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司法机关大楼内庭审梅尔文斯基家族一案的间歇，委员们和检察官聚集在伊万·叶戈罗维奇·舍别克的办公室，话题转到著名的克拉索夫案上。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激动起来，力证法院无管辖权，伊万·叶戈罗维奇则坚持己见。而彼得·伊万诺维奇呢，一开始没有加入争论，他不参与这件事，只是翻阅着刚送来的《公报》。
“先生们！”他说，“伊万·伊利奇死了。”
“不会吧？”
“在这儿，读读吧。”他对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说，递上最新的、还带着油墨味儿的报纸。
黑色的框格里印着：“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戈洛文娜沉痛通告诸位亲友，其钟爱的丈夫、高等法院成员伊万·伊利奇·戈洛文于一八八二年二月四日逝世。出殡定于星期五，下午一时。”
伊万·伊利奇是聚在此处诸位的同事，人们也都喜爱他。他已经病了好几个星期，据说，他的病无法治愈。职位还给他留着，但有一种推测是，假若他死了，阿列克谢耶夫会就任他的职位，就任阿列克谢耶夫职位的，或是维尼科夫，或是施塔别尔。所以，听说伊万·伊利奇死了，聚在办公室里的每一位最先想到的，是这人的死对委员们本人或其熟人的调动或晋升会有怎样的意义。
“现在，大概我要得到施塔别尔或维尼科夫的职位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想，“早就答应过我了，这次晋升对我而言年薪会增加八百，还不算办公费。”
“现在应该请求把内弟从卡卢加调过来了，”彼得·伊万诺维奇想，“妻子会很高兴，这样就不会说我从不为她家人做什么事了。”
“我早就想，他这一病是起不来了，”彼得·伊万诺维奇脱口说出这句话，“真遗憾。”
“可是，说实在的，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医生也都没能确诊。或者说确诊了，但说法各不相同。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还以为他会康复呢。”
“可我过节之后就没去过他那儿，一直打算去的。”
“话说，他有什么财产吗？”
“好像妻子那边有份不大的财产。但也是微不足道的。”
“是啊，应该去。他们住得远极了。”
“那是离您远。哪里离您那儿都远。”
“瞧，他就是不能原谅我住在河那边。”彼得·伊万诺维奇对舍别克微笑着说道。于是大家又说起了市区间距离的远近，便又去开会了。
除了这一死亡唤起每个人考虑职务上的调动与可能的变化，能够与这场死亡相随而来的那些事，相近的熟人之死这一事实本身，在所有听闻此事的人心中，如往常那样，唤起了一种喜悦之情，即死的是他，而不是我。
“瞧，他死了，可我没有。”每个人都在想，或者有这种感觉。相近的熟人呢，伊万·伊利奇所谓的朋友们，就此不由得想到，现在他们必须履行一项十分无聊的礼仪之责，前去祭奠并向遗孀表示哀悼。
最相近的人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和彼得·伊万诺维奇。
彼得·伊万诺维奇曾是他法律专科学校的同学，认为自己受恩于伊万·伊利奇。
午饭时，彼得·伊万诺维奇转告妻子伊万·伊利奇死的事和可能把内弟调到他们区的考虑。他没有躺下休息，而是穿上燕尾服，乘车去了伊万·伊利奇家。
伊万·伊利奇寓所门前停着一辆轿式马车和两辆出租马车。楼下，在前厅的衣帽架旁边，靠墙立着覆了锦缎的棺材盖，上面有流苏和刷了金粉的饰带。两位穿黑戴素的太太正在脱毛皮大衣，其中一个，伊万·伊利奇的妹妹，是他们认识的，另一位——是个不认识的太太。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同事施瓦尔茨，正由楼上往下走，从上层梯级看见进门的人，停下来朝他眨了眨眼，仿佛在说：“伊万·伊利奇处理事情不灵光，换了你我就是另一回事了。”
