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苏格拉底没有信仰神，还唆使年轻人堕落？苏格拉底审判案——公元前399年，雅典
雅克·路易·大卫：《苏格拉底之死》
（La Mort de Socrates，1787）
时间与法庭
公元前399年，雅典陪审员法庭
案件当事人
苏格拉底（Socrates）
审判焦点
苏格拉底没有信仰神，还唆使年轻人走向堕落？
审判结果
有罪，死刑
历史质问
对与错是根据个人的理性标准来判断的，还是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或共同体的权威来判断的？
苏格拉底是否说过“恶法也是法”？
苏格拉底以“认识你自己”“恶法也是法”两句名言成为雅典妇孺皆知的哲学家。第一道命题在伦理学和社会学上没什么问题，所以并没有产生什么争论（这句话被刻在德尔斐神殿的大门上，而且不是苏格拉底第一次说的）。可第二道命题却因在社会学（道德、法律、政治）和哲学上有一定的问题，从而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苏格拉底到底是不是真的认为或者说过“恶法也是法”，我们先简单地观察一下国内[1]学术界的争论状况。对这道命题最早提出质问的是权昌殷、姜正仁教授。据他们透露，直到20世纪90年代，很多道德学、哲学教科书里记载着如下的内容：
苏格拉底以肆意渎神罪和唆使年轻人堕落罪被判处死刑后，曾经有人劝说监狱里的苏格拉底亡命国外，可他始终坚持“恶法也是法，既然是法就不能违背”的信念，最后欣然喝下了毒药。[1]
1993年，两位教授在各自的文章里详细分析柏拉图的著作《苏格拉底的申辩》和《克里同》之后做出结论：苏格拉底并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也没有因为那句话就喝下毒药，而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哲学主张才选择死亡的。换句话说，那是过去权威主义政权为了强调守法精神而炮制的言论。很多纸刊上介绍了两位教授的主张，后来李正浩、金柱日、朴东千等教授也先后发表了支持他们主张的文章。
在学术界提出这样的观点且没有多少反对声音的情况下，2002年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向韩国教育部部长呼吁，有关苏格拉底的故事有可能对人权尊重意识的形成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适当修订小学教科书里有可能对人权侵害合理化或者造成偏见的一些内容。2004年韩国宪法法院指出，过去的儒臣和权威主义政权出于维护共同体利益的目的强调了牺牲个人基本权利的主张，从而在强化守法教育的过程中滥用“苏格拉底逸事”，为此宪法法院要求用实质性的法治主义讨论资料来修订教科书的一些内容。
2007年开始发行的教科书里已经删除了“苏格拉底逸事”，也没有过多地记述有关守法精神方面的内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人权委员会或宪法法院全面认可教授们的主张，他们不提谁对谁错，只是认为将“苏格拉底逸事”编入教科书对民主主义国家的法治主义和人权意识有所不适而已。换句话说，他们采取的是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
对此，崔凤哲教授反驳道，苏格拉底认为恶法也是法，但同时他又认为当恶法给他人造成伤害时，可以不遵守恶法。然而到头来恶法竟给他自己带来伤害，苏格拉底在无奈之下只能接受罢了。金尚敦教授主张，“苏格拉底逸事”展现了对恶法的抵抗与守法的高尚之间的对立关系，因此作为守法精神的典型案例理应在教科书里活用。这些都是专业性极强的观点，而且不是通过争论得出的观点，因此一般人很难理解。这里我想通过对苏格拉底案审判过程的反复研究，谈一谈我的个人所见。事实上因没有对审判过程的正规记录，我只能在审判结束后柏拉图为自己的老师所撰写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和其他对话录中寻找一些依据。
雅典民主主义的成长与斯巴达战争的失败
