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与健康同行

多年以后，当我们回溯历史，一定会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为几十年来对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冲击之一。此次全球大流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各大洲，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公共卫生危机当前，医疗健康这一亘古话题再次获得空前重视，也受到资本市场的新一轮热情关注。

经过疫情洗礼，医药健康行业迎来高光新常态。当前，我国生物制药、医疗器械、诊断工具和健康科技等领域受到来自国内与国际投资的青睐，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医疗健康投资市场。同时，科创板的迅速发展，也为我国医疗健康企业上市提供了众多利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大健康产业市场规模预计在10万亿元左右，2030年或将超过16万亿元。

不过，资本追捧背后，长久困扰中国患者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依旧存在。疫情期间，基层医院难以发挥作用，大医院却频频出现“医疗资源挤兑”，同时我国重症监护建设不足等短板也再次暴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被“围困”的医疗问题依旧老生常谈，却又不得不谈。归根结底，我国看病难问题的根源在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尚缺乏非公立医院的医疗生态体系。我国三甲公立医院集中了最优质的医疗相关资源，尤其是“好医生”基本集中于此。患者对基层和民营医院缺乏信任，其结果是“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分级诊疗格局一直无法实现，民营机构也始终在夹缝中生存，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长此以往，医疗市场中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患者在有限的选择中用脚投票，只能挤破头去大医院，头顶“难”和“贵”两个字。

“看病贵”问题背后伴随的是医保制度的变迁。1994年，我国医保制度正式起步。2012年以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保中病为主，难以覆盖大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屡见不鲜。此后，医保引入市场机制，利用统筹资金建立大病保险制度，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小病大治、以院为家”等过度医疗现象。近日，医保改革话题再次备受瞩目，此次改革指向保小病，具体路径仍有待观察。不过，疫情当下，伴随经济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加剧等切实问题，合理的医保统筹事关每个人的利益，不可不严肃以待。

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让看病不求人，让健康变得更加触手可及，各国或地区各有对策。例如，邻国日本积极落实“未病对策”，从“治已病”转变为“治未病”，帮助老人提高寿命质量、减少医药压力。我国台湾地区也一度饱受医保问题困扰，在走了不少弯路后，政策设计者决定将医保决策权下放给医生群体，建立医患保三方共建共治共享的医保体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盛赞其为世界典范。当然，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我们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搬，需要根据各自的情况而定。

在思考医疗健康的生态体系之时，市场力量不容忽视。“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提了那么多年，能不能进一步打破政策壁垒，让民营医院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能否建立促进医生自由流动、进入基层医疗机构的机制？是否可以激励更多医疗人才成为全科医生，建好健康“守门人”制度？这些都有赖于市场机制对医疗资源进行更合理的分配，让看病变得更容易。

毋庸置疑，疫情的到来加速了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但归根结底，是人们对健康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持续酝酿了这一产业的厚积薄发。早在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就提出并确认了将健康产业发展成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一决定顺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中国健康产业指明了方向。毕竟，人民健康，国家才能长足发展。

回顾人类历史，是不断与疾病抗争的历史，是对健康孜孜以求的历史。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让人们面对当下，亦沉思过往。在可预见的未来，或许仍会出现疾病大流行。唯有做好准备，让看病不再难，让健康更加触手可及，才能在下一次疫情出现的时候给出更好的答案。

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仍将上下而求索。

《复旦金融评论》主编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