因为当时有国民党部队造反，没走成，后来到了肃反的时候，他主动招供，说是在学校的时候倒卖过三支步枪，结果被关押了六个月。政府查明他和反革命没有关系，又把他放出来了。任连长很能干，一开始在师部工作，后来调到二十四团当团长，195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检查工作的时候，一不听连长汇报，二不准连里“近处挑田”，自己跑去到处看，看了以后，觉得有问题就回来找连长。连长给他开招待所他不住，请他吃饭他不吃，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跑到马号去睡，等到天亮了他又走掉了，所以他有胃病，他一出去就十来天不回家，在外面转。他胃不好，就把黄豆装口袋里，胃难受时就嚼黄豆。
邹：您是1957年回去找对象的，前面那批从内地调来的女兵，您有没有相中的？
胡：那时没我的份，当时我是最小的一个。
邹：您这些年来一直在给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们讲述军垦戍边的往事，随着时光的流逝，现在的年轻人对当年军垦戍边的历史并不十分了解，对那些铸剑为犁的艰辛岁月，隔膜到无法理解。您给他们讲那时候的事，学生们的反应如何？
胡：很好。我现在给学生讲都是互动式的，比如说，我提问：“同学们，是谁最疼你们最爱你们？”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爸爸妈妈。”我接着问：“你最敬仰什么样的人？”答案五花八门，我说好，那我先给你们说个快板：
噼里啪啦……胳膊一搭啪啪响，开口就把实话讲，别的事情咱们不说，说说爷爷奶奶有胆量。爷爷奶奶有胆子，一起来到石河子，到了地方没房子，扒个土就地窝子，睡觉铺个草帘子……
我再问：“谁是你们最敬仰的人呢？”同学们回答：“爷爷奶奶！”我接着说：“爷爷奶奶拼死拼活那么艰苦干活过日子，为什么？”同学们说：“都是为了我们。”我说：“你们回答得很好。”还记得2005年，我在石河子大学作报告，一名大二的学生问我：“老爷子，什么叫兵团？”我告诉他，兵团就是特定的条件、特殊的环境、特殊的任务，具体地说，新疆当时很落后、很穷，那个时候因为咱们军队是人民子弟兵，再大的困难也不能向老百姓施加压力，不能增加老百姓的负担，我们要节约，还要把新疆建设好，为给老百姓创造好的生活，军队要放下枪杆去搞生产。讲完以后他又跟我说：“老爷子，我今天学了不少东西。”我问：“学了啥？”他说：“我今天更彻底地了解了兵团。虽然我是山西人，是从山西考到新疆来上学的，但我以后要用兵团的精神来促进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来回报祖国。”
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青返城，军垦第二代、第三代到内地求学或定居，同时一批以承包土地为目的的内地新移民来到兵团农场，兵团人口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内地新移民主要关注的是种植棉花的经济效益，对军垦戍边的历史疏于了解，军垦文化的传承遭遇危机。您同意我的判断吗？
胡：三年前，《人民日报》的记者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你的观测有道理，如果军垦文化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早晚有一天兵团精神要失传。现在农场包地，百分之八十来的都是内地民工，那些人干活只管赚钱，利益第一，哪会顾及什么军垦文化与兵团精神。
邹：如何扭转这种现状呢？
胡：这么多年来，人们的思想变化得太快，一切向钱看，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过去人与人之间非常亲密，非常友好，而现在变成狼与肉的关系，为了物质利益而虎视眈眈。想要扭转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群众。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狠抓思想政治教育，我觉得这很好，双手赞成。我计划将当年的军垦往事回忆整理成生动的小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把过去的劳动场景和精神风貌呈现给年轻人，否则现在的娃儿都不知道这些了。
邹：太有必要了，希望这些故事可以有效防止年轻人对军垦文化的“失忆”。石河子是一座具有鲜明军垦特色的绿洲新城，这里有军垦博物馆、艾青诗歌馆、军垦第一连等军垦文化遗产，是人们了解军垦历史的一扇重要窗口。我前几天走访军垦第一连，了解到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好像是依靠民营资金在运作，遇到了很多困难，前景堪忧。玛纳斯附近有个小李庄，就是“军垦第一庄”，现正在修缮当中，国家拨款六百万元。