忒修斯在希腊东南方地区建立的城邦（Polis）——雅典——最初以君主政体的形式出现，后来随着贵族掌握实权便逐步改换成贵族政权。通过海上贸易致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们对贵族政权极为不满，于是推举梭伦为首席执政官，要求实施公民大会主导下调整贵族和平民权利的政策。梭伦虽然实行了多项改革措施，但因双方都不满意，只好退出了首席执政官位置。后来僭主庇西特拉图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实施了救济贫民、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政策。他死后，雅典经历了贵族之间争夺权力的混乱局面。到了公元前6世纪末，克利斯提尼实施了陪审员制度、五百人议事会制度、给公选公职人员发放津贴制度、驱逐有可能成为独裁者的人物的陶片放逐制等有利于扩大平民权限的制度，从而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激进的直接民主。
在体现人民意志的民主政治（demokratia）制度下，18岁以上的男性自由公民可以在公民大会参与并决定对共同体产生重要影响的事项。他们把参与陪审员审判当作最高权限。在古雅典没有专门负责控告的机关，凡是市民都可以成为控告人。负责审判的陪审员都是通过公选产生的，他们在认真听取控告人和被控告人的陈述之后作出判断。
公元前490年，发生了东方大帝国波斯入侵希腊城邦国家的波斯战争。通过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海战，雅典与其他城邦国家联手将战争引向了胜利，其中重武装步兵和由帆船舵手组成的海军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雅典急速发展成最大、最强的城邦国家，市民的权限也进一步扩大了。公元前479年，波斯大军被希腊联军打败，从那个时候起，大约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雅典将殖民地扩展到小亚细亚，以民主政体帝国的姿态享有了最高的荣誉和权力。除了竞争对手斯巴达以外，雅典与众多城邦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提洛同盟，以强大的海军力量和繁荣的贸易积蓄财富。作为同盟的盟主，雅典还介入兄弟城邦的政治，颠覆那里的寡头政治，帮助他们实施民主政治。此间他们还在雅典卫城构筑了众多建筑物。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三大悲剧作家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历史学家非常活跃，苏格拉底也作为街头游说的哲学家活跃在雅典集市上。
公元前443年，雅典民主政治的最高领导者伯里克利正式登场，从此雅典确立了民主制度，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迎来了鼎盛期，在公民大会权限得到强化的同时国力也有了巨大的提升。然而雅典帝国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斯巴达与南希腊城邦国家结成伯罗奔尼撒同盟，从公元前431年起，实施民主政治的雅典和实施寡头政治的斯巴达之间爆发了长达27年之久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战争中，伯里克利不幸牺牲，接替他的领导者不过是个没有责任感的鼓动家，根本没有能力指挥国民参加战争。到了公元前404年，战争以雅典的投降而宣告结束。战争结束后，雅典因长时间的战乱和传染病人口锐减，因战争费用和战后赔款等问题财政几近崩溃，再加上围绕战争追责和国家运行问题政权内部意见不统一，雅典社会陷入极其混乱的局面。
公元前404年，在斯巴达的唆使下，雅典的富裕阶层和贵族阶层发动政变，成立了“三十人寡头政权”。他们极力抨击雅典的民主主义，赞扬斯巴达，掌权那天起就实施了掠夺市民和外国人的财产、处死包括民主派领导人在内的1500人、将参政权只给3000名富裕市民等恐怖主义政治。对此，已经经历过民主主义的市民们奋起抵抗独裁和恐怖政治，民主派市民们还组成军队欲与寡头派决一死战。然而两派经过8个月的协商最终达成妥协，即国家恢复民主政体，对市民除了直接杀害反对派的行为以外不再追究其过去的政治行为（赦免）。雅典恢复民主主义时代，市民也过上了往日的和平生活。尽管如此，内部纠纷和暴力事件给市民留下深深的创伤。在这样的情况下，苏格拉底被市民审判，最终被处以死刑。
对苏格拉底的控告，审判的开始
公元前399年5月的一天早晨，70岁的苏格拉底被推上设置在集市（Agora）上的雅典陪审员法庭，开始受审。苏格拉底的父亲是石匠，母亲是助产婆，苏格拉底年轻的时候也与别的市民一样在评议会工作过一年，也曾作为重武装步兵参加过三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并获得过勇士奖。
