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修辞学的性质

任何一门学科，了解其性质，有助于全面认知该学科的面貌和地位，修辞学也是如此。这些看似纯理论的问题，对于我们认识修辞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与语文教学的关系都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一、修辞学是语言学的应用学科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语音是物质外壳，词汇是建筑材料，语法是结构规律。语音、词汇、语法是语言的三个重要元素，研究语言自身要素结构规律的科学是本体语言学。本体语言学是语言学的基础学科，正如黄国营所说：“语言学的核心当然是本体语言学，即研究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研究语言的演变规律，研究语言之间的共性和类型，等等。这些研究是语言学的基础。”[26]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本体语言学是研究这一工具结构规律的科学。人类要进行言语交际，只有认知了作为交际工具——语言本体的规律即本体语言学的规律，才谈得上正确运用语言这一工具进行交际。就汉语而论，如果“我们对汉语的词法、句法、语义研究等基本问题不深入研究以掌握其规律，就无法进行下一步的应用研究”[27]。离开了本体语言学，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但是，仅仅认知了语言工具自身的规律是远远不够的，语言的生命在于应用，而应用的过程就是修辞语用的过程。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要更恰当、更完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追求理想的表达效果和接受效果，在认知语言本体规律的基础上，自然要研究使语言达到最佳效果的科学——修辞学。只有掌握了修辞学的原理原则、规律技巧，才能得心应手地驾驭语言。但这种驾驭不是对本体语言学规律的重复和补充，而是对本体语言学的综合应用。也就是说，修辞学要研究语音，但绝不是研究语音自身的结构规律。多少声母，多少韵母，怎么相拼，哪些声母和韵母不能相拼，这些是语音学自身管辖的范围，是语音学自身的研究对象，修辞学研究语音是研究如何利用语音的各种规律和特征以增强表达效果和接受效果；修辞学要研究词汇，不是去研究词的构造规律、词义的确认、词的各种变化规则和聚合关系等，而是要研究如何充分利用词语的特点，如同义词、反义词、类义词、上下位词以及各种色彩词等以增强修辞的表达效果和接受效果；修辞学还要研究语法，也绝不是去研究其句子自身的结构规律，而是要研究如何根据题旨情境选择和调整句式，洞察和解读句型、句类，使表达和理解的效果更好些。可见，本体语言学和修辞学是工具和应用工具的关系，修辞学是语言的应用学科。

二、修辞学既有语言学的属性，又有言语学的属性

修辞学的学科性质是什么，在修辞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修辞学属于语言学的范畴，具有语言学的性质，持这种观点的以张弓、吴士文、王希杰等为代表；另一种观点认为，修辞学具有言语学的性质，属于言语学的范畴，持这一观点的以张世禄、高名凯、郑远汉等为代表。

上述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是学者们对修辞学性质认识的宝贵结晶。

修辞学到底属于语言学还是言语学，早在1909年，受老师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影响，巴利（Charles Bally）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修辞学。他在《法语修辞学》（Traite de Stylistique Francaise）中，明确提出了“语言修辞学”和“言语修辞学”两个概念。

（一）语言修辞学

巴利认为，修辞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修辞现象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关于语言修辞学，王德春、陈晨的《现代修辞学》有更明确的阐述：“以语言体系修辞手段为研究对象，研究语言体系中有修辞分化的语言单位，收集、归纳各种语言手段，并使之体系化。”[28]也就是说，语言修辞学以语言体系内的修辞资源为研究对象，即研究语言体系中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的修辞能力和语言单位的修辞特性、修辞色彩。而语言体系中的修辞能力、修辞特性和修辞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表现在语言体系中语言自身的修辞手段上。即语音、词汇和语法各层面的修辞手段、修辞色彩和修辞能力，这是语言自身的修辞资源。就汉语而言，在语音修辞手段方面，由语音各种要素和各种语音特征形成的修辞规律，如长短、快慢、轻重、节奏、双声、叠韵、押韵、平仄、停顿、语调、语速等构成的语音修辞规律等；在词汇修辞手段方面，要研究词语的修辞特性、词语表现力构成的修辞规律等；在语法修辞手段方面，要研究在句子表达功能上建立起来的同义结构，如长短参差、整散结合、成分省略、句子的常式与变式等语法修辞规律。此外，汉民族在长期的言语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多姿多彩而又独具魅力的各种辞格，虽然都是从言语中来，但它们是凝固了的语言优化模式，有很强的语言属性，因此也属于语言修辞学的范畴。

