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从无到有，蹒跚起步

1844年，美国人莫尔斯发明了电报，标志着电通信时代的开端。此后不久，电报技术迅速在欧美普及，并逐渐被引入世界各地。

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处于积贫积弱、混乱不堪的状态。愚昧落后的清政府忙于割地赔款，根本无暇关注电报技术的诞生与发展，更别提引进了。直到1861年，俄英两国驻华公使先后向清政府提出铺设电报线路的要求，清政府才将发展电报这件事摆上台面，进行讨论。

以直隶总督崇厚为代表的守旧派官员坚决反对发展电报。他们认为，铺设电报线路所使用的电线杆将破坏大清朝的风水。

反观改革派官员，他们对发展电报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两江总督曾国藩认为，架设电报线路将造成信息差，影响社会公平。李鸿章（见图2-1）则认为，电报花钱少、传递信息快，外国人迟早要建，拦也拦不住。与其让他们建，不如我们自己建。

图2-1 李鸿章

很可惜，当时李鸿章的意见未被朝廷采纳。发展电报的事情，也就搁置了下来。

不久后，正如李鸿章所料，外国势力开始私自采取了行动。1865年，英国利富洋行驻上海的负责人雷诺在川沙厅（今上海浦东）小岬到黄浦江金塘灯塔间，偷偷建起了一条专用电报线路，长约21千米，埋设电线杆227根。当时的老百姓觉得很好奇，纷纷驻足围观。不久，时任上海道的丁日昌秘密下令，在夜间将电线杆全部拔掉。

1870年初，英国大东电报公司从欧洲到亚洲的海底电缆即将铺设至中国。当时，清政府明令禁止海缆登陆。经过反复协商，清政府勉强同意大东公司在中国东南沿海铺设电报线，也可以将线端引入上海以南各通商口岸，但是有一个前提：线端不能牵引上岸，只能安放在通商口岸码头之外的趸船内。

后来，大东公司将沪港海线的铺设权转让给了丹麦大北电报公司。1871年4月，大北公司不顾禁令，秘密将长江口的海缆沿黄浦江铺设到了上海英租界，并在南京路12号设立报房。这个报房于1871年6月3日正式开始发报。这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铺设的第一条电报水线线路。此后，英美等国的电信公司也纷纷效仿，将海缆牵引上岸，设立报房。

这些明目张胆的侵权行为很快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也让其逐渐意识到自主开设电报业务的重要性。1877年，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考虑到海防和贸易的需要，开始筹备自建电报线路。6月15日，李鸿章在天津机器东局和直隶总督衙署之间铺设了一条电报线路。这条电报线路长约8千米，是有记录可查的中国第一条自主建设的电报线路。

1877年6月27日，这条电报线路进行了第一次发报，内容只有六个字：行辕正午一刻。这里的“行辕”指的是直隶总督衙署，而“正午一刻”则是发报时间。

尽管这条电报拥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当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将其视为一桩怪事。

李鸿章在首次发报成功后，先后给江西巡抚刘秉璋和福建船政大臣兼署福建巡抚丁日昌等人致信，用“幸速筹办”劝说他们在当地进行电报线路铺设的尝试。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电报业务其实早已展开。丹麦大北公司偷偷在上海铺设电报海缆之后，就将“触角”伸到了福建。1873年，闽浙总督李鹤年就拆除过大北公司偷偷在厦门鼓浪屿架设的电报线杆。后来，因为发生了日本入侵中国台湾的事件，为便于与台湾进行通信，福建申请铺设沿海电报线。此时大北公司趁机入局，在1876年铺设了福州到马尾的电报线。这条线路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条合法的电报线路。

1876年，丁日昌到任福建巡抚。他认为，电报对国家海防意义重大，电报自主权一定要控制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于是，他亲自与丹麦大北公司交涉，收购了福州至马尾港罗星塔的电报线路。这条线路最终成为中国自营的第一条电报专线。后来，在他的支持下，福建船政学堂还专门设立了电报学堂，培养电报技术人才。

1877年，丁日昌利用去台湾巡视的机会，提出设立台湾电报局。他亲自拟定了修建方案，并派电报学堂学生苏汝灼、陈平国等人负责落实。当年8月，首条从旗后（今高雄）到府城（今台南）的电报线路正式开工。10月11日，工程完工。这条电报线路全长40多千米，是中国人修建并管理的第一条电报线路。

顺便一提，1887年9月，在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的推动下，一条从台湾淡水至福州川石的海底电缆铺设成功。这是中国第一条自主建设的海底电缆，全长约217千米，耗资22万银圆。

此后，李鸿章继续推动着中国“电报梦”的实现。1879年5月，在他的支持下，中国第一条军用电报线路从天津铺设至大沽及北塘炮台。1880年，曾纪泽（曾国藩之子）奉命出使俄国交涉新疆伊犁问题，需要与清政府保持沟通。因为北京没有电报，所以他当时的沟通方式是从莫斯科拍发电报到上海，然后通过轮船传递到北京（来回需要10多天）。9月16日，李鸿章趁机奏请清政府，架设天津至上海的陆地电报线路，获得批准。10月，津沪电报总局（后来的中国电报局）在天津成立，李鸿章任命郑藻如、盛宣怀（见图2-2）、刘含芳三人出任该局总办。