然而从40多岁开始，苏格拉底走上了与众不同的路。他整天在雅典的市场和马路上走街串巷，见人就提出与实际生活没有什么关联的“什么是道德，什么是正直美好的人生”等问题。苏格拉底说自己对这些问题不太清楚（无知之知），所以向对方讨教。他以这种方式向那些误认为自己什么都懂的人不断提出质问，从而引出他们的想法（对话法或产婆术）。苏格拉底试图通过这种形式引导人们走向伦理上、道德上正确的人生路（知行合一）。很多人一开始觉得苏格拉底的这种提问非常愚蠢、老套，可在反复的对话中，他们不知不觉反省或回想自己走过来的人生路。包括年轻人在内的一些人拜苏格拉底为师向他求教，但也有不少身居社会领导层的人对此很不快，甚至觉得有辱于自己的地位和名誉，并开始敌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对自己的年轻弟子们强调，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和传统人生价值观也要敢于提出疑问，并自我做出理性分析和理性判断。
若在和平时期，对这种具有批判性和负面性的思维方式可以有所宽容，然而当时的雅典形势是因斯巴达战争的失败国内政局混乱不堪，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严峻时期。有些人还认为苏格拉底在“三十人寡头政权”恐怖政治时期并没有受到多少迫害，还有他的不少弟子曾参与过当时的恐怖政权，由此人们怀疑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政体的忠诚心。治理混乱、拨乱反正往往需要一个替罪羊，世界史上著名的“苏格拉底审判案”由此拉开了序幕。
图1 苏格拉底的弟子们也许是混乱时代的产物，苏格拉底以亵渎神灵罪和唆使年轻人堕落罪获得了死刑判决。尼古拉斯：《给伯里克利说教的苏格拉底》（1780）
诗人梅雷图斯（Meletus）、雄辩家卢孔（Lycon）、民主派政治家阿尼图斯（Anytus）三人以“不信仰国家信仰的神而信仰新的神”“唆使年轻人堕落”等嫌疑控告苏格拉底，要求法庭审判苏格拉底。当时雅典法律到底都有哪些条目我们无从知晓，而这个“不信仰神”罪现在只能推断为亵渎神灵罪和大不敬之罪。这是个很模糊的罪名，其适用范围也应该是非常广泛的。
根据至今流传的希腊神话，古雅典人一开始坚信包括宙斯在内的奥林匹斯诸神左右所有人的命运，可随着贸易和人际交流的发展，人们逐渐与外部世界接触，在此过程中他们的传统宗教信仰渐渐淡薄，探索自然（自然哲学家）、探讨人类社会秩序、说教他人（诡辩家）的思潮渐渐兴盛起来了。苏格拉底也在年轻的时候又是学自然，又是说教他人，等等，与那些诡辩家没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苏格拉底从年轻的时候就说自己能够听到“精灵”（Daimom）的教导，并以此引导人们从内心选择正确的人生，做正确的事情，抵制不良行为。用现在的观念来分析，应该说这是苏格拉底出自良心的劝告。雅典人认为，有一种人类所不知的超自然力或超自然灵魂在左右苏格拉底的思想。事实上他的弟子们确实为他的说教所迷惑，显现出轻蔑或怀疑传统信仰的迹象。他的弟子阿尔基比亚迪斯甚至说雅典的年轻人被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深深迷惑，就像“被毒蛇咬而无可治愈”一样，达到不能自拔的境地。在控告人看来，苏格拉底是拒绝传统神灵的人、大逆不道的人、误导年轻人走向堕落从而败坏社会风气的人。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在由抽签选出的500名陪审员组成的法庭上进行的，这些陪审员都是鞋匠、木匠、铁匠、农夫、商人等不同领域的普通市民。法庭既没有指导陪审团的法官，也没有对他们的意见产生影响力的检察官和律师。陪审团在听完控告人和被控告人的陈述之后（此次审判也没有证人），当天就做出了结论。陪审团以双方平时的人品和口碑作为重要的判断依据，而控告人和被控告人则以说服力极强的口才攻击对方或为自己辩解。陪审团有时还复读别人拟好的文章，可苏格拉底却拒绝友人的帮助，仅凭自己的理性和口才做了自我辩解。当时没有上级法院推翻以超过半数赞成的简单方法推定是否有罪的陪审团的决定，也没人向法庭判决提出异议。只要陪审团宣告有罪后要求双方列出适用的刑罚，再从列出的刑罚中选择一项判决即可。
《苏格拉底的申辩》里只介绍了被控告人苏格拉底的申辩内容，并没有叙述此前的法律程序。现在推测，有可能是行政官将控告状和在预备听证会上作的苏格拉底的陈述内容向旁听者念诵之后，分别给控告人和被控告人各三个小时的陈述时间和辩解时间。《苏格拉底的申辩》由三部分构成：针对有罪判决之前的控告理由和对控告的第一次辩论；针对有罪判决之后处以哪种刑罚的第二次辩论；针对死刑判决之后被控告人感受的辩论。