其二，表现在语用单位的修辞规律和修辞特性上。人们在动态的言语交际中，总结出各级语用单位（词、句、段、篇）的修辞规律，即选词、择句、缀段、谋篇的修辞规律，如词语应用规律，就有同义词语的选用、模糊词语的择用、寻常词语的妙用等；又如谋篇修辞规律也有同一律、层次律、照应律、轻重律等。语体是制约语言运用的最高形式，语体有语言语体和言语语体双重属性，语言材料的功能类别，如具有形象色彩的词语、熟语、句式的功能作用和变化规律，各种语体所拥有的典型的语言单位和语言特征等，属于语言语体学。语言语体是语言修辞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上述四级语用单位加上语体实际上是五级语用单位，本是言语范畴，但这些语用规律都是从动态的言语中总结出来的相对静态的修辞规律，因此，它的学科属性就发生了变化，属于语言修辞学的范畴，而语言修辞学明显地打上了语言学的烙印。

（二）言语修辞学

巴利认为，言语修辞学是“研究语言的社会运用的各种类型和行为的修辞学”。“言语修辞学研究语言材料在不同言语活动范畴的言语行为中的表现能力。”[29]“强调从功能的角度来研究语言材料的使用，即把语言的使用跟言语环境联系起来，把语言材料的修辞特性和修辞效果同具体的言语活动联系起来。它研究言语活动的规律，研究语言材料在具体言语活动中的使用规律。”[30]可见，言语修辞学是以言语规律、言语修辞现象为描写对象，它研究语言材料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使用特点，是阐明、描写和解释语言材料在具体言语环境中的修辞效果的科学。

言语修辞学重视言语的表达作用与规律，重视语境对言语的制约和作用，它研究言语活动的规律。言语修辞学研究的范围很广，可以说，一切言语现象都是言语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除了语言修辞学以外的语言应用都是言语修辞学的研究范围。具体说来，它要研究言语语体，研究各语体语言单位在交际中的使用特点，即“由于语言服务的活动领域不同，形成不同的选择、使用和组织语言手段的方法的系统，这个系统被语言使用者理解为功能语体”[31]，研究语言体式中的言语体式的类别和特点。言语修辞学还要研究言语风格（即语言风格），言语风格是人们运用语言所形成的格调和气氛，它的言语属性很强，是言语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言语修辞学还要研究语言在各领域的应用规律，如研究交际修辞学（或称言语交际学），即交际领域的修辞问题；研究文艺修辞学，即文艺作品的修辞规律；研究信息修辞学，即语言作为信息的载体——话语信息的效果和修辞规律；研究控制修辞学，即言语控制的过程、理想控制的修辞规律；研究公关修辞学（又叫公关语言学），即公关领域的修辞规律，等等。这些学科都是将语言修辞学的原理原则、技巧规律用于各言语领域，因而有很强的言语属性，属于言语修辞学的范畴，言语修辞学也就打上了言语学的烙印。

可见，巴利对“语言修辞学”和“言语修辞学”的区分，实际上告诉我们，修辞学既有语言学的属性，又有言语学的属性，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科学的。

