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师授方式

也有不少流派是继承了老师的衣钵真传而形成的，这在魏晋之前较为多见。例如西汉时期的仓公针派，据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载：仓公，名淳于意，精通医学，深得汉文帝赏识，曾从公乘阳庆、公孙光学医，后来又把针灸术传给济北王太医王禹、高期和齐王侍医杜信、唐安等人，传中记述了他的“诊籍”（即医案）20多个，其中不少谈到针灸法，可窥见他学术主张的一斑。他认为针灸药物各有所宜，有的病“不当饮药”，有的病“不当针灸”，如谈到文王患病，“后闻医灸之即笃……法不当砭灸，砭灸至气逐”。故其针灸医籍有的用刺法失效，改用汤药而愈；有的用刺法无功，改用灸法而安；有的则采用针灸、药物配合而提高了疗效。其刺灸部位多遵《内经》刺灸某经脉、某部位，几乎未提到穴位，颇具特色。

东汉时期的涪翁针派，据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郭玉》载，有老父涪翁，“常渔钓于涪水（今属四川省），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已亡佚）。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玉（即郭玉）少师事高，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说明涪翁针派有程高、郭玉等人。郭玉为四川广汉人，汉和帝时名医，他认为“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曾治上层统治阶级“贵人”不效，和帝“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瘥”。后来他和汉和帝谈及此事，所论切中时弊。后人认为这一派的学术观点主要是强调“腠理”学说，然而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其学术观点究竟如何，尚难定论。

至于医名赫赫的华佗，虽《隋书·经籍志》称他著有《枕中灸刺经》，但久已失传。其学术主张，只能从《后汉书·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及《华佗别传》、陈寿《三国志·魏书·方伎传第二十九》中略见端倪，如用穴较少，针灸“不过一两处”“针灸不过数处”；创用夹脊穴，“点背数十处，相去一寸或五寸……灸处夹脊一寸上下”；注重针刺时询问患者得气感传情况（行气法），其弟子樊阿针刺胸背等处善用长针深刺，疗效甚佳，足以说明华佗针派见解不同一般。还有李百药的《北齐书》中载李元忠及其弟李密“洞晓针药”；《魏书·列传第七十九·术艺》中载崔彧及其师的针技高明，并“广教门生，令多救疗，其弟子清河赵约、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等，显然也自成派系。

另外，还有家传与师授结合的传承方式，前述葛洪针派、李亮针派以及洁古云岐针派均是如此。张洁古不仅把针灸术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云岐子，也传给了不少弟子，经过他的嫡传弟子王好古、再传弟子罗天益的发挥应用，又经杜思敬、高武等人传承弘扬，进一步完善了它的内容，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