图2-2 盛宣怀

1881年4月，中国第一条长途电报线路—津沪线在上海和天津两地同时开工架设。工程进展迅速，到当年年底，这条全长1500多千米的电报线路就全线竣工并投入使用了。

在津沪线的带头作用下，国内各地很快就掀起了修建电报线路的热潮。1882年，长达3000多千米的苏浙闽粤线开工。天津—通州线、龙州—广州线、长江陆线、山海关—奉天线、广州—虎门线、江阴—无锡线等也紧随其后，陆续开工。1882年1月16日，《申报》刊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新闻专电：“清廷查办云南按察使渎职。”

1884年，清政府设置了内城电报局和外城电报局，前者专门负责收发官方电报，后者专门收发商用和民用电报。清政府还延伸了自行修建的第一条电报干线，使其经京郊通州入京城，由此开启了北京收发电报的历史。

后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信息秩序，对世界政治经济规则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899年，中国基本建成了早期的干线电报网络。到1911年清朝灭亡时，中国已铺设有线电报线路6万多千米，设立电报局约700处，拥有电报机787台。这些电报线路和设备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相比电报，中国引进电话的速度要快得多。

1876年，亚历山大·贝尔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展示了自己刚刚发明的电话。当时，有一个来自万里之外的中国人看到了这个神奇的发明。他的名字叫李圭，是奉命前往参观万国博览会的宁波海关税务司官员。李圭被这个能通话的机器深深震撼，将其写进了《环游地球新录》一书。

后来，电话从美国传到了欧洲。1877年，时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受到伦敦电气厂老板的邀请，前往参观和体验电话。工厂老板在楼上和楼下设置了两部电话机，相距数十丈1。郭嵩焘拿起楼上的话筒，让中国使馆翻译官张德彝到楼下接听。

13丈为10米。—编者注

郭：“你听闻乎?”

张：“听闻。”

郭：“你知觉乎?”

张：“知觉。”

郭：“请数数目字。”

张：“一二三四五六七……”

郭嵩焘在当天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这次简短的通话。他将电话称为“声报机器”，写道：“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惟此数者分明。”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多了听不清，只有数数时很清楚。张德彝也对这次通话进行了记录：“前丁丑年（1877年），当余在英时，见西人创一种传声筒，曰德利风2。”

2“德利风”是telephone的音译，后来逐渐改称“德律风”。

不久后，因为商业和贸易方面的需要，电话传入中国。1877年1月，上海轮船招商局为了保持总局与金利源码头的联系，从海外买了一台单线双向通话机，拉起了从外滩到十六铺码头的电话线。这是史料记载的中国第一条电话线路。

1879年9月，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向租界工部局申请利用原有路灯杆开通电话，并申请取得电话专营权。作为交换，他们愿意向租界提供一整套电话通信网。这个申请很快获得了工部局的批准。1882年2月21日，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外滩7号设置电话交换所，开通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用户25家，每家话机年租费150银圆。

电话交换所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开启了电话商业运作时代。

几乎与此同时，英商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上海德律风公司，也经营电话业务。英国商人毕晓普（J. D. Bishop，也译作皮晓浦）组织成立了上海电话互助协会，获准在租界经营电话业务。上海电话互助协会的电话交换所分为南局和北局，前者在十六铺，后者在正丰街（今广东路中段）。

在同一个租界内有几个不同系统的电话网络，不能互通，不仅给用户带来了不便，也限制了各方业务的发展。于是，1883年，英商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收购了大北电话交换所和上海电话互助协会，统一了租界内的电话系统。

虽然电话业务在上海风生水起，但在北方却一直没有动静，主要原因是皇亲国戚担心线路会影响“龙脉”“风水”。直到19世纪80年代，在李鸿章的推动下，电报和电话才出现在北方地区。李鸿章力主架设的从天津到保定的电话线是中国第一条长途电话线。

1885年3月，天津电报局奉李鸿章之命规划了两条电话线路，分别从紫竹林新关南栈起至大沽海神庙新关公所止、从大沽新关公所起至炮台内新关挂旗处止。这两条电话线路基本和已有的电报线路重合。当年年底，两条电话线铺设完毕，并设立了两个德律风总局、四个德律风分局，由天津电报局的璞尔生（C. H. C. Poulsen）负责管理。璞尔生最早是丹麦大北电信公司的技师，后来受聘成为北洋电报学堂3的老师。

3北洋电报学堂是我国最早的工业专科性质的学校之一，由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

1899年11月19日，清政府督办电政大臣盛宣怀向光绪皇帝递上奏折，提出应该独立开办电话业务，掌握通信主权。光绪皇帝表示认可，并任命大清电报局总办黄开文兼任电话局总办，在北京试办电话局。但是没过多久，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出逃。

1900年，璞尔生在天津英租界维多利亚胡同3号开办了经营电话业务的天津电铃公司。1901年，他趁时局混乱，擅自把电话业务延伸到了北京。他在北京东交民巷架设电话线路，并在东城船板胡同设立了分公司。这是北京最早的电话公司。

璞尔生的电话业务对清政府开办的电报局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再次激起了清政府对通信主权的重视。1904年1月2日，由清政府钦准的中国第一个官方部办电话局正式成立。这个电话局位于北京城内东单二条，占用的场地是清朝大学士翁同龢的8间马厩。当时电话局只安装了一台100门电话交换机，主要服务于各部衙署、朝廷大臣以及亲王。1905年3月23日，清政府用5万两白银收购了天津电铃公司，将其并入大清北京电话局南苑分局，璞尔生被聘为电话局顾问。

值得一提的是，慈禧太后为了方便监视和控制光绪皇帝，于1908年特批在颐和园“水木自亲殿”和中南海“来薰风门”东配殿架设电话线路。这是中国第一条皇家御用电话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