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新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艺术特征

这里所指的潮汕新文学史，包含了从1917年新文化运动至今的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发展进程。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潮汕现代文学是无法游离于中国现代文学总趋势的，但是，潮汕又是一个有独特文化氛围的地区，在这片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潮汕文学，自然会有自己演进的轨迹及艺术格局。本文即站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上，厘清潮汕文学的发展过程并揭示其独特的艺术特征。

一

按照以文学发展为依据并参照历史发展的文学史分期原则，考虑到潮汕文学的实际情况，我们把最近一个世纪的潮汕新文学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五四”文学革命至革命文学时期（1917—1942）

这个时期，潮汕新文学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换。中国的新文学，是在1917年以反封建思想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反帝爱国运动的催生下诞生的。这两场运动的性质并不相同，前者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后者是一场政治革命。与此相联系，“五四”文坛也出现了两种文学潮流：为人的精神解放的文学和为政治服务的文学，特别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为精神启蒙的文学，几乎统率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并耸立了后来者难以逾越的高峰。而为政治服务的文学，是在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才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迅猛发展起来的。但在潮汕，情形稍有不同。当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兴起的时候，潮汕知识界便迅速做出反应。1917年12月，旨在“宣传新文化，介绍新思想，建立新社会，创造新生活”的“潮州青年图书社”在潮州成立，有力地推动了潮汕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23年，在许美勋的倡议下，由丘玉麟、洪灵菲、戴平万、冯瘦菊等人组成了潮汕最早的新文学团体——火焰社。其后，诸如潮州金中的晨光社，汕头宕石的彩虹社等文学社团及各种小型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推动了文学革命的演进：新诗、白话小说、杂文等新文学创作呈现勃勃生机，反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成了流行一时的主题。其中也出现了一些较优秀的作品，比如冯铿空灵隽永的抒情小诗《深意》一百首等。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形成一支稳定的创作队伍，未能给潮汕现代文学史留下丰碑式的作品。潮汕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贡献主要在于，哺育了冯铿、洪灵菲、戴平万这些作家，他们在新文学第二个十年的小说创作，不仅为潮汕现代文学史，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冯铿、洪灵菲、戴平万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才进入创作的高峰状态的。当时，中国社会政治革命又一次蓬勃发展起来，政治运动代替思想启蒙成为社会主潮——事实上，每一次重大的思想运动都必然导致政治变革。顺应着中国政治革命的需要，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所萌发的为政治革命服务的文学也几乎取代启蒙文学而占据了这个时期文坛的主流。冯、洪、戴几位作家在“五四”时期的创作本来是属启蒙文学的范畴，这个时候也汇入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主潮之中：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表现革命斗争，描写工农和革命者的形象成了他们作品的主题。这种创作的转变是非常自然的：一方面，他们已经意识到单纯立足于思想的启蒙难以挽救中国，另一方面，他们也已经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并且后来都成为“左联”的成员，文学自然成了他们参与革命的武器。但是，因为他们是由文化启蒙转入政治革命的，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社会政治革命与“五四”思想革命的有机联系，因此，尽管他们的革命文学也有概念化的毛病，但毕竟不同于当时一些标语口号式的作品：他们的大多数作品，比如冯铿的长篇《最后的出路》、中篇《重新起来》，洪灵菲的长篇三部曲《流亡》《前线》《转变》，表现的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追求个性解放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在这些小说中，我们看到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在个性追求碰壁之后才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看到这些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软弱、无力、苦闷、彷徨以及在苦闷、彷徨中的挣扎和追求；我们看到这些知识分子如何带着青春期的天真和幼稚参加革命，又如何在革命中渐渐走向成熟。有论者认为这种描写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其实，只有深刻地意识到中国政治革命的特定的思想启蒙背景才能这样描写，也只有这样描写才是真实、准确的。冯、洪、戴后期的创作转向表现工农兵的觉醒和斗争，在题材上有所突破，审美价值反而削弱了，这是耐人寻味的。但不管如何，他们的小说，连同加入左翼电影运动行列、编导了《都市的早晨》《渔光曲》的蔡楚生的电影创作，都为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学做出巨大贡献，也为潮汕现代文学建构了第一座高峰。