三、修辞学是一门多边缘的学科

首先提出修辞学是一门多边缘学科的是陈望道。他于20世纪60年代初曾两次在复旦大学语言教研室的讲话中提到这一问题。他认为：“修辞学介于语言、文学之间。它与许多学科关系密切，它是一门边缘学科。”[32]随后，还有几位语言学大师都论及了这一问题，如胡裕树认为：“修辞学虽然隶属于语言学，但实际上是一门边缘学科，它与哲学、逻辑学、文艺批评、美学、文章学（辞章学）、心理学以及语言学中的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文字训诂学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33]宗廷虎认为：“修辞学是介于多门学科之间的一门边缘性科学。它与许多邻近学科关系密切。”[34]上述几位学者的精辟论述，对于认知修辞学的学科性质、了解修辞学的学科地位和作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与文章学关系密切

文章学是研究文章的特点、结构以及写作规律的科学。它要研究文章的主题、选材、结构、情节等有关理论，还要研究文风等。修辞学要研究文章写作，但着眼点不是重复文章学自身的内容，而是放在语言手段的运用上。也就是说，修辞学研究文章写作中各环节语言手段的选取和评论选用语言手段的效果。一篇文章，根据内容需要，怎样开头好？是开门见山好，还是绕弯弯好？怎样结尾好，是篇末点题好，还是含蓄结尾好？用什么语言手段掀起文章的波澜，怎样布局段落，怎样命题等。可以说，修辞学是文章写作的一种直接有效的技术手段。如果说文章学是从宏观上考虑文章的框架结构问题，那么，修辞学则是从微观上考虑文章各框架结构的具体实施的技术手段问题。打个比方，文章学研究的内容正如一位建筑工程师描绘的楼房施工蓝图，而哪里该用钢筋、哪里该用砖头，最后装修时哪里该增色加彩，则是工人师傅的事情。修辞学就是运用语言的建筑师，一篇文章构思精巧还得从运用语言、实施得体的修辞手段入手，这样才能建造出语言的高楼大厦。这个比方不一定恰当，但它至少可以让我们形象地悟出修辞学与文章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正因为修辞学和文章写作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语言学大师吕叔湘提出：“要逐步建立起来汉语自己的辞章学。”[35]张志公也说“要建立和汉语语法相对应的学科——汉语辞章学”。[36]正是出于对这一理论的认识，郑颐寿率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辞章学专著——《辞章学概论》，随后他又独著、主编出版了《辞章学导论》、《辞章学辞典》、《言语艺术示范——文章修改艺术》、《中国文学语言艺术大辞典》、《文艺辞章学》、《大学生辞章学》、《篇章辞章学》、《辞章学发凡》、《汉语辞章学论文集》、《新诗辞章学》、《辞章艺术示范》等50多部著作，将修辞学和文章学融合在一起，为汉语辞章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堪称建立汉语辞章学的元勋。

（二）与逻辑学的关系密切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思维必须通过语言进行。没有思维，语言就失去依托；没有语言，思维也无法活动。”[37]可见，研究思维规律的逻辑学与研究语言运用规律的修辞学关系十分密切。

逻辑学研究概念、判断、推理这类逻辑形式，研究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这类思维规律，研究类比、归纳、演绎、分类等逻辑方法。这些规律和方法对于修辞都有直接的制约和借鉴作用。如逻辑规律，同一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使用的概念必须保持同一性，不能模糊不清；矛盾律要求在论述过程中，不能出现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否则就违反了矛盾律；排中律要求人们在两种矛盾的看法面前，不得含糊其辞或模棱两可；充足理由律则规定在辩论过程中，任何一个真实的判断必须有充足的理由。上述逻辑学的基本规律，对于指导人们修辞很有好处，它告诫我们，无论是表达还是接受都不能违背逻辑规律。

但是，当人们感到恪守常规的逻辑规范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情感时，也可能会故意违反某些逻辑规律。如高尔基的名言“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久而又最短……就是时间”；莎士比亚的戏剧台词“天使般的魔鬼”；徐刚在《伐木者，醒来！》中“温州，你是富有的，也是贫穷的；你是先进的，也是落后的”等，这些言语现象，从表面上看，它们都自相矛盾，似乎违反了矛盾律，但仔细品味，不但不矛盾，反而觉得说得好、说得妙，妙就妙在作者故意将这些矛盾的词语放在一起，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和思考，进而使人领悟，从而达到经久不忘的效果。

