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的创制时代：黄

第二阶段的历史以黄帝及以后承继帝王，即五帝的时代为代表。这个时代的人们继续创造器物，如传说中的黄帝。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开始创作并加强规范社会的各种人为制度和设施。传说这个时代已具有帝国的性质，有官员管理各种事务，并接受远国的贡品。所以其英雄人物已不再具有神怪或野蛮的性格而已穿着文明产物的衣冠了。但据目前的考古证据，4700年前的黄帝时代，是否已进步到有中央号令、国家形式的政治组织，还值得怀疑，故只能说是传说的帝王时代。汉代历史学家班固的《白虎通》曾论此期帝王的取名：“黄帝始作制度”；颛顼“能专正天人之道”；帝喾“穷极道德”；尧则“清妙高远，优游博衍”；舜则“能推信尧道而行之”。再也不强调如第一阶段的创造器物的能力了。

战国时代的人称此第二阶段最高的政治领袖为帝。帝在商代是至高无上的神。后人以此至上神的称号加之于人间最高的权位者，其动机不难了解。但“帝”字是以什么样的事物创意的呢？有以为甲骨文“帝”字是“蒂”的初形，象花朵与茎蒂相连处的形状（）。或以为是来自木架上放置女阴，为崇拜物。花是树木结果繁殖的根源，女子是人类繁殖的母体。繁殖是动物、植物延续生命的根本方法，是古人膜拜的重要对象。很可能它经由信仰的图腾，演变为至高的上帝，再演化为政治组织的王者（李宗侗1969：32）。

甲骨文的“帝”字，比“不”的字形稍为复杂，它们很可能是取材自同类的东西。“不”字在金文当作“丕”字使用。“丕”是“胚”的声符部分。“不”字所取象的，可能强调其膨大的花胚部分（），故引申为宏大一类的意义（杜学知1962：91—113）。战国时代以来，中国人自称为华夏民族，“华”是整株花卉的象形（）。也许古时的中国人有以花卉为图腾，崇拜之以为民族的最高神，殷商的人取之以名其最高的上帝。彩绘花瓣纹图案常见于6000年前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有人以为该地区的文化就是华族的由来（王仁湘1989：55—56）。黄帝是第二阶段的首位和最著名的帝王，传说他与蚩尤在涿鹿争霸时，常有云气蔚成花葩之状集于其头上（绎史：3），暗示中国早期的信仰与花卉多少有点关系。

或以为“帝”字像扎起的稻草人之类的人偶形，为崇拜时代表神的偶像（郭人杰、张宗方，金文编识读：3）。从文字学的观点看，这个说法可能比较适当。“帝”的字形，从演变常律看，中间的部分应是从圆圈变矩形，再变为“工”、为“一”。其圆圈有时写成两弧线交叉，可能为捆绑之象。就这一点看起来，花卉之说较人偶说不合适。尤其是甲骨文另有一字作帝形之物为箭所射之状（）。花朵不会以箭去射，而大型的人偶或立像就有可能因某种缘故而被箭所射。以竖立的形象作为崇拜对象，考古发掘也有例子。譬如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商代祭祀坑，出土了高396厘米的铜神树和260.8厘米的铜立人像，都被认为是崇拜的神像。时代更早，约5000年前的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发现依山势建有神庙、祭坛等，出土的女神像已残缺，但头像就达到22.5厘米高。可见古代中国有竖立神像崇拜的习俗，因此以神像的形式来表达至高上帝的意义是非常可能的。而且“不”的字形有下部的三划作弯曲若花瓣状，“帝”就没有这样的写法。“不”的上部也没有作三直线交叉的，加上“帝”有为箭矢所射的字形，对花卉之说就不是很适当。故暂取捆绑的崇拜形象为“帝”字较可能的取材，而花卉之说为备考。

“帝”的字形不管是取自花卉或神像，其称号好像反映当时人们已有某种组织的宗教信仰体系，已不是草昧无组织的时代了。但是我们要详细讨论的，并不是这个后来才被用以称呼政治人物的“帝”字。第二阶段的开山人物是传说中的黄帝。“黄”字才是我们所要深究的。谈到远古的人物，没有比黄帝的传说更为详细的了。他被视为中国人的共同祖先，后世的姓氏几乎都可以在他的朝廷找到渊源（张光直1962：73—74）。故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中国历史就是以黄帝开始有人为制度的王朝。其时创设的制度，较重要的有衣裳、旃冕、术数、律吕、文字等（齐思和，中国史：201—217）。在历史学家的眼中，他与以前的圣人有极大的不同。黄帝以前的创物圣人，常被描写为尚处于野蛮状况的人物。而黄帝以下的帝王则穿戴文明时代的衣冠，服戴玉佩。考察这位第一个穿戴帝王衣冠的人物为什么被称为黄帝，该是有趣的问题。

甲骨文的“黄”字，本义是“璜”，象一组玉佩之形（）。中间是主体的环，环下则为垂饰的衡牙及双璜（图2.1—2）。在商周时代，除其本义外，“黄”还被借用为颜色的黄。那么后人对此黄帝的取名，是因玉佩之璜，还是颜色之黄呢？又为什么要那样取名呢？