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文学的革命性、政治性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这个时期的潮汕文坛有两种值得提及的文学现象：一是话剧活动的蓬勃兴起。为了宣传抗日，潮汕知识分子纷纷组织剧团下乡。1936年10月，潮安率先成立“奴隶剧社”，之后，惠来成立“银河剧社”，普宁和揭阳的“青抗会”也组织了话剧团，有力地推动了潮汕抗日活动的开展。二是以秦牧、蔡楚生为首的一批作家流亡到桂林，在艰苦的环境中创作了大量反帝爱国作品。其中，秦牧的讽刺性杂文，碧野的报告文学及小说，林山和萧野富于鼓动性、战斗性的诗篇具有较大的影响。抗战文学继承了大革命时期革命文学的精神，但与当时的文学相比较，这个时期的文学已滤去了革命文学的个人色彩，与现实的关系更为密切，内容也更为大众化了。不过也因为其过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抗战文学少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

总的来说，潮汕这个时期的文学是在“五四”精神哺育下生长并发展起来的，它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代表这一时期文学的最高水准的是冯铿、洪灵菲、戴平万的小说创作。

（二）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的革命文艺（1942—1976）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邀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文艺必须坚持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要求作家必须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写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讲话》的发表，揭开了中国文艺运动的新篇章。解放区的文艺创作，就是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的。甚至连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也深受《讲话》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党确立了将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讲话》的影响也就更为深远了。

潮汕的文艺运动、文艺创作，也是继承了《讲话》精神的指导的。在20世纪40年代，文学创作上比较活跃的有两支队伍：一支是由奔赴延安的潮汕青年作家构成。包括林山、陈波儿、马冰山、吴南生等，其中尤以林山、陈波儿的创作成果最为丰硕。林山1937年到延安参加革命，《讲话》之后，他在苏北根据地从事敌后诗歌创作，写作了大量的街头诗和朗诵诗，这些诗，有的尖锐地讽刺、揭露日寇，有的热情歌颂党和人民，语言通俗，节奏明快，很有鼓动性，深受群众喜爱，后来结集为《新的土地》。陈波儿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在上海从事左翼戏剧活动。1938年赴延安，在延安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深受启发，后与姚仲明合作，编导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反映了抗战时期党内王明路线和毛泽东路线的斗争，反响强烈。这个时期另一支创作队伍是活跃在潮汕、香港一带的方言文学创作者，包括薛汕、黄雨、曾应之、陈显鑫、沈吟、陈北等。1947年，中华全国文学界协会粤港分会在香港响应《讲话》，提出“文艺大众化”的口号，展开方言文学活动。分会还为此设立了民间文艺研究部，薛汕、黄雨、丹木、萧野等潮汕作家还是研究部负责人，他们大都身体力行，写了不少方言作品，较有影响的有薛汕的方言小说《和尚舍》，黄雨的方言叙事诗《潮州有个许阿标》。在潮汕敌占区，宣传革命、暴露现实的大众方言诗也很有影响，其中首先须提及的是曾应之。曾应之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在潮汕从事党的宣传文化工作。在潮安的《路报》及汕头市《星华日报》副刊《流星》上发表了大量大众方言诗，其中有《鸟鼠做官》《死罪敢当饿罪唔敢当》《壮丁》《征》等，揭露和抨击了反动统治的腐败和罪恶，尖锐地讽刺了统治者的卑劣行径。这些诗，连同陈显鑫的《老爷歌》、沈吟等人的诗，后来被洪令瑞编成潮州方言大众诗集《老爷歌》在香港出版。