修辞学还可借鉴逻辑学中的判断来增强语言的说服力，尤其是对于政论语体中的议论说理大有帮助。例如：

①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所以我们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例①借助了逻辑上的“三段推理论式”来说理。其中，“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是大前提，“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小前提，“所以我们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是结论。运用三段推理论式来说理，可以使所说的道理容易被人接受。倘若不这样，一开始就提出“我们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定会显得突兀，那人们一定要问为什么？表达效果就远不如运用逻辑三段推理逐层来说理有说服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修辞学界将修辞学与逻辑学结合起来研究并取得了突出成果的要数张炼强，他出版的《修辞理据探索》对修辞理据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对修辞与逻辑的关系作了科学的分析，值得我们借鉴。

（三）与心理学关系密切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修辞行为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首先它要经历感知、记忆、思维、想象和注意的认知过程；接着根据自己的需要，表现自己的好恶倾向，产生不同的内心和外在表现，决定自己的积极或消极态度的情感过程；最后再根据自己的目的，支配行动以实现目的意志过程。心理是修辞的基础，表现在“修辞时，根据交际的需要和目的，审视对象和语境，分析比较语言材料和手段的功能和作用，方能选定如何说和怎样写，这些活动通通都要依靠感知、记忆、想象、思维的过程，没有认识活动，就不可能有修辞活动”[38]。可见“修辞活动和心理活动、修辞现象和心理现象、修辞学和心理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39]。

在修辞活动中，不少修辞现象都有其心理基础。如比喻、借代、对比、象征、双关等辞格是根于联想的心理基础；示现、夸张是根于想象的心理基础；呼告、比拟常常是表达者要抒发强烈情感时运用的辞格，它是根于情感的辞格；摹绘、通感的心理基础是感觉；设问、图示格的心理基础是注意。可见，辞格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心理基础。辞格如此，选词造句何尝不是如此？一些色彩词、拟声词、借用量词的选用，一些整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设问与反问等句式句类的调整，也都有其心理基础。如对偶的句子是对比联想的心理活动过程；排比是相似联想的心理活动过程，且它们岂止仅是一种心理联想？其本身就是一项意志活动的心理过程。

修辞活动要受修辞主体即表达者或接受者的心境影响和制约。“心境是一种使人的一切其他体验和活动都染上情绪色彩的比较持久的情绪状态。”[40]我们不乏这样的体会，当一个人心情愉快时，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甚至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反之，当一个人心情沮丧时，常常是沉默寡言，即使说话，也语音低沉，语汇消沉。朱自清的两篇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与《春》就是在两种不同心理支配下的写照：《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逆境之中，因此，尽管“荷塘是美丽的，月色是皎洁的”，然而在作者的眼中，“去荷塘的路是阴森森的，有些怕人”，“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而他写《春》的时候，大革命失败已经过去，朱自清渡过了苦闷的时代，心情开朗起来，当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他欢欢喜喜地迎接春天，从迎春、绘春到颂春，全文千字左右，却有三十多处用了辞格，把春天当作“刚落地的娃娃”、“健壮的青年”、“活泼的小姑娘”来描写，写得生机盎然，这与作者当时的心境不无关系。

修辞学与心理学关系密不可分，学者们都看到了这一点，有的学者已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其中吴礼权的《修辞心理学》就是这块园地里最早盛开的一朵奇葩。

（四）与语用学关系密切

20世纪70年代西方诞生的语用学，“是专门研究语言的理解和使用的学问”[41]。是从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的关系”发展到不仅研究如何使用语言，还特别注重研究如何理解语言，研究如何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其中的含义，成为一门认知学科。