施瓦尔茨一脸英式腮须，燕尾服里的整个瘦削身形，像往常那样，有一种优雅的庄重，而这种庄重，总是与施瓦尔茨顽皮的性格相抵触，在此有种特别的意味。彼得·伊万诺维奇这样想到。
彼得·伊万诺维奇让两位太太先行，跟着她们慢慢走上楼梯。施瓦尔茨没挪地方，而是停在上面。彼得·伊万诺维奇明白这是为什么：他，显然是想商量一下，今天在哪里打文特牌[1]。太太们走上楼梯去遗孀那里了，施瓦尔茨呢，以严肃抿紧的双唇、顽皮的眼神、眉毛的动作，示意彼得·伊万诺维奇往右走，去死者的房间。
彼得·伊万诺维奇走了进去，像常有的那样，弄不明白自己在那儿该做什么。他只知道，在这种场合画十字从来都不碍事。至于是不是同时也该鞠躬，他没有完全的把握，因此就选了折中做法：走进房间，他开始画十字并稍稍弯了弯腰，好像鞠了个躬。在双手和头部动作容许的范围内，他同时环视了一下房间。两个年轻人，一个是中学生，大概都是侄子，画着十字，走出了房间。一个小老太婆站在那儿不动，一个奇怪的扬着眉毛的太太低声对她说着什么。诵经员，身穿常礼服，精神饱满、坚毅，大声读着什么，带着拒斥任何异议的表情。配冷餐的乡下人格拉西姆，脚步轻捷地从彼得·伊万诺维奇面前走过，往地板上撒了些什么。看到这个，彼得·伊万诺维奇立刻感觉有一股轻微的腐尸气味。最后一次拜见伊万·伊利奇时，彼得·伊万诺维奇在书房见过这个乡下人，他在履行护理员的职责，伊万·伊利奇特别喜爱他。彼得·伊万诺维奇一直画着十字，朝棺材、诵经员和屋角桌上的圣像之间折中的方向微微鞠躬。而后，当手画十字的动作让他觉得过于持久的时候，他停了下来，开始端详死者。
死者躺着，正如死人通常躺着的模样，特别沉，死人那种僵硬的肢体深陷在棺材的衬垫里，头永久地弯在枕头上，像死人通常那样，挺起那色黄如蜡的前额，凹陷的太阳穴上方的额角，还有那突出的鼻子，就像在挤压上嘴唇一般。他变化很大，自从彼得·伊万诺维奇上次见到他后，他更瘦了，但是，就像所有死人那样，他的脸更加漂亮，主要是——比在活人身上更具深意了。脸上表情的意思是，该做的都已做完，而且也做对了。此外，在这表情上还有对生者的责备或提醒。这种提醒让彼得·伊万诺维奇觉得并不合适，或者，至少跟他无关。不知为何他觉得不舒服，因此彼得·伊万诺维奇又匆匆画了个十字，但他仍觉得过于匆忙，不合乎礼仪，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施瓦尔茨在过道间等着他，双腿分得很开，两只手在背后摆弄着自己的高筒礼帽。瞧一眼施瓦尔茨那顽皮、爱好整洁而端庄的身形就能让彼得·伊万诺维奇振作起来。彼得·伊万诺维奇明白，他，施瓦尔茨，立足于更高的地方，不会屈服于种种令人沮丧的印象。单是他那副样子就在说：伊万·伊利奇安灵弥撒事件无论如何不能作为认定庭审秩序被破坏的充分理由，也就是什么都不能妨碍今天晚上噼噼啪啪拆开一副牌，那时，仆役将摆好四支未点燃过的蜡烛，完全没有理由假定这一事件能够妨碍我们愉快地度过今天这一晚。他也低声对从旁边经过的彼得·伊万诺维奇说了这话，建议在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那里聚齐。但是，看来彼得·伊万诺维奇今晚没运气玩文特牌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个子不高，是个胖乎乎的女人，尽管做出种种相反的努力，仍然从肩部往下一路展宽，她一身黑衣，头上罩着网饰，也像面对棺材站着的那位太太那样奇怪地扬着眉毛，与另外几位太太走出自己的内室，送她们到死者的房门口，说道：
“现在要做安灵弥撒了。请进吧。”
施瓦尔茨模糊不定地鞠了一躬，停下脚步，显然，他既不接受也不拒绝这一邀请。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认出了彼得·伊万诺维奇，叹了口气，径直朝他走过去，握起他的手说：