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中国的新文学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当代文学的发展阶段。这次文代会确立了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作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文学，它的成就，的确是在《讲话》的精神指导下获得的。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阶段的文学与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解放区的文学，有着本质性的联系。和全国文坛一样，潮汕文坛也是坚持了毛泽东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而且由于当时直接领导潮汕文艺运动的吴南生和林山，他们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接受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已经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讲话》的精神在潮汕得到了深入的贯彻，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最突出的成绩是培养了一支强壮的工农出身的创作队伍。1951年8月，潮汕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即提出“普及第一，生根第一”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接着，旨在扶持工农兵作者的《工农兵》创刊。各地文化馆下乡帮助农民组织文艺创作组，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办文艺创作培训班。在这种氛围之中，一大批工农作者迅速成长，并且成为后来潮汕文坛的骨干力量，较突出的有：饶平的王杏元，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了风靡近半个中国的长篇小说《绿竹村风云》；揭阳的李昌松，在《诗刊》《广东文艺》等刊物发表许多民歌体诗歌，被誉为“农民诗人”；此外，还有王细级、林松阳、曾庆雍、吴阿六、李前忠、黄德林等。他们的创作，多是歌颂新社会、新生活，反映各种政治运动，形式上深受民间文学影响，通俗质朴，给文坛增添了清新的气息。在5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也很活跃，像丹木、沈吟、林紫等，可惜他们后来或被错划为右派，或被打成“胡风分子”。和全国文坛一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种政治运动和反胡风、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对潮汕文坛造成了很大冲击。特别是“文革”时期，整个潮汕文坛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这个时期还要提及的是两位旅外作家秦牧和碧野。他们的散文创作，既奠定了他们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同时，也代表着这个时期潮汕文坛的最高成就。

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讲话》始终掌握着文艺运动的方向。政治化、大众化因此成了这个阶段文学的突出特征。应该说，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文艺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应看到，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在战争时期是必要的，而在和平时期，必然抑制文学的百花齐放，使文学呈现单一化的局面——这正是这个阶段文学的最大缺陷。

（三）新时期文学（1976年至今）

粉碎“四人帮”后，潮汕文学创作出现崭新的局面。首先要提及的是散文创作。老一代作家像秦牧、碧野在这期间仍不断有作品问世。而中年作家蔡常维、陈安先、陈焕展、黄廷杰等则以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厚的创作成果建构了岭南散文重要之一脉。后起之秀黄国钦、陈放和曾錞近年也努力追求，并显示了较强的潜力。可以说，散文是本时期创作队伍最整齐也是最为繁荣的文体。在小说方面，本土的创作力量相对来说较弱，王杏元、李前忠这些20世纪50年代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仍是支撑门面的主力。倒是聚居广州的一批青年作家较为活跃，如雷铎、廖琪、高小莉等，他们有的已成为广东小说创作的主力。诗歌创作上，郭光豹在广东诗坛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中年诗人颜烈等人的诗也显示了较高的水准。值得注意的还有汕头的“绿州”和后来的“现代人诗社”的一群青年诗人，他们的诗作深受朦胧派的影响，表露出勇于探索的锐气。戏剧创作上，驻京的郭启宏被誉为戏曲界“三驾马车”之一。另外，长期是潮汕文坛弱项的文学批评在本时期也得到很大的发展，饶芃子、陈平原、郭小东、陈剑晖等已构成一支强劲的批评队伍，他们有的已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评论家。