第一次辩论
雅典市民们，因控告我的人，我不知道你们都经历了哪些事情。其实因为控告我的人，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这说明他们的控告词具有非常强大的说服力。可面对案情的真相，我敢说他们等于什么也没说。[2]
开场白之后，苏格拉底向陪审团请求谅解，自己不会有条有理地进行辩解，而是像平时在街头演讲一样想到什么说什么。苏格拉底对控告人控告自己的原因推测道：“苏格拉底不信神，成天琢磨天上的东西、地下的石块。他具有极力宣扬依据不充分的逻辑的智慧，误导年轻人提出各种疑问从而使他们失去虔诚之心以致堕落。”苏格拉底的这个推测说明当时雅典人都在误解苏格拉底的言行从而对其持有偏见，即他们认为苏格拉底的言论只不过是无神论者的思想加诡辩论者的言论而已。苏格拉底觉得这就是对判决产生影响的重点，于是先发制人地进行了反驳。
苏格拉底强调，陪审员们应该知道自己这一生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自然哲学探索，也没有宣扬过依据不充分的逻辑。他还具体说明了作为偏见的祸根——诡辩论者的言论与自己的举止谈吐根本不一致的事实。他极力反驳道，自己给人家说教从来没有收过钱，自己也根本不具备像诡辩论者那样值得炫耀的高深知识，在这一点上自己与诡辩论者完全不同。苏格拉底说自己受到人们的非议只是因为自己与自然哲学家和诡辩论者不同，具备了人类的智慧。至于这是什么样的智慧，他说自己也说不清楚。对于蒙受非议的理由，苏格拉底复述了德尔斐神殿一个女祭司向自己的友人说抽签抽得一个神谕的故事，那个神谕上写着“世上没有比苏格拉底更智慧的人”。听到这个故事，苏格拉底与政治家、诗人、工匠等人谈论了那句神谕，他们都表示现在才知道自己一直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美好的东西。随着自己无知的暴露，他们感到羞耻、愤怒，以致唤起了他们控告苏格拉底的想法。这里我们先听一听苏格拉底对那个“神谕”内容的解释：
图2 城邦国家雅典：这里既有古建筑群雅典卫城，也有商业活动繁忙的集市。哲学家和市民一般聚集在这个集市讨论政治及社会问题。这里当然少不了苏格拉底的身影。
图3 抽签神谕的场所：德尔斐是供奉智慧与预言之神阿波罗的神殿，也是神圣的抽签神谕的场所。入口处刻有两条箴言“认识你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
市民们，事实上真正具备智慧的就是神，我觉得这句神谕的意思是人类的智慧几乎或者根本没有什么价值。我觉得神只是借用苏格拉底的名字说说人类的无知罢了。就是说把我的名字当成一个例子说说罢了。这句神谕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世上的人们，你们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在智慧方面是毫无价值的人，那么他就是最智慧的人。”[3]
苏格拉底解释了人们对自己的误解和偏见以后，又对控告理由做了反驳。这一部分在梅雷图斯的对话中有记载，且争议较多，因此简单归纳一下。第一，关于国家信仰的神的问题。说苏格拉底既是无神论者又是信仰新的神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话题。苏格拉底不主张“太阳是石，月亮是土”的无神论，他本身也坚信神的存在，而且在更高的层面上坚信神的存在。第二，关于新的神的问题。苏格拉底从内心深处聆听精灵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人生路的声音，这是来自神的精灵的神谕。别人也从德尔斐神殿抽取神谕，坚信神的子孙——精灵，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与他们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他并不是信仰新的神的人。第三，关于唆使年轻人堕落的问题。就像驯马只有具备驯马资格的人去做一样，教育年轻人也必须由具备教育资格的人去做。苏格拉底在年轻人中间生活，的确年轻人很容易学坏，可他没有理由唆使他们学坏或者堕落下去，更没有一个弟子说因为苏格拉底的说教而堕落了。接着，苏格拉底又做了“为自己生涯的辩论”：
