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无神论者玛丽·安和知识分子玛丽安

现代文化、政治批评重视 “他者”，但是在实际批评中难以操作，乔治·艾略特便是一个例子。批评家在解读艾略特的婚姻、个人关系，批判她的作品背离女权主义和社会、政治态度时，不考虑 “他者”因素，这种态势亟待矫正。纽顿从艾略特非虚构性作品入手，在历史语境中还原艾略特个人生活中作出的选择，她在社会、政治上的思考，对犹太问题的立场……以此来反驳长期以来批评家对艾略特他者性的忽视，以及对她思想和行为的歪曲16。只有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语境下重访艾略特生活和作品，才会发现艾略特和同时代或者其他时代的女作家是不一样的。在维多利亚女知识分子当中，她是一个他者，有文化，有主见，有勇气，敢作敢为，勇于担当，一往无前。她是一个有着许多名字的女人，这些名字都无一例外地代表着她的他者性和成长过程。艾略特作品中常用植物暗喻成长的连续性，人类个性像一棵树，支撑的根是早期经验，但只有通过记忆脉络把营养输送到最遥远的树枝，根才能起作用17。当我们从年轻的艾略特的个人经验一直追溯到她的晚年生活，然后再一路回溯到她最早的个人选择，不难发现她一生中作出的诸多重要选择前后是一致的。如果把她的代表作《米德尔马契》中的女主角多萝西娅视为 “他者”，她的婚姻选择和最终命运安排是自然而然的。

艾略特出生时名叫玛丽·安·伊文思，小名叫波莉(Polly)，后来自称玛丽·安(Mary Ann)，最后又名玛丽安(Marian)，这些名字都是十足女性化的。其父罗伯特·伊文思(Robert Evans)是华里克郡的庄园代理人，颇受人尊敬; 其母克里斯蒂安娜·皮尔森(Christiana Pearson)出生于本地殷实的农耕家庭。这个女儿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和最小的孩子，虽然接受的是普通学校的教育，却聪明过人，深得他们的喜爱。她在福音教牧师玛丽亚·刘易斯(Maria Lewes)的影响下，曾经专心致志地钻研《圣经》，探求一些基本的真理，特别是基督教的真谛。16 岁时，她母亲过世，从此她和父亲相依为命，尽到做女儿的责任和孝心; 同时，她广泛阅读有关神学和德国文学方面的书籍。

1841年期间，玛丽·安与父亲搬到了考文垂。在这里，她与外省知识分子布雷一家和汉内尔家族建立了深厚友谊。在翻译宗教、哲学、伦理学著作过程中，她接受了无神论思想和人文宗教。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她阅读了查尔斯·汉内尔(Charles Hennell)的《对基督教起源的调查》(Inquiry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Christianity，1838)这本著作，它研究《圣经》福音书，探讨基督神迹(miracles)的可信度。汉内尔得出的结论是，耶稣超自然生活的叙述证据不足，所以他不接受基督教的仪式、教条和对来世的希望，但是他仍然相信上帝的存在和行善的生活。同年11月，她遇到了此书敬献的对象——汉内尔的姐姐卡瑞·布雷(Cara Bray)和姐夫查尔斯·布雷(Charles Bray)，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查尔斯·布雷在外省的家是激进派、自由文人和改革家聚集地，他们的自由思想深深感染着玛丽·安，使她对虔诚的宗教信仰产生反省和怀疑。

1842年1月2日，玛丽·安拒绝上教堂，并中断和福音教牧师的联系。她后来称之为与父亲之间的 “圣战”。父女之间的冷战持续了几个月，结果把父亲气得差点搬家离开这个地方，她到哥哥爱萨克(Isaac)的家住了几周。同年5月，她要求父亲允许她有选择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才回家陪父亲上教堂，让外人看到她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乍看起来， “圣战”是她对父亲的反叛，相当于与父亲观念决裂的独立宣言。事实上，她已经意识到 “她的开诚布公将会遭到社会的误解和惩罚，她必须作出牺牲才能抵偿或者救赎反叛正统思维带来的后果”18。

1849年，玛丽·安的父亲病逝后，她只身来到伦敦知识界闯荡。在布雷夫妇的联系下，她翻译的施特劳斯德文著作《耶稣传》(The Life of Je-sus，Critically Examined)由出版商约翰·查普曼(John Chapman)出版，这让她第一次走进神学圈子。她对宗教议题和人类动机着迷，质疑正统基督教。耶稣受难的美丽故事让她感到恶心，于是她彻底放弃了宗教信仰。

1851年，她应邀当上了查普曼麾下英国激进党喉舌刊物《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助理编辑，并改名为玛丽安。由于查普曼生意繁忙，《威斯敏斯特评论》编辑的工作基本上由玛丽安一人打理。她没有薪水，住在查普曼家，靠父亲给她留下的 2 000 英镑遗产利息为生。在一年之内，她就提升了杂志的水平和知名度。当杂志编辑的经历，给了她浸染当代思想和文学的机会，还有进入伦敦知识精英圈子的机会。查普曼家几乎每周都举行社交晚会，她应邀参加，女王的医生克拉克爵士(Sir James Clark)喜爱她，还邀请她上他家吃饭。她的才智、灰眼睛、优美的声音无比动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她拥有 “安静、严肃的灵魂”19。