新时期文学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与思想解放相联系，文学开始突破了以往非常稳固的历史模式。全国文坛是这样，潮汕文学也是这样：与前一个阶段相比，尽管还有不少作家（特别是本土作家）固守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尽管这种为政治的文学还占据着主流的位置，但毕竟已有一些作家突破了长期以来专一的政治视角，转向开阔的社会人生视角：比如黄廷杰、颜烈后期的创作就是由表现政治转而探索人生；比如郭启宏的戏剧、黄国钦的散文就较注重文化意蕴的挖掘。另外，长期固守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单一局面也被打破了，“现代人诗社”的诗人们采取的就是象征、隐喻等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文学开始出现多元化趋势，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但是，假如把这个时期的潮汕文学放在整个中国新时期的文坛去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潮汕文学已是滞后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潮汕一直处于半封闭的状态：从1976年到现在，中国新时期文坛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后现代派文学”等文学思潮，但所有这些都难以波及潮汕文坛。在短短的十几年间，新时期文坛承受了“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冲击和影响，但这些冲击和影响并没有波及潮汕文坛。应该说，在第一、第二个时期，潮汕文学或是扮演了弄潮儿的角色，或是基本上与全国文坛同步，而在新时期，尽管如上面所说已突破了原有的模式，但与整个中国文学比较起来，明显是滞后了。这是耐人寻味的。

二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中，在整个中国新文学的大背景中，潮汕现代文学显现了独特的风貌和神韵。

从以上对于潮汕近百年文学发展过程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和整个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相比较，潮汕新文学缺乏启蒙文学的发展阶段，哺育潮汕新文学的，是革命文学。所以，潮汕文学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就在所难免了。作家们关注的是社会的政治变动，几乎现代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政治运动，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反映，甚至许多作品直接切进政治命题，许多作家在赶写配合运动、政策、中心任务的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潮汕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政治运动的编年史。本来，注目社会运动，投身并表现社会重大政治变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但潮汕文学在这方面表现得格外突出。比如“五四”文学至抗战文学时期，中国新文学的成分是很复杂的：有以鲁迅为代表的为人的精神解放的启蒙文学，有以茅盾为代表的为政治的文学，也有以周作人、林语堂等人为代表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但在潮汕，虽然也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但正如上面所说的，启蒙的文学却始终没有形成气候，至于周作人等人闲适的美文，在潮汕更是很少见到。再比如粉碎“四人帮”后，新时期文学很快便脱离了为政治服务的轨道，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局面。但在潮汕，许多的作家事实上还在沿着以往的思维轨迹惯性滑动。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学现象。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与潮汕独特的文化氛围有关系。潮汕文化是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的，潮汕人向来以儒家思想为正统，许多“潮学”研究者都有这样的共识。特别是唐宋以来，尊儒重礼之风更盛，所谓“海滨邹鲁是潮阳”指的正是这样的事实。近代以来，儒家思想多次受到剧烈的冲击，但这种冲击往往很少波及潮汕：在地理位置上，潮汕偏于一隅，而且有相对独立的自然环境和语言环境，基本上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正是由于这种儒学精神的熏陶，潮汕作家大都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以文学作为工具去参与公共管理、干预现实就成为他们自觉不自觉的选择。这种选择使潮汕文学站立在坚实的生活土壤之上，但也局限了作家们的视野，且使文学难以具有超越生活的形而上的品质。