如果有人问我：“苏格拉底先生，您现在还不为把自己送上不归之路的事情感到羞耻吗？”我将对那个人做出如下正义的回答：“先生，您问的这句话才让我感到羞耻。但凡有一点社会价值的人，在做某一件事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正义的，是不是有益于他人或有害于他人的。可与此相反的人却往往先考虑生与死的问题。您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恰恰说明您正是属于后者的那种人。”[4]
我在街头游说不是为了别的，首先是为了照看在座的年轻人或年长人的灵魂（让他们的灵魂升华到最高境界），然后是说服他们不要把肉体和金钱看得太重。我经常劝告他们：“并不是有钱就有德，而是有德才有钱，有德才能得到对人类有益的所有东西，不管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如果说我的这句话使年轻人走上歧途，那么我的这句话就算是有害的了。[5]
苏格拉底还把自己比喻成牛虻（长相类似苍蝇的昆虫），大块头纯种血统的马一般都是又懒又笨的，因此需要牛虻蛰一下。同样，既然自己是神为了保护雅典而派下来的，因此绝不停止对雅典市民的说教和批评教育。
在第一次辩论中，苏格拉底在极力申辩自己无罪的同时着重强调了自己的哲学原则和人生观的正当性。他说，他是神派下来保护雅典的，他们判他死刑完全是出于忌妒。陪审团判他死刑，其实是在害他们自己。他不会跪求免除死刑，相反他会极力指教、说服审判官的。然而，苏格拉底的这些言论反而激起了陪审团的愤怒与仇恨。法庭上摆放了两口青铜缸，用来决定有罪与否。辩论结束后，陪审团向其中的一口青铜缸里投入了一枚青铜圆盘。最后投票数为有罪票280张，无罪票220张，有罪票多于无罪票。苏格拉底最终成了犯下不敬罪的罪人。
第二次、第三次辩论
法庭宣告罪名成立之后，梅雷图斯请求法庭给苏格拉底下达死刑判决。当时有个惯例，罪犯可以提出离开祖国流亡国外的请求，如果没有特殊情况，陪审团往往接受罪犯的流亡请求。然而在第二次辩论中，苏格拉底的态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苏格拉底说自己这一生忙于说教别人根本没有闲暇时间受到过贵宾待遇，因此理应像奥运冠军那样在迎宾馆吃一顿饭，这才是最公平的刑罚。本应要求宽大处理的罪犯反而要求奖赏一顿饭，苏格拉底也觉得自己说得有些过分，于是改口说自己没有理由被判刑蹲监狱，因驱逐出境而背井离乡到处流浪也不可取，最后提出自己可以缴纳一定量的罚金。他的傲慢态度对陪审员来说简直是一种戏弄。在结束辩论之前，苏格拉底再次强调了作为一个人应该怎么生活的问题：
我天天与人们谈论道德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比如如何反省自己、警醒他人的一些话题），我觉得这才是人类所享受的最美好的人生。如果我说没有反省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你们会更加不信任我的。可事实上人类就应该按我的这一主张生活下去。只是很难说服而已。[6]
票数是360∶140，陪审员们最终还是接受了控告人的将苏格拉底处以死刑的提案。审判进行了约10个钟头后当天宣告结束。事已至此，对别的罪犯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可也许是考虑到苏格拉底的名声，法庭最后还是给了他一个向陪审团提出质问的机会。苏格拉底依次对投下死刑票的人和投下无罪票的人说：
如果你们杀一个人就觉得能够阻止人们对你们不义行为的谴责，恰好说明你们的人生是一个很不光彩的人生，你们的心理也是非常阴暗的。你们不可能从这种阴暗中解脱出来，即使解脱出来了也是很不光彩的。相反，对人宽谅、对己严格的人，就没有什么阴暗心理，对这些人来说解脱也是一种美好的事情。[7]
如果说死亡就像没有任何知觉的睡眠一样，也就是说如同连一场梦都没有的睡眠，那么死亡可以说是一次意料不到的收益。由此看来整个人生再长也不过是一个夜晚的时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死亡等于从这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去生活，即迁移到全部死亡的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审判官先生们，如果这是真的，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呢？审判官先生们，你们必须寻找一个良好的死亡机会，还要留意如下的一个真实，即一个好人不管他活着还是死亡不会有任何坏的结果。对他们，神不能不关照。[8]
苏格拉底最后再说一遍人的命运，走向了监狱：
哦，已经到了离开这里的时间。我走向死亡，你们走向生活。我们双方到底哪一方走向更美好的地方，除了神以外谁都不知道。[9]