胡：我亲自见证了军垦第一连的历史，也参与了整个过程，感慨万千，真希望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让这个唯一完整保存了当年军垦战士居住过的地窝子的连队好好地维持下去。这是新疆军垦文化的“活化石”，一旦损坏了，再后悔就来不及了。至于小李庄，那是1950年到1952年的时候，因为新疆很穷，当时新疆军区建立了一个农十师（不是现在的农十师）在开发生产，以解决当时新疆军区的经济问题。到了1951年秋天的时候，王震设想在石河子建立一座城市，于是把农十师撤掉了。撤了以后，那地方红火了两年。
邹：我们现在急于求成搞建设，在大兴土木的同时，往往忽视甚至破坏了许多携带珍贵历史记忆的文化遗存。军垦第一连保留了当时军垦战士劳动生活的痕迹，有利于复活军垦文化记忆，重现军垦第一代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我们真诚呼吁相关部门重视对军垦文化遗产的保护，让这些鲜活的历史遗迹成为激发当下人们忆苦思甜、奋发向上的精神符号。
胡：谢谢你的理解。让我们共同努力！
邹：谢谢胡连长。一起努力！
【后记】
胡友才是名人，据说讲故事、打快板、唱京戏都很在行。老人家年逾古稀，没有在家颐养天年，却仍然不知疲倦地工作在“第一线”——义务担任军垦文化的宣讲员。胡友才曾担任连长，人称“老连长”，他见证了石河子由亘古荒原变成“戈壁明珠”的艰难历程，他和他的战友们将青春与血汗洒在了这片土地上，用挚爱凝成一座丰碑，伫立在西部凛冽的寒风中，任岁月的痕迹匆匆掠过。
能有机会专访胡连长，心情不免有些激动，我们约好在他家见面，那是一个位于石河子游憩广场东侧的普通小区。或许年岁已久，小区略显老旧，但环境清幽、四处寂静。秋日的阳光懒洋洋地爬进窗户，轻抚窗台上碧绿的藤蔓，洒下斑斑驳驳的影子。胡连长身材高大，面色红润，说话中气十足，尽显当年劳动英模的本色。
对话从胡连长的童年经历开始，思绪随着时空的变化而转移。我们的话题从海滨到大漠，从战火纷飞到盛世繁华，从个人的生命传奇到大历史的宏大史诗……胡连长的叙述语调冷静、逻辑清晰，平实的言说背后，透露出一股浓重的感伤。
最令胡连长担忧的，莫过于军垦文化的传承问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造了举世无双的奇迹，这种辉煌业绩足以彪炳史册，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尤其是兵团人口结构的巨大变迁，一系列新的问题凸显出来了：“军垦第三代”的提法是否成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兵团新移民是否形成了对军垦文化的自觉认同，是否真正领悟军垦精神的内涵？近年来，胡连长就像一架永动机，坚持活跃在天山南北的学校讲堂、政府会堂甚至知名企业的企业文化论坛，饱含深情地回忆军垦第一代的艰苦创业史，向人们讲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劳动英雄。胡连长的演讲形式活泼、内容丰富，非常接地气，比如他在跟中学生交流时采取“互动”模式，其间穿插极富生活气息的快板，深受大众欢迎。“时光如水流，岁月催人老”，胡连长珍惜生命的一分一秒，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为军垦文化传承多作贡献。胡连长告诉我，他这些年培养了将近二十名弟子，但如今还留在兵团继续宣讲军垦历史文化的只有两位。随着老人的一声叹息，我更加领悟了他几十年坚持如一日义务担任宣讲员的意义，也读懂了这声叹息背后的无奈。
胡连长是性情中人，对“军垦第一连”的黯淡前景深感惋惜，他对这个完好保存当年军垦战士劳动生活场景的连队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他看来，这个静卧于玛纳斯河畔、红山脚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是一部反映新疆军垦戍边历史的鲜活教科书，是不可多得的精神宝藏，政府应当重视起来，保护好这个绝无仅有的军垦历史文化遗存。“现在的影视剧太离谱，过分追求离奇情节和传奇经历，忽略了对当时历史场景的真实再现”，胡连长毫不含蓄地批评了前几年播出的一些军垦题材影视剧。诚然，重返历史现场只能是一次“想象的重构”，追求历史的真实也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的幻象，但是保留一份历史的遗存，以这些历经岁月磨炼的物质印记为触媒，激发当下人对于某段特定历史的认知，显然别具意味。
我为胡连长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所深深感动，当即和他约定，合作出版一本《兵团往事——新疆军垦故事集》。我真诚希望能为这位可敬的军垦老战士尽一份心意，也为这片我生活了十多年的热土尽一点自己的义务。访谈结束，时近正午，煦暖的阳光洒在石河子的大街小巷，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诗人艾青的《年轻的城》：
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