玛丽安崇拜思想深邃的男性文人，先 后 与 圣 经 学 者 布 拉 邦 特(Dr.Brabant)、查普曼和斯宾塞传出绯闻。由于害怕玛丽安介入，查普曼的妻子和情人(即他孩子的家庭教师)同仇敌忾地撵走了她。诸多传记都称由于她长得不好看，无法吸引布拉邦特和斯宾塞。她在当编辑期间，遇到在《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当编辑的同龄人斯宾塞，他就住在查普曼家对面。二人才智超人，都喜爱科学、哲学、音乐，一起看歌剧、看戏、听音乐会。斯宾塞只是喜欢她的学识，把她当成了谈话的对象，为了不让她误解他们普通朋友的关系，直接对她讲他不爱她。过后，斯宾塞怕他的话伤害她，便写信道歉。她在回信中自贬一番:“你不应该如此有把握地猜测我能发觉，我一贯的心态远远难以想象有人会爱上我。我感到失望，而不是‘受伤’。”20她要求陪伴在斯宾塞身边，不求回报。斯宾塞感到内疚，仍把她当朋友。而小说家、戏剧评论家、《领袖》(The Leader)杂志编辑乔治·亨利·刘易斯就是通过他认识了玛丽安21。

美国学者罗斯(Phyllis Rose)的《文人列传:维多利亚时代的五段婚恋》利用女权主义和文学的双重视野，审视卡莱尔(Thomas Carlyle)、罗斯金、穆勒(John Stuart Mill)、狄更斯和艾略特的婚姻，展示其婚姻的不同和相似之处，深刻解读了刘易斯的婚姻和伦理困境，分析了他和玛丽安的幸福生活。书中宣称他们是最幸福美满的一对。刘易斯是一个婚姻名存实亡而又离不了婚的男人，是在推行激进的婚姻观过程中引火烧身的受害者。当时，刘易斯和亨特(Thornton Leigh Hunt)创建激进周刊《领袖》杂志，亨特撰写政治栏目，刘易斯负责戏剧、音乐和书评栏目。刘易斯1841年和安格尼斯(Agnes Jervis)结婚，刘易斯夫妇和亨特三人的性爱观在当时显得自由、激进和放荡不羁。他们因袭18 世纪顽固的理性传统，主张开放性婚姻。刘易斯夫妇认为，只有爱可以维系婚姻，法律或者宗教无权将没有感情的人约束在一起。从法律上讲，女人婚后身体属于丈夫，但他俩认为女人的身体是自己的，女人有选择和谁在一起的权利。刘易斯走高度理智路线，对夫人的不忠不生气。但当夫人为亨特生了三个孩子后，他对婚姻彻底失望了。在 1857年《婚姻法案》(The Matrimonial Causes ofAct)颁布之前，男人可以和通奸的妻子离婚，但手续麻烦，费用高昂。而根据法律，刘易斯认可了三个私生子随他姓，等于放弃离婚权22。

刘易斯身材矮小，形象邋遢，给人一种轻浮的感觉，他还有六个孩子，因此初次见面并没有给玛丽安留下好印象。1853年，玛丽安改变了对刘易斯的看法，觉得他温暖而有趣，轻薄表象之下有良知。刘易斯带她去剧场、音乐厅消遣，告知她自己的婚姻状况。

玛丽安 1853年10月搬出查普曼家，住到剑桥街。刘易斯生病，他们计划去欧洲养病。在去德国之前，玛丽安对《简·爱》这部女性成长小说作过消极的回应:有妇之夫罗切斯特，太太是阁楼上的那个疯女人，还试图与简结婚，搞一夫二妻，这是确切的社会问题。人们认为罗切斯特的婚姻困境是作者贝尔(Currer Bell)23，即萨克雷家中的女教师描绘的。他太太是疯子，但又无法离婚，这本书是鼓励萨克雷的。罗斯说:“如果从法律上讲，罗切斯特和阁楼上的疯女人是婚姻，如果法律认为刘易斯在安格尼斯和别人生了三个孩子后婚姻还在，那么法律，用狄更斯笔下班布尔先生的话说，就是扯淡! ”24

从玛丽安对《简·爱》的评论可知，她力主对婚姻关系进行重新界定。就像她对《简·爱》的发问:一切牺牲都是好的，但是法律把一个男人的身体拴在一具腐尸上，难道不能追求比这更伟大的事业吗? 实质上，婚姻的自然法则与法律原则是相抵触和冲突的。

肖沃尔特认为是人际环境或者人脉关系造就了艾略特传奇。当编辑的玛丽安在伦敦的文人圈子结交了很多朋友。海特(Gordon S.Haight)的《乔治·艾略特传记》从出版到现在一直被公认是对艾略特生活最权威的叙述，突出她在知识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让人们在当时的知识、文化、政治问题语境下重新评价其作品。该传记呈现出维多利亚时代大都市文化丰富详尽的图画。艾略特的知识生活直接影响其个人生活，她的观点、信仰和知识兴趣直接决定了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职业。承认艾略特在博大文化中的地位是海特的《乔治·艾略特传记》对她学术研究的积极贡献之一25。后来，刘易斯成为艾略特的经纪人，专注而慷慨的布莱克伍德(William Blackwood)做她的出版商，最后还有爱恋她的年轻银行家丈夫克罗斯，于是她不愁赚钱，环境工作无与伦比26。19 世纪大多数女作家不由得对她表示敬佩和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