与克力同的对话
为颂扬建国者忒修斯，对苏格拉底的死刑执行推迟到派往德洛斯岛阿波罗神的祭司回来为止。在祭司回来前夕，苏格拉底小时候的朋友克力同来找他，诚心劝告他越狱。可苏格拉底向他耐心解释了自己不能越狱的理由，《克力同》中记载着全部的对话内容。
克力同劝说苏格拉底道：“哪怕采取不正当的方法也要越狱，能越狱却坐以待毙的是胆小鬼，一个真正勇敢的好男人，哪怕为了回报劝说越狱的亲友的一片好心也应该坚强地活下去，养育子女，教育子女，与他们同甘共苦。”对此，苏格拉底强调了自己一贯的人生态度。人活着固然重要，而过一种堂堂正正的日子更重要。任何时候故意做出不正当的行为都是不正义的事情，哪怕对方以不当的行为来加害自己，也不能因此以不正当的行为来报复对方。一旦同意某一件事情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一定遵守下去。如果自己现在越狱，就等于是加害于人，是不正义的行为。克力同表示无法理解，于是苏格拉底便将国法和国家拟人化，以想象性的自问自答的对话方式给他作了说明，而这一部分正是与“苏格拉底到底说没说恶法也是法？”的质问有关联的部分。这里先介绍一下李正浩教授撰写的一篇论文：
·越狱是以个人的意志将判决的约束性肆意无效化的行为，因此实际上是破坏国法和国体的行为。
·越狱是违背个人与国法之间协议的行为。
·国法是养育和教育苏格拉底自身及其祖上的父母一样的存在，甚至是比父母和祖上更高的存在，而苏格拉底则是国法的子女或奴隶般的存在，因此违背国法是比抗拒父母的意志更不正义的行为。
·任何时候都有离开的自由，可看完审判和国事的处理结果仍没有离开，说明他已经同意遵循国家的命令。
·既可以接受国家的处分，如有不服也可以说服国家，二者当中可以选择一个。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选择越狱，那么对苏格拉底这样一个对个人与国家的协议比性命更重视的人来说，无疑是犯下一生最大的罪过。
·审判过程中曾判过驱逐刑给他免死机会，他当时拒绝了，可到现在却要越狱，这是违背与国法之间协议的奴隶般卑贱的行为。
·与国法之间的协议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而且苏格拉底本身又是个非常喜欢和看好国法的人，这样一个人面对死亡却违背国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笑话。
·苏格拉底若是逃跑了，不用说给朋友们添麻烦，在国外也会因破坏法律罪而受到指责。
·苏格拉底若是逃跑了，反而证明审判官的判决是正当合理的。
·苏格拉底若是逃跑了，与他平生给弟子们讲的道德与正义以及法律是人间最珍贵的东西的说教相互矛盾，往后也不能继续说教他人，对子女的养育也毫无益处。
·苏格拉底接受死亡，算是以死亡来澄清自己是因别人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亡的冤情，可如果越狱，就是对诽谤和迫害自己的人的报复，是对协议的背弃，也是有辱于国家和朋友的行为。因此，越狱是非正义的，从而克力同的恳求也是不正当的。[10]
审判结束约一个月后的公元前399年6月，苏格拉底在牢房里送走家属之后，在亲友和弟子们面前喝下毒芹汁结束了生命。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篇》详细记载了苏格拉底最后一天从早到晚的所有经过。苏格拉底对弟子们讲完死亡和灵魂的不灭性以后，到隔壁洗澡间洗澡，洗完澡回到原来的牢房安慰大声痛哭的众弟子之后毅然喝下毒药。当他感知药性已经发作，便掀开盖在脸上的白布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克力同，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2]一只鸡，别忘了代我偿还。[11]
在历史的法庭上
雅典善良的市民苏格拉底为什么会被人控告以致处以死刑呢？现在想来，苏格拉底对人们喋喋不休的有关道德和人生的说教，在一些人心目当中不仅没有起到自我反省的效果，反而引发了反感和羞辱感。当学会对话法的年轻一代对着大人或长辈刨根问底的时候，那些大人或长辈们有可能心里一个劲儿地埋怨苏格拉底，是因为他的说教惯坏了那些年轻人，以致毁掉了这一代人。苏格拉底倾耳聆听发自内心的声音并以此分辨是非，还主张别人也必须这么做。对此不少人认为他的这一主张使市民在对待神的信仰问题上产生混乱。在此之前，雅典人一直把神看作伦理规范的源泉、形成市民共同体的神圣力量。不是依据普通市民杂七杂八的意见，而应由品德高尚的人以他的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苏格拉底的这一主张作为反对雅典民主主义、无视市民权利的思潮，显然违背了当时的时代潮流。