历来以为黄帝的取名来自其顺应土德而崇尚黄色的阴阳五行学说。西周的人开始想象宇宙是由木、火、土、金、水等五种物质构成。发展到战国晚期时，邹衍把这些种种物质，配合东、南、中、西、北五个方向，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春、夏（孟夏、季夏）、秋、冬四季，认为这些元素很有系统地，依次序轮番主宰宇宙，从而影响人间政治的兴革。王者需要当运者才能成功，否则就会遭遇败亡（李汉三，五行：47—51）。西周初《周易》的坤卦六五，有“黄裳元吉”之句。本来的意义应是配有佩璜的衣裳，却被误释为黄色的裳是大吉大利的象征。根据阴阳五行学说，黄与土、中央相配合。黄是最高贵的颜色，土是谷物生物最倚重的物质，中是临制四方最适宜的位置。黄帝既然是五帝中最伟大的，当然要坐镇中央，穿起黄色的衣裳了。因此以为古人有意以黄的颜色来命名此历史上的第一位帝王。

但是五帝中，只有黄帝是以颜色命名的。在邹衍创演五德相胜学说之前，黄帝这个名字作为齐国的高祖，出现于公元前357年左右的铜器铭文（郭沫若，金文：219）。所以黄帝的命名原先不会是因他顺应土德之运势。再者，商周时代以前不见有尚黄的现象。自新石器以来，中国人就普遍喜爱光鲜的红色及黑色，并以之为尊贵者的装饰色（熊谷治1981：17—29；黄然伟，赏赐：169）。战国时代的人大概根据周代尚赤的事实，应用五行相生相胜的新理论，附会黄帝的名字，推演上古各个朝代所应崇尚的颜色，才得出黄帝取名是因得土德、尚黄的不正确结论。它与古代实际的情况不相合。

现今可知，7000多年前中国已有炊蒸的烧食法。这种方法需要一块布防止谷粒掉到下头盛水的容器，并让水蒸气透过孔隙将上头的食物蒸熟。而地下发掘的材料也证实，起码6000多年前便已有麻布。所以黄帝创制衣裳，其意义应不只是裁剪衣帛、缝制衣服以遮身躯，主要还是在规定不同形式的衣裳或服色去区分阶级，以达到政治上某种目的。传说黄帝始作带以束紧衣服，并以之作为不同阶级的标记。《礼记·玉藻》有“凡带必有佩玉”。玉佩是带上的悬挂物，很可能黄帝所创的衣制就是以璜佩增饰，并用以表示阶级。

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生活方式的远古时代是个平等的社会。人们向自然撷取资源，没有产权及领域的概念，也不会产生太大的贫富差距。当时所谓的领袖是人们自动的依附，他不能强制执行权威，所以也没有必要强调其个人的特殊地位。但是到了以园艺农业为生的时代，开始有产权及领域的概念，由于对环境的投资程度有所不同，个人拥有的财富渐有差别，就形成了有阶级的社会。一旦社会中有了阶级的区分，就普遍产生了以穿戴某些难获得的动物皮毛、爪牙，或装饰金玉、贝羽等东西，去显示其权威及特殊身份的现象（Pearson，人类学：233）。

当时在中国，玉属于难于取得的贵重物质，是贵族阶级才有能力拥有的。他们用玉为材料来磨制礼仪及装饰用具。一般说来，玉的色彩美丽，表面温润光泽，质地坚实。若研磨成薄片将之串联成组，行动趋走之际还会相互撞击，发出清爽悦耳的声音。以之作为璜佩，还有节制步伐、增加肃穆气氛的效用，很能表现统治阶级不事生产、悠闲儒雅的形象。

至于佩玉之制到底是基于什么动机才创制的呢？它虽已难考究，不过，礼器大半源自实用的器具。例如《后汉书·舆服志下》就曾以为，“威仪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兴，战兵不息。佩非战器，韨非兵旗。于是解去韨佩，留其系璲，以为章表”。《抱朴子》也有类似的意见。他们猜测佩玉源自工具或有关战争的器物，很可能是正确的（林巳奈夫1969：292—293；Hansford，中国玉：70）。大概它是从可携带于腰际的石制武器发展到礼仪用器圭璋，再从圭璋变成玉佩。

悬挂贵重而成组的玉佩于腰际，显然会妨害劳动的进行，也不利于激烈的军事行动，是只有不事劳动、悠闲的人才用得着的服饰。既然它如此地不便，贵族却要服用它，就一定有其原因或目的。把兵器改变为礼器使用，恐怕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昭告人们和平不战的用心。《史记·周本纪》说周武王于克殷后，“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可见在安邦定土、天下一统之后，表示不再用兵的举动是种很重要的政治技巧。起码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仁慈的君王就该如此做。譬如《孔子家语》有黄帝与炎帝战，克之，“始垂衣裳，作为黼黻”。此即强调创制不便于作战跳跃的垂地长衣裳，以及表现高阶级的费工刺绣，其时机就是在战后，亦即人民亟须和平以生产养息的时候。

玉佩的重要零件璜，是龙山文化早期才开始大量出现的（林巳奈夫1969：224—231）。而龙山时代正是社会阶级从开始分化、演进以及确立的时期。其时代约在4800年前，与传说黄帝的时代约略一致（严文明1981：41—48；黎家芳1979：56—62），两个社会的背景也相当。黄帝于战后创衣制，于衣带上悬吊玉佩增饰，以显示其悠闲与地位的举动，也很符合那时阶级已建立的背景。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玉佩的佩带和不战的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后人命名这位创建人为制度的君王为黄帝，就是因为他以璜佩来表示不战的用心，并以之区分阶级，强固社会的秩序。这种解释比来自黄色的后代思想要合理得多，而且也充分表现其时阶级分立的时代特色。由于显示君王悠闲的形象有其重要的政治动机，故演成除了遭遇丧事，君王有时刻佩玉不离身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