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博爱），祖父时迁居郑州荥阳（今郑州荥阳市）。李商隐是我国唐代后期最为杰出的诗人，因卷入朋党斗争，终生沉沦使府，郁郁而逝。他的诗抒写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与苦痛生涯，深刻反映了晚唐的政治斗争和衰亡破败的社会现实，揭露统治阶级腐朽无能，同情人民的疾苦，于文、武、宣三朝，堪称“诗史”。他所独创的无题诗，含蓄蕴藉，音调谐美，深情绵邈，沉博绝丽，且富于象征和暗示色彩，将唐代诗歌的抒情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清初吴乔云：“于李、杜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唯李义山一人。”（《围炉诗话》卷三）

一

李商隐出身于下层官吏之家，三岁时随父亲至浙东孟简幕府（绍兴），约三年转至浙西李翛幕（镇江），在江南生活了六七年。十岁时父丧，躬奉板舆，返回荥阳，“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过着“佣书贩舂”的生活。（《祭裴氏姊文》）少年李商隐勤奋攻读，求师问道，以期将来能报效朝廷。然而唐帝国进入晚期，各种矛盾交织，已是残阳夕照，无可挽回。李商隐有理想，有抱负，希望自己能匡国理政，回转天地。其《安定城楼》云：“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终因朋党小人猜忌，抱负难酬，理想破灭。

李商隐年轻时为牛党令狐楚所赏识，后又得令狐绹之力进士及第。观令狐父子之赏拔，实亦为牛党搜罗人才。而李商隐似不以此为意，从未将自己置身于牛党或“李党”（李德裕实未树党，此当别论）。其所交往有牛有李，其现存诗文对牛、李双方均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并未介入党局。然因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女，而被牛党目为“李党”中人。《旧唐书》本传云：“宗闵党大薄之”，令狐绹亦“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新唐书》本传云：“茂元善李德裕，而牛（僧孺）李（宗闵）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又云：“（郑）亚谪循州，商隐从之，凡三年乃归。亚亦德裕所善，绹以为忘家恩，放利偷合，谢不通。”一位有理想、有才华的诗人就这样被扼杀了，终其一生，穷愁潦倒。“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樊南甲集序》）其《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云：“前溪舞罢君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他对自己的处境和前程，即在赴泾原之回中道上，已有预感，言今日虽“为雨所败”，然“粉态”尚新；他时零落成泥，则求今朝之“粉态”并亦不可得矣。

李商隐一生官不挂朝籍。进士释褐，二为俗吏，三入幕府，淟涊依人，最后寂寞地死去。“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幽居冬暮》）他哀叹匡国无分，报国无门，夙心之期完全破灭！其感怀及部分咏史、咏物、酬赠之诗，主要即抒写自己一生的遭际，反映了晚唐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安定城楼》、《夕阳楼》、《晚晴》、《听鼓》、《流莺》、《回中牡丹》、《过郑广文旧居》、《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等，是其人生遭遇的感慨之作。

鲁迅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题未定草·七》）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李商隐诗常被目为“绮靡浮艳”，“唯美主义”，其实他的许多感怀、咏史、咏物之什，大多关注社会现实，而他的政治抒情诗则更是晚唐社会和政治斗争的一面镜子。由于出身低微，兼之父亲早逝，又误入朋党漩涡，故一生艰虞沦贱，沉沦使府，这使他有机会更接近下层民众，对统治阶级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从而能够写出许多反映现实的优秀诗篇。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矛盾错综复杂，这些矛盾在李商隐诗中都有深刻的反映。其《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直可与杜甫《北征》相匹。其所叙京郊农村荒芜残破、农民生活悲惨的情景，令人怵目。“高田长檞枥，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背面啼，无衣可迎宾”；“凤翔三百里，兵马如黄巾。夜半军牒来，屯兵万五千。乡里骇供亿，老少相扳牵。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农民不仅饥饿倒毙，且随时被乱兵所屠戮。为了逃命，甚至将出生不久、尚不知呵呵发笑（未孩）的婴儿抛弃！此诗作时年仅二十有六。而在反映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斗争和帝王荒淫腐败等方面，李商隐的作品不仅数量多，反映迅速，而且同样十分深刻尖锐。如反映“甘露之变”的《有感二首》、《重有感》；警告藩镇和朝廷之姑息的《井络》、《寿安公主出降》；揭露朋党斗争的《霜月》、《赋得鸡》；讽刺帝王求仙佞道的《瑶池》、《过景陵》等等。尤其咏史、怀古之什，如《马嵬二首》、《龙池》、《贾生》、《隋堤》、《吴宫》、《南朝》、《北齐二首》等，或吟咏史事，或借古喻今，讽咏现实，无不令人警醒。

