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

中医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原始社会医药知识的逐步积累，到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再经过后世诸多朝代的补充、完善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一、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

（一）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

中医理论体系是在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

1.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经验的积累　古代先民在与疾病斗争过程中，经过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丰富而坚实的实践基础。人们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对疾病的认识逐步深化，并逐渐提出了疾病的名称。如在已出土的殷商时期甲骨文中，便有大量疾病的名称；《易经》《诗经》等十三经中，记载的病症名称有180余种；春秋时期的《山海经》，明确记载了38种疾病名称；《左传》多次言及扁鹊、医缓、医和等当时著名专职医生的诊疗事迹；《周礼·天官》记载，周代已有了食医（营养医）、疾医（内科医）、疡医（外科医）、兽医的医学分科，并有“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的记述。关于药物的起源，古代先民是通过用单味药物来治疗疾病过程中逐渐认识和积累的，史料有“伏羲氏”和“神农氏”两种说法，《帝王世纪》记载伏羲“尝味百药”，《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可见认识药物功效和应用之艰难。《山海经》记载了100多种药物。关于方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医著《五十二病方》是最早的方剂学著作。该书记载52个病，医方总数283个，药物247种。关于针灸，新石器时代用砭石治疗疾病就是针灸治病的起源，其后有“伏羲制九针”（一说“黄帝制九针”）的传说。以上史料表明，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疾病已有比较深刻而广泛的认识，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和药物治疗知识，为医学规律的总结、理论知识的积累、医学概念的抽象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奠定了扎实可靠的基础。

2.古代解剖知识　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古人已经有了初步“解剖”的方法，提出了解剖的概念，并将这一技术运用于医学研究，成为中医学理论形成的主要条件之一。《黄帝内经》记载人体的血液是在心脏的主导作用下，沿着脉道在体内“流行不止，环周不休”，这一认识较英国哈维发现血液循环要早1000多年；书中记载的人体骨骼、血脉长度，以及内脏器官的大小和容量等，基本符合人体的实际情况，例如食管与肠管的长度之比为1∶35，现代解剖为1∶37，两者十分接近。《难经》的解剖学较《黄帝内经》又有了发展并获得了巨大成就，其对人体脏腑器官解剖形态的认识已达到相当髙的水平。由于这些认识来自人的尸体解剖实践，所记载的五脏、六腑等器官的形态结构与现代人体解剖基本一致。这些认识虽然局限于宏观表层的认识，但为中医藏象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形态学基础。如果没有古代的人体解剖知识，完全不了解脏腑器官的位置、形态、结构与联系，而试图确定脏腑器官的名称，推论脏腑器官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规律是完全不可能的。

3.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的渗透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变革，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显著发展，各种学术思想也随之日趋活跃。在这种文化及学术氛围下，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各种文化学术流派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兵家等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争鸣与交流，呈现出“诸子百家”的繁荣景象，为中医理论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基础。这是《黄帝内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之根源。

自然科学的发展从来都是互相渗透、相互促进的。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也是分不开的。中医理论体系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广泛吸纳了当时的天文、历法、气象、地理、物候、数学等多学科知识，并将其与医学知识有机联系在一起，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技术基础。

4.古代哲学的影响　中医学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古代医家在整理长期积累的医药实践知识时，有意识地运用了当时先进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将哲学理论引入中医学领域，如精气学说（也称气一元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把零散的、原始的、初级的医疗实践经验，通过归纳总结和分析研究，使之逐步系统化，将感性的医疗知识升华为理性的医学理论，使之成为比较完整而系统的医学理论体系。

总之，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有坚实的医疗实践基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渗透，以及丰富而合理的哲学渊源与内涵。

（二）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

由于以上多方面因素的积累或影响，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诞生了中医现存最早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该书包括了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治则治法及针灸等内容，涉及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养生、预防等方面内容，由此确立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框架，是中医基础理论形成的标志。与此同时，另一部经典著作《难经》问世，该书同样属于基础理论专著，其中对脉诊、命门、三焦的认识有所突破。这一时期药物知识也有了新的积累和发展，《神农本草经》集东汉以前药物学研究之大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典籍。该书收录药物365种，并将其分为上、中、下三品，成为中药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机在研读前人医学著作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著成了《伤寒杂病论》，使《黄帝内经》《难经》确立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确立了辨证论治及理、法、方、药相结合的理论体系，是中医学论述辨证论治的第一部专著。《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相继问世，分别从临床辨证施治及药物方剂等方面使中医理论体系框架得以完整构建。所以，《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标志着整个中医理论体系已经形成。