苏格拉底的有些弟子们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曾背叛过祖国和参与过“三十人寡头政权”，这些人对民主派政治人物们来说无疑是转嫁当时混乱局面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最好的替罪羊。战争结束后雅典恢复安定局面的时期，市民们需要的不是对他们一直信仰的价值观和信念进行挑战的人，而是对这一价值观和信念给予认可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苏格拉底不仅没有低头认罪，获取陪审团的同情心，反而一个劲儿地主张自己的正当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是个十分固执己见的人。当初决定有罪与否的表决上有罪票数和无罪票数相差无几，如果当时苏格拉底的辩论稍微温和一点就可以得到无罪判决。结果苏格拉底的“刨根问底”的哲学思想被陪审团认为是煽动人们不信神、引发社会混乱的思潮，因此得到陪审团的容许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再来看看苏格拉底审判案是否适法、公正。用现在的观念来看，审判仅一天就结束，既没有证人，也不允许上诉，这些现象都是难以理解的，可在当时情况下，这个审判过程并没有违反雅典法律。“不信仰国家信仰的神，唆使年轻人堕落”，事实上这些嫌疑在一般情况下很难做出有罪推定，苏格拉底的辩论并没有过错。对信仰新的神的嫌疑，尽管苏格拉底辩解说，那不是新的神，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良心的声音，但这种神在传统意义上是没有被人们接受过的，因此很难判断有罪与否。要想申明自己无罪，苏格拉底应该积极说清自己信仰的神到底是什么，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去服从的神的命令到底是什么。然而，即使这样申辩，以当时的传统观念也是很难得到无罪判决的。雅典政权在“维护国家权力、有益于制定政策”的主旨下给了市民在公民大会和集市上自由发言的权利。可陪审团却认为苏格拉底的言行与这个权利毫不相关，完全是危害共同体的言行。在雅典历史上以唆使年轻人堕落罪和不信仰神的罪名被判死刑的，苏格拉底是第一人。虽然不能说是公正的审判，但因犯罪后果严重，不足以用罚金来弥补，因此只能判死刑。针对雅典民主主义，后世的哲学家对这场审判提出了很多批评，这场审判的第一责任人无疑是陪审团，被告人也从此失去了往日的自由。
图4 国民参与审判：韩国自2008年1月起实施了陪审员审判制度，在满20岁以上的国民申请者中任意选定陪审员参与刑事审判。先由他们评定嫌疑人有罪与否，裁定适当的刑罚，然后审判庭参考他们的意见做出判决。电影《委托人》（2011）中国民参与审判的剧照
现在我们探讨一下苏格拉底审判案提出的哲学性的质问，即分辨对错与是非是根据个人理性标准来判断的，还是根据多数意见或共同体的权威来判断的问题。如今的自由民主社会尊重个人的良心和自律性，保障社会的多样性，这是民主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在道德层面上由每一个个人根据自律性来判断对与错，在共同体政治决策层面上则遵循民主程序，以多数人的意见来判断对与错。可在雅典，人们只能在国家的框架内从事有益活动，因此共同体的规则成了人们日常遵守的道德标准，而共同体的判断标准又是根据高度重视国家力量和市民利益的民主政体中多数人的意见而制定的。可苏格拉底并没有完全接受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和共同体的权威性见解，而是对其持以怀疑的态度（理性的怀疑主义），认为应该不断地思考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美好的生活（道德性个人主义）。他说帮助人们过上这样的生活才是自己的政治目的。柏拉图认为老师是因雅典普通市民的无知和忌妒而含冤死去的，由此他主张一个好的国家必须由具备最高智慧和品德的哲学家来治理。在善人和良民之间发生矛盾，个人自由和社会安定之间产生隔阂，当高尚的少数人和普通百姓相互对立的时候，由于苏格拉底重视的是前者，而雅典人重视的是后者，于是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苏格拉底是否真的说过“恶法也是法”？