“我知道，您是伊万·伊利奇真正的朋友……”接着看了看他，期待他对这句话做出相应的行动。
彼得·伊万诺维奇知道，如何在那边画十字，就该如何在这边握手、叹一口气并说：“请您相信！”于是他便这样做了。做完这件事，感到取得了希望的结果：他感动了，她也感动了。
“我们走吧，趁那边还没开始，我要跟您谈谈，”遗孀说，“请把您的手给我。”
彼得·伊万诺维奇伸出手臂，于是他们朝里面的房间走去，经过施瓦尔茨身边，后者忧伤地朝彼得·伊万诺维奇眨了眨眼睛。“这还打什么文特牌！请别怪罪，我们再另找搭档吧。等您脱身出来，五个人玩也没关系。”他那顽皮的眼神说。
彼得·伊万诺维奇更深、更忧伤地叹了口气，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感激地捏了捏他的手臂。走进她那间包了玫瑰色印花饰布的会客室，里面有一盏昏暗的灯，他们在桌边坐下：她坐长沙发，而彼得·伊万诺维奇坐了那把弹簧移位、在他身下不正常地变形的矮软凳。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本想预告他，让他坐另一把椅子，但发现这样预告不合乎自己的处境，便放弃了这个念头。坐上这把软凳，彼得·伊万诺维奇回想起伊万·伊利奇布设这间会客室时，恰好跟他商量过这种玫瑰色带绿叶的装饰布的事。坐长沙发时，经过桌子旁边（总体来说整个会客室满是各种小东西和家具），遗孀黑披肩的黑色花边被桌子的雕纹勾住了。彼得·伊万诺维奇稍稍起身，想去解开，他身下获得自由的软凳开始骚动，碰撞他。遗孀自己开始解下花边，于是彼得·伊万诺维奇重新坐下，压住他身下作乱的软凳。可遗孀并没有全部解下来，于是彼得·伊万诺维奇再次起身，软凳再次作乱，甚至“噼啪”响了一声。等一切都结束了，她拿出一块干净的麻纱手帕，开始哭。可彼得·伊万诺维奇让花边的插曲和软凳之战冷却下来，他阴沉着脸坐在那里。这种难堪的局面被索科洛夫打破，这人是伊万·伊利奇的冷餐厨子。他通告说，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指定的那块墓地要价两百卢布。她止住哭泣，用一副受害者的样子看了彼得·伊万诺维奇一眼，用法语说，她很艰难。彼得·伊万诺维奇做了一个默然的手势，表示毫无疑问地相信，也不可能不这样。
“请抽烟吧。”她用宽容豁达而又伤心的声音说，与索科洛夫开始商议那块地方价钱的问题。彼得·伊万诺维奇抽着烟，听到她非常详细地询问土地的各种价钱，确定了合适的那种。确定完了地方，她还安排了唱诗班的事。索科洛夫走了。
“我全都自己做。”她对彼得·伊万诺维奇说，把桌上放着的相片册推到一边。接着，注意到烟灰会危及桌面，便毫不耽搁地朝彼得·伊万诺维奇挪过一只烟灰缸，说道：“让人以为我因为痛苦而无法操持实务，我觉得太虚假了。正相反，如果有什么哪怕不是宽慰……而是能让我分心的话，那就是——操持他的事。”她又拿出手帕，好像要哭，突然间，又好像克制着自己，振作起来，开始平静地说，“不过我要跟您说件事。”
彼得·伊万诺维奇躬身致意，不让他身下立刻开始乱动的软凳弹簧展开。
“最后那几天他太遭罪了。”
“很遭罪吗？”彼得·伊万诺维奇问。
“唉，太可怕了！最后不是几分钟，而是几个小时，他不停地喊叫。一连三天三夜，他就扯着嗓子，喊啊。真是难以忍受。我真不明白，我怎么能经受住这个，隔着三道门都能听见。唉！我都经受了什么啊！”
“难道他还神志清醒？”彼得·伊万诺维奇问。
“是啊，”她低声说，“直到最后一分钟。他在临死前的一刻钟跟我们告别，还让人把瓦洛佳带开。”
想到这个人遭的罪，他与之如此相熟相近，起初是一个快活的男孩子，当了学生，而后是成年的伙伴。尽管不快地意识到自己和这女人的做作，想到这些还是突然让彼得·伊万诺维奇惊恐不已。他再次想到了那前额，压住嘴唇的鼻子，于是他开始为自己感到害怕。