与上一个特点相联系的是潮汕文学的大众化倾向。因为强调文学的政治性，文学的教化、宣传作用也自然受到了重视。我们觉得，潮汕的许多作家在进行创作时，都自觉不自觉地显示出一种面向大众的姿态。这首先从各种文体的叙述方式上可以看出来。比如，诗歌和散文向来被认为是作家表现自我的抒情性文体，但在潮汕，诗文大都是写实的且带着倾向大众的意向：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很流行的林山、萧野等人创作的街头诗，曾应之、黄雨等人创作的方言诗，五六十年代流行的李昌松、吴阿六等人创作的民歌体新诗，那种质朴浅显的语言，可唱可诵的形式，就是很通俗的诗体。散文也一样，潮汕的散文大多不是抒情的，而是碧野式的写实的且带着浓烈通讯报道气息的文体。至于秦牧的散文，则非常重视知识性、趣味性，这已透露出倾向大众的意识，而更绝妙的是其表现方式的，不是刘白羽式的直抒胸臆，不是杨朔式的借景写情，而是在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中揭示哲理——这种面向大众的“讲古”式的叙述方式也被潮汕小说较为普遍地采用。潮汕小说很重视情节，且少描写挖掘，往往是以“讲古”的口吻叙述，王杏元的小说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大众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潮汕的纯文学深受俗文化的影响：许多作家在作品中大量引入潮汕方言，如洪灵菲、林山、薛汕乃至新时期的李英群、廖琪等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民作家就更为典型；许多作家的创作深受民间文学，如潮州歌册、潮州歌谣等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形式上的，如李昌松的诗，其实就是民间歌谣的变体；也有深入到思维方式的，比如王杏元的小说，剥开政治斗争的外壳，就是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也就是说，他是以民间朴素的善恶观去观照生活的。另外，也有不少作家注重对地方民俗风情的描写，比如廖琪、李前忠的小说，陈放、黄国钦的散文等。地方民俗风情的描写，使大众读来有一种亲切感。潮汕文学这种大众化的倾向，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存在，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这种倾向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创作方法的单一化，是潮汕现代文学的又一特点。在中国20世纪的文学史中，有两个东西方文化交流较为活跃的时期，即“五四”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两个时期都形成各种文学流派、创作方法纷呈并举的局面。但在潮汕，这种局面并没有形成。在“五四”时期，只有洪灵菲的作品稍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其余作家，包括冯铿、戴平万、蔡楚生等，都是革命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新时期也一样，尽管文学已突破固有模式，开始有一些作家尝试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但现实主义仍主宰着文坛。至于潮汕文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更是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因此，近一个世纪的潮汕文学史，现实主义成了贯穿始终的几乎是唯一的创作方法。这与潮汕相对封闭的文化氛围不无关系。而且，潮汕作家之所以始终不渝地坚执现实主义的旗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创作方法刚好契合了潮汕的人文精神：现实主义首先是对生活的一种精神态度，一种直面现实人生的精神态度，这种精神态度与儒家入世务实的人生观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精巧的艺术格局，是潮汕文学的特有风貌。潮汕人有一种突出的文化气质——精巧。这在潮汕许多风物习俗中体现最为充分：比如精巧的潮绣、雕刻，独具风味的小吃，程序繁细的工夫茶等。这种文化气质反映到文学中来，就是潮汕文学大体上体现出的精巧的艺术格局：诗歌、散文这类篇幅短小的文体在潮汕很发达，而且贡献了诸如秦牧、碧野这样的著名作家。而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则很不景气，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史，鸿篇巨制寥寥无几。“五四”之后，洪灵菲著有《流亡》等，但比起同类作品，如茅盾的《子夜》、蒋光慈的《田野的风》，显见缺乏一种恢宏的气度，缺乏一种对于生活整体把握的眼光。20世纪60年代王杏元著有长篇《绿竹村风云》，但比起当时同类题材的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显见缺乏后者对于农村社会现实的深广概括力和史诗的风度。至于新时期，虽然新人辈出，整个文坛呈现生机勃勃的气象，但终究未能贡献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作家。精巧性一方面有利于对作品进行精雕细刻，另一方面也束缚了作家的思维和视野，使潮汕不能为中国新文学贡献更多的大作品、大作家，即使是像那些为数不多的大作家，如秦牧、蔡楚生等，也大都是冲出本土之后才卓有建树。这样一种现象是颇耐人寻味的。

综上，我们粗疏地梳理了潮汕现代文学的发展线索并描述了其特有的风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它的演进轨迹与中国现代文学大致是相同的，但又有独特之处。很难说潮汕文学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但它毕竟折射出不少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潮汕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或广东文学史书中，并没有获得应有的位置，因此，深入地研究潮汕文学，不仅有利于研究潮汕文化，也是对岭南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丰富和拓展。

（本文载《韩山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