语用学虽然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一经产生就展现其旺盛的生命力。“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角度，把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看作受各种规则制约的社会行为，研究特定情境中的特定话语，着重说明语境可能影响话语解释的各个方面，从而发现语用规律。由于它揭示了一系列长期为语言学家们所忽视甚至有意回避的语言和言语现象，并试图确立科学地阐明这种现象的方法，大大开拓了理解和解释话语意义的途径。”[42]

修辞学是一门研究在特定语境中运用语言以增强表达效果和接受效果规律的科学，修辞学内部的语言修辞学和言语修辞学，都是利用语言应用的原理原则和言语领域的规律技巧。

修辞学和语用学之所以是两门不同的学科，首先是因为它们研究的重点不同：修辞学研究语言的应用和理解，但重在应用，重在总结一系列能增强语言表达效果的原理、原则、规律和技巧；在研究理解时，不仅注重言语的字面之义，还注重言语的言外之意。语用学研究语言的应用和理解，但重在理解，“重在语言的使用时，很注意语言的策略和场合，要求向对方做出顺应，而在研究理解时，十分注意交际的认知关系”[43]。其次是它们研究的方法不同：修辞学多用归纳、比较等多种方法；语用学则采用理论解释和推理分析的方法。但修辞学和语用学又有许多相同之处：二者都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都探讨应遵循的顺应（或适应）和礼貌等原则，都研究制约修辞语用的因素——语境，等等。这些共同的基因决定了它们是一种平行发展的学科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姐妹学科关系。正如张会森所说，修辞学和语用学完全可以“联姻”，让修辞学的研究成果促进语用学的发展；语用学的崛起，也为修辞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丰富和开拓了修辞学的研究内容。通过取长补短，从而达到珠联璧合的效果，使语言应用的研究真正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国最早对语用学进行研究的是何自然，早在1984年，他就出版了《语用学概论》，影响十分深远。此外，钱冠连的《汉语语用学》、左思民的《汉语语用学》也是将语用学结合汉语研究的拓荒之作。

（五）与认知语言学的关系密切

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1980年，美国语言学家莱可夫和约翰逊发现隐喻的作用，他们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从隐喻的角度探讨了语言的本质，用大量的事实证明语言与隐喻认知结构的相关性。他们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人们认知、思维、经历、语言甚至行为的基础”[44]。可见，认知语言学是“把语言看作一种认知活动，以认识为出发点，研究语言形式和意义及其规律的科学，‘是基于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和对世界进行感知和概念化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学科’”[45]。

认知语言学从崭新的角度研究语言，“一方面它从人的认知（即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方式）的角度观察和研究语言，另一方面，通过观察语言现象，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分析语言反映的认知取向，从语言的各个层面探讨认知与语言的关系和性质，说明语言是认知发展产物”[46]。这不仅对语言学，对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

认知语言学诞生虽晚，但对修辞学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打开了修辞学认知世界的一片广阔视野，提升了修辞学的价值，因为许多修辞现象和修辞规律都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加以阐释，从而更有说服力。例如，相似联想、相关联想、对比联想不仅是辞格形成的基础，这类思维的规律还浸透在许多一般的修辞规律（即消极修辞规律）上。又如谋篇布局中的照应规律，就是运用相同、相关、相反或相释的关系形成的照应，从而使文章结构更加缜密。而这种照应又岂止是修辞学一种语言运用规律，它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人类认知世界甚至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准则。可见，认知语言学提升了修辞学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有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修辞学等于有了更加健全的灵魂和健壮的体魄，修辞学的研究就不会只把眼光停留在表达修辞和接受修辞的层面，还会从思维认知方式、方法和方法论方面认知修辞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提升修辞学的品格、品味，使修辞学获得更大的发展。

可喜的是，国内已有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刘大为的《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2001）、李国南的《辞格与词汇》（2001）等，都是用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辞格和词汇的拓荒之作，读之确实给人一种“山外有山”之感。

此外，修辞学与美学关系密切，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论述这一问题；修辞学还与民俗学等学科关系密切，因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由上观之，修辞学不仅是语言学的边缘学科，而且是一门多边缘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