二、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概况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气候的变迁和疾病种类的不断变化，以及古代医家们的不断总结积累，中医学随之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两晋隋唐时期，基础理论和临床学科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等著名医书。两宋金元时期，思想活跃，学术争鸣，产生了陈无择的“三因学说”和寒凉、攻邪、补土、滋阴等学术流派，使中医理论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明清时期，中医学的发展进入学科分化与医学集成并存的阶段；同时，因《本草纲目》巨著问世，“命门学说”“瘀血理论”及温病学派兴起，中医理论体系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近现代时期，中医学理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逐步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和西医学，将局部与整体、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一）基础理论

中医的基础医学，主要研究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包括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防治原则、诊法与辨证等属于医学基础方面的内容，《黄帝内经》系统阐述了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因病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养生、预防等方面的内容，其创立的诊脉方法，《难经》予以发展和弘扬。《伤寒杂病论》创立了六经辨证及汤方辨证体系，并初步创立脏腑辨证方法。晋代王叔和的《脉经》在总结前人脉诊知识的基础上补充了新的内容，详述了24脉法，使《黄帝内经》《难经》确立的诊脉方法具体化并用之于临床。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病源、症状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达到了较高水平，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较大。宋代陈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详细阐述了“三因致病说”，把复杂的致病因素概括为外因、内因、不内外因三类，发展了《黄帝内经》及《金匮要略》的病因理论，使中医的病因学理论更加系统化。金代医家张元素创立了较系统的脏腑辨证体系。明清时期，温病学派创立了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方法，使中医的辨证方法趋于完善。此外，明清时期的李时珍、张介宾等医家对脉诊、舌诊及问诊等中医诊断方法多有贡献。

金元时期涌现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其中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被尊为“金元四大家”。刘完素以火热立论，认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化火”，故用药以寒凉为主，被后世尊为“寒凉派”；张从正认为病由邪生，邪去正安，用药以攻邪为主，对汗、吐、下的祛邪之法有所发挥，后世尊为“攻邪派”；李杲重视脾胃在人身的重要作用，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治疗以补脾胃为主，后世尊其为“补土派”；朱震亨倡导“相火论”，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重要观点，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是“滋阴派”的代表。金元四大家，各具创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中医学术内容，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发展。

明代吴有性著《温疫论》，对瘟疫病提出“戾气”致病观点，为中医疫病学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叶桂在继承明代温病学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方法；清代吴瑭所著的《温病条辨》又提出了三焦辨证方法。

明代温补学派的代表医家赵献可、张介宾等重视命门在生命和健康中的重要作用，对命门学说有系统阐发，丰富了中医藏象学说的内容。清代的王清任重视解剖，所著的《医林改错》修正了前人在人体解剖方面的一些错误认识，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为中医基础理论中病因学的完善做出了新的贡献。

（二）临床各科

自东汉张机的《伤寒杂病论》奠定了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以后，两晋隋唐时期的中医学逐渐趋向学科分化，中医临床各科得以发展。

内科学的发展成就显著。《诸病源候论》详列内科病候达784条，其中对糖尿病、脚气病、绦虫病、蜣虫病、麻风病的研究达到较高水平。《备急千金要方》记载的谷白皮治脚气、消渴病的饮食疗法及饮食宜忌等，均反映了唐代以前内科发展的水平。明清时期，温病学派的形成，标志着中医学对感染性疾病有了系统的认识和治疗。明代张介宾提出内科疾病辨证的“二纲六要”思路，为“八纲辨证”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此外，南北朝时期，北齐徐之才首次提出了“十月养胎法”；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对妇女的经、带、胎、产诸疾论之甚详；唐末昝殷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著成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书《经效产宝》；宋代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更是一本影响深远、内容丰富的妇产科专著。这些都代表了中医妇科领域的发展成就。南齐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元代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等均代表了外科学的发展水平。此外，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是一本儿科专著。金代宋慈撰写的《洗冤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专著。