“三天三夜可怕的痛苦和死亡。毕竟这种事有可能马上、随时发生在我身上。”他想，转瞬间他开始感到害怕。但立刻，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惯常的念头来帮他的忙了，即这事发生在伊万·伊利奇身上，而不是他，他身上不应该也不可能发生这种事。这样想，他就会屈从于阴郁的情绪，这是不该做的，正如这一点在施瓦尔茨的脸上明显表露的那样。做出这一推断，彼得·伊万诺维奇便安下心来，开始感兴趣地询问伊万·伊利奇逝世前后的种种详情，好像死亡是那样一种历险，它为伊万·伊利奇所固有，但完全不是他所固有的。
在有关伊万·伊利奇所经受的、的确非常可怕的肉体痛苦的详情的种种交谈之后（这些详情，彼得·伊万诺维奇只是从伊万·伊利奇的痛苦如何对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神经造成影响中得知的），遗孀显然觉得需要转入正题了。
“唉，彼得·伊万诺维奇，真难哪，真是太难了，太难了。”她又哭了起来。
彼得·伊万诺维奇叹了口气，等待着，等她擤鼻子。当她擤完鼻子，他说：
“请您相信……”于是她又开始说了起来，她说出来的，显然就是她找他办的要紧事，包括如何在丈夫死亡之际从国库领取抚恤金的问题。她做出一副样子，向彼得·伊万诺维奇请教有关抚恤金的建议，但他看出她已经知道最微末的细节，还有连他都不知道的：在这死亡之际都能从国库抠出什么来。但她想要了解的是，能不能设法再多抠出点儿钱。彼得·伊万诺维奇竭力想出这种办法，但是，想了几种，又出于礼节责备了我们政府的吝啬，说，看来再多也不可能了。这时，她叹了口气，显然开始想办法摆脱这位客人。他也明白这一点，灭掉纸烟，站起身，握了握手便去了前厅。
餐室里有一挂钟，伊万·伊利奇特别高兴他在旧物商店买下了它，彼得·伊万诺维奇在这里遇见了神父和其他几位前来安灵弥撒的熟人，见到了他认识的美丽的小姐：伊万·伊利奇的女儿。她穿着一身黑衣裳；她纤细的腰身，现在显得更细了；她带着一副忧伤、坚毅，几乎是愤怒的表情。她朝彼得·伊万诺维奇躬身致意，好像他有什么错似的。女儿身后站着同样表情委屈、彼得·伊万诺维奇认识的富有的年轻人，是位预审法官，他听说这人是她的未婚夫。他忧戚地朝他们躬身致意，便想去死者的房间，这时楼梯下面露出了上学的儿子那小小的身影，跟伊万·伊利奇像极了，这简直就是小伊万·伊利奇，彼得·伊万诺维奇记得在法律专科学校时他就是这个样子。他那双眼睛哭过，是那种十三四岁心思不纯净的男孩子常有的模样。男孩一见彼得·伊万诺维奇，就变得一脸严肃，害羞地皱起眉头。彼得·伊万诺维奇朝他点了点头，便走进死者的房间。安灵弥撒开始了——蜡烛，呻吟，燃香，眼泪，悲泣。彼得·伊万诺维奇蹙紧眉头站着，望着自己面前的双脚。他一次也没看死者，直到结束都没有屈从松懈下来的影响，是最先走出去的人之一。前厅里没有任何人。格拉西姆，那个配冷餐的乡下人，跑出死者的房间，用他有力的双手翻遍那些毛皮大衣，找出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大衣，递了过来。
“怎么，格拉西姆兄弟？”彼得·伊万诺维奇说，只为了说点儿什么，“惋惜吧？”
“上帝的旨意。我们全得去那边啊。”格拉西姆说，露出乡下人那洁白齐整的牙齿，就像正忙于紧张工作的仆人那样，赶快打开门，唤来马车夫，帮着彼得·伊万诺维奇坐上车，又跳回门廊，仿佛在想着他还能做些什么。
彼得·伊万诺维奇感到特别欣慰，能在燃香、尸体和石炭酸的气味之后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您吩咐去哪里？”马车夫问道。
“还不晚。我还要顺路去一趟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那儿。”彼得·伊万诺维奇便去了那里。果然，正赶上他们打完了第一圈，他乘便做了第五位牌手加入进去。
[1]一种纸牌游戏，十九世纪末流行于俄国，类似惠斯特牌，故亦称俄国惠斯特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