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医事制度与救疫措施
秦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了一套庞大的国家机构，其中有掌管医药的太医令丞、医长、药长等。汉代的医官制度在秦的基础上更加完善。医官中职位最高者为太医令丞，太医中有太医监、典领方药和本草待诏，主要为宫廷医疗服务。还有女侍医、女医、乳医，在宫中主要为皇后、公主等服务，诊治妇产科疾病。只是这些医疗服务的对象并不包括普通百姓。
图2-2 秦简中关于疠病的记载
秦汉时期，政府对待传染病方面有一些相应的专门措施。如秦代的律令中，有专门的关于麻风病的条文。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图2-2）上有一条写道：
疠即麻风。条文中说，对工人、犯人中的麻风患者，要强制收容到“疠迁所”，此举带有隔离的性质。
由于瘟疫时常发生，政府缺乏有效的应对办法，于是出现了皇帝下罪己诏的做法。因为古代认为瘟疫是上天降下的灾难，而皇室自称上承“天命”，不能不承担一定的责任。每逢严重灾难发生，皇帝都下诏承认自己政事不当，所以受到上天的惩罚，例如，汉文帝后元年（前163年）下诏说，近年粮食欠收，又有水旱灾害和瘟疫发生，是不是说我的施政有失当，举措有过错呢？让臣民公开讨论，提出意见。有的大臣就借此来劝谏皇帝，如张衡在京师大疫之时上疏皇帝，由于政事处置不当，所以上天用疫疾来怪罪，需要及时改过，以“取媚神祇”。皇室在疫灾流行时也会削减用度，以示与民同度时艰。如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汉书·元帝纪》）。虽然皇室贵族节省下来的费用未必会用到人民的救济中，其“罪己”、节俭之举也只是一种姿态，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抚慰民心，缓解民众的不满。
有积极意义的则是当时一些救助措施。如元始二年（2年），首次出现专门的收容平民疫病的机构。《汉书·平帝记》载：“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不但设置收容机构，提供治疗，还按不同标准给予救助敛葬，对减轻瘟疫传播是有帮助的。这也是最早的关于防疫性医疗机构的记载。
《后汉书》还多次提到汉灵帝时“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之类的事。东汉恒帝时也有记载，如元嘉元年（151年），“春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后汉书·恒帝纪》）。
一些官员主动参与民间救疫。例如，《后汉书·钟离意传》记载，东汉建武十四年（38年），会稽（今浙江绍兴）蔓延疫病，死亡人数上万，会稽太守钟离意积极救灾，亲自到民间进行救济，并施医送药，他的部下大多得以保全。图2-3为清康熙《圣谕像解》中的钟离意施政图。
《后汉书·曹褒传》记载，在发生疫病流行的时候，“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经理饘粥，多蒙济活”，曹褒亲自到患者中间巡视，帮助提供医药，组织煮粥救济，许多民众因此得以存活。
《后汉书·皇甫规传》又载，东汉桓帝延熹五年（162年），先零羌叛，平叛的皇甫规部队遇到疫疾，[“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皇甫）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这里所说“庵庐”，可能是军中收容疫病者的机构。图2-4为清顾沅《古圣贤像传略》中的皇甫中郎（皇甫规）像。
史书褒扬这些官员，肯定他们关怀疾苦的精神和努力组织防疫的做法，用意也是希望有更多后人学习。
图2-3 清康熙《圣谕像解》中的钟离意施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