（三）中药学

继《神农本草经》之后，南北朝雷敩的《炮炙论》是第一部中药炮制学专著，反映了汉以后药物加工技术的水平。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载药730种，总结了魏晋时期药物学发展的成就。

唐代医药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各地使用的药物达千种之多。唐显庆四年，政府颁行了由李、苏敬等主编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比欧洲的《纽伦堡药典》早800多年。后来陈藏器编撰了《本草拾遗》，详细地描述了辨识药物品类的方法，补充了大量的民间药物。唐至五代，孟诜的《食疗本草》补充了食物药。李珣的《海药本草》增添了舶来药物，扩大了药物研究的范围，丰富了中药学的内容。

宋代应用的药物种类大幅度增加，重视道地药材和质量规格，尤其是对生药鉴别及药物生长环境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将药物配伍禁忌总结为“十八反”“十九畏”，并为后世所遵循。北宋政府组织重修本草，如公元974年刊行了《开宝本草》，1060年刊行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1061年刊行了《图经本草》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个人的本草专著，尤为突出的是蜀中世医唐慎微，在继承宋以前历代本草研究成就的基础上，著成规模空前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收载药物1558种，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此书后经政府多次修订增补，更名为《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载药1746种，成为宋代最完备的本草专著，在中国医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金元时期的张元素重视药物气味厚薄和升降浮沉关系的研究，倡导药物“归经”“引经”的观点。明清时期有大量的本草书籍涌现，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成就最大，在国内外的影响最为深远。该书载药1892种，绘图1100余幅，附方11000余首。李氏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自然分类法，将收载的药物分为16部62类。清代医家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是这一时期有研究价值的名著。

中药学自汉代至清末，每个时期各有成就，历代相承，日渐丰富与成熟，历代累计的药学著作达400余种。

（四）方剂学

最早记载方剂的书籍是《五十二病方》，载方280余首。《黄帝内经》载方13首，剂型有汤、丸、酒、膏，书中已有君、臣、佐、使和七方（大、小、缓、急、奇、偶、复）的组方原则，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伤寒杂病论》被后世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分别载方113首、262首，立法严谨，组方全面而精当，是时至今日处方用药的圭臬，后世尊为“方书之祖”。晋代《肘后备急方》以急症方为主，首创鼓胀病的“筩针”放腹水疗法。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载方5300余首，多为仲景之方及历代验方，首创葱管导尿术。王焘的《外台秘要》载方6000余首，其中载有已佚的唐以前历代方书内容。宋代著名的大型方书有《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前者载方16834首，是第一部国家组织编著的方书；后者载方近2万首，是一部医、法、方、药齐备的医学巨著。还有国家“太医局熟药所”颁布的处方规范著作《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虽然载方仅为788首，但却是第一部成药典籍。金元时期医学流派纷呈，丰富和发展了方剂学的内容。明清时期，从制方到方论，从分类到歌诀，都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明代朱编著的《普济方》，收载了15世纪以前方书的内容，载方61739首，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方剂书籍。清代汪昂的《医方集解》、吴仪洛的《成方切用》，对每方的证治机理和组方原则都做了详细阐述。

（五）针灸学

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反映了针灸理论的古朴面貌。《黄帝内经》中详述了经络、腧穴、针法、灸法内容，尤其是《灵枢经》，对针灸学做了较系统的总结，故其初名为《针经》。《难经》完善和补充了“奇经八脉”及针刺方法的内容。晋代皇甫谧所撰的《针灸甲乙经》是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确定了349个腧穴的部位、主治和刺治方法。北宋王惟一于1026年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铸造两具用于针灸教学的铜人模型。元代滑寿著《十四经发挥》，对后世针灸理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明代杨继洲撰著的《针灸大成》，汇集了历代研究的成果，是后世研习针灸的重要文献。清代吴谦主持编撰的《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是当时政府主编的第一部针灸教材，对针灸学的普及和推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