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等对话录里并没有出现这句话。有人说《克力同》里的拟人化国法和国家声音里多少含有这句话的意思，可这种观点很难令人接受。第一，苏格拉底已经向克力同表示按照哲学原则自己不愿意越狱的意图，可克力同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他用普通百姓的传统观念作了补充说明。第二，因苏格拉底本人对争议焦点的这个问题没有像平时那样予以尖锐的批判，因此很难认定这是他的真正想法。第三，苏格拉底受审的时候说过“哪怕国家命令我抛弃哲学，我也绝不会抛弃”，从这一点上看，苏格拉底比起国法更重视自己的良心和哲学精神。因此，这句话不符合苏格拉底一贯的做法和信念。第四，在公元前406年的一场战争中，有一批将军未能拯救一艘被击沉的军舰里的士兵，于是“五百人评议会”对那些将军作了一次性的审判，当时苏格拉底坚决反对他们的违法决定。公元前404年，苏格拉底还曾公然反对为处以死刑将某一个人从某一个地点带过来的“三十人寡头政权”僭主不当的指示，他的这些举动说明他“如果是恶法就不遵循”的想法。即便有“恶法也是法”的理念，苏格拉底拒绝越狱也不能认为是他心里有“恶法也是法”的意念，他最后喝下毒药完全是“任何情况下也不能行恶”“不懂哲学的人生对哲学家来说是毫无意义的”等信念的使然。
据金柱日教授透露，日本统治时期，日本法学哲学教授在课堂上说过一句没有任何出处的话：“苏格拉底曾说过恶法也是法。”然而当时的学生们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就接受了这一观点。笔者反对将“苏格拉底逸事”作为守法案例写入小学、中学、高中教科书，因为“苏格拉底逸事”有可能带来诸多误解，再说古雅典和今天的韩国在法律秩序和市民权利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不应把守法教育的重点放在有着众多争议的某一哲学家的特殊案例上，而应该放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各种案例上，并让学生们根据他们的理解能力去思考、去讨论。
苏格拉底审判案长期以来被众多学者和知识分子研究和深入探讨。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兴起了反对越南战争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当时围绕着“表现自由”和“市民不从”两个观点发生了广泛的争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民主政权下的雅典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市民在公民大会、法庭、集市上畅所欲言，随意表达自己的观点。保障言论自由，不仅是为了保障市民的权利，更是为了提出多种见解后通过反复的驳斥和论证能准确地制定政策的主要方向。由于这种言论自由是基于维护共同体的存在、维护共同体的利益，因此与此无关的或是反对和批评共同体的主张往往被压制、被禁止。尽管苏格拉底自认为自己的主张会把自己的祖国和雅典人引向正确的路子上，可当时因战败和内乱而面临危机的雅典政权再也没有给批判传统价值观的哲学家以宽容。苏格拉底要求市民接受批判精神，然而正是这个要求成了祸根，他最终被处以死刑，这不能不说是对雅典民主政权的历史性的讽刺。“市民不从”与前面提到的“恶法也是法”有着很大的关联。很多人认为苏格拉底践行了“市民不从”，然而这也需要分析国家体制和社会状况、政策和法律的不当程度、不从者平时的信念和不从方式等因素。
最后再从执法人员执法水平的角度看一看苏格拉底审判案。苏格拉底曾表示自己不懂法庭上使用的辩论技巧，所以不使用诡辩式的修辞法。可是据后世学者的研究，在当时的辩论中滑稽模仿（parody）和反语讥讽（irony）修辞法达到了当代修辞法的最高水平，只是苏格拉底不仅没有用赞扬或笼络来获取陪审员的同情心，反而向陪审员灌输自己的哲学信念。苏格拉底审判案在这一点上与当时别的辩论有所不同，也正因如此才得到了死刑判决。我国（韩国）执法人员的执法教育通常是“像律师那样能言善辩”，即像律师那样会说、会想、会编。律师的辩论并不是宣读书面材料或简明扼要地宣读辩论内容，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学习和熟悉号称“语言盛餐”的雅典式或罗马式修辞学的法庭辩论。
[1] 韩国国内。
[2] 希腊神话中的医术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