李商隐是一位深切关注现实，关心国家命运，忧愤深广的诗人，诗歌题材非常广阔，成就是多方面的。特别是他的恋情诗，是我国古代文人恋情诗的杰出代表。

李商隐以其独特的“无题”诗而著称，“春蚕蜡炬”与“秋水蒹葭”（民间恋情诗）一样不朽。他丰富了我国爱情文学的宝库，开拓了抒情诗的新领域。纪昀《四库总目提要》云：“《无题》之中，有确有寄托者，‘近知名阿侯’之类是也。有实属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有失去本题者，‘万里风波一叶舟’之类是也。有与《无题》相连，误合为一者，‘幽人不倦赏’之类是也。其摘首二字为题，如《碧城》、《锦瑟》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纪昀认为，对“无题”之是否有寄托，必须具体分析，其言固近情理。但是，对“无题”诗之界定及对具体诗篇之诠释，则仍见仁见智，分歧较大。

本人以为，“无题”之什，大多为恋情诗，主要应是抒写与玉阳山灵都观女冠宋华阳氏之一段恋情；另有少数写洛中里娘柳枝及婚前恋念王氏之作。各首具体抒写之对象，详见每首“评析”，此不赘述。然笔者所解，亦仅一家之见，不敢自以为是。明杨眉庵倡《无题》“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眉庵集》卷九），清初吴乔则以《无题》为“陈情令狐”（《西昆发微序》），至朱鹤龄、程梦星、冯浩、张采田诸人，“无题寄托说”发挥到极至。然诗家仿作《无题》，则皆认同“无题”为情诗，如明末王彦泓、清代黄景仁、清末民初苏曼殊、近世郁达夫等无不将“无题”与恋情相联系。1927年，苏雪林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证》，揭示了李商隐早年学仙玉阳时与女冠宋华阳恋爱之事，虽考证未周，然为“无题”之解说另外开辟了一条路径。今日学者对“无题”的解说，仍然沿着“寄托说”和“爱情说”两条路径，当然已有很大的变化与发展。如“寄托说”，多以为“寄托身世之感”；而“爱情说”则除女冠宋华阳外，还有柳枝、王氏及幕府中一二不知名之女子。1991年，著名作家王蒙发表了《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双飞翼》52—76页；又见《心有灵犀》222—238页），提出了“内心体验同构说”，以取代明清以来的“无题寄托说”。王蒙指出，李商隐那种“无益无效的政治关注与政治进取愿望，拓宽了、加深了、熔铸了他的诗的精神，甚至连他的爱情诗里似乎也充满了与政治相同的内心体验”。以爱情失意和政治失败的“内心体验同构对应说”，取代诗人的“无题寄托说”，是王蒙的一大发现，具有原创性。笔者在“无题”诸诗的“评析”中，是服膺并吸取了这一见解的，特加说明。

综览义山全部诗作，据其诗题，参照内容，可将“无题”分为三类：一、以《无题》为题之诗20首。其中“幽人不倦赏”、“万里风波一叶舟”显为钱若水、杨大年（北宋）搜辑时误入。“待得郎来月已低”及“户外重阴黯不开”则是戏为艳体。若必言有寄托，似仅“何处哀筝随急管”一首，然仍可作代言体之恋情解。二、以首二字为题如《锦瑟》、《碧城》、《昨日》、《一片》（一片非烟）等约20首。按以首二字为题之诗，义山《集》中共37首，有的本意自明，如《人欲》、《明神》、《龙池》、《滞雨》等；有的为地名，如《潭州》、《井络》、《咸阳》、《商於》等；有的则应归于咏物，如《流莺》、《高松》、《残花》、《垂柳》等，不应作“无题”看。三、虽有题实亦无题，如《春雨》、《圣女祠》、《重过圣女祠》、《银河吹笙》等，亦约20首。总计60馀首，占义山现存诗的十分之一。

二

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征，可以用“隐秀”二字来概括。《文心雕龙·隐秀篇》云：“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可见“隐”就篇章而言，诗外须重旨、复意，即双重或多重旨义；而“秀”则就语言而论，诗句应独拔卓绝，即超迈、警策或形象鲜明、特出的辞句。

孙联奎《诗品臆说》云：“含蓄大多用比兴。”贺裳《载酒园诗话》云：“魏晋以降，多工赋体，义山犹存比兴。”可见比兴是李商隐诗旨义含隐的重要手段。其诗多托物寄情，亦物亦人；借史兴怀，亦古亦今；以仙喻世，亦道亦俗，故诗多复意重旨。“物比”、“史比”、“仙比”代表了义山比兴诗的内容和特色。其比物之诗善以物态暗示人事，托物性兴寄人情，借物理以象征心态，且大多摹状而不即，托意而不离；不即不离而又若即若离，境象迷茫而旨义含蓄。此类诗约有百首之多，或比而兼兴，或兴而兼比，取材非常广泛。《蝉》、《流莺》、《蜂》、《蝶》，《柳》、《牡丹》、《槿花》、《落花》，《月》、《七夕》、《乱石》、《哀筝》，为比物诗中之佳构。其以史为比之诗多借史兴怀，案而无断，不落言筌；只述史事，不涉理路而理在象外。前面所举外，如咏听鼓，比祢衡，兴心中不平之情；咏贾生才调，比贾谊，刺统治者不能用人；咏宋宅庾居，比宋玉庾信，叹己一生才而不遇，既不如宋玉，也不如庾信；过楚宫，吊屈原，寓千古才人冤抑之悲，皆借古贤、古人以自比，兴怀身世沉沦之感。

“物比”、“史比”外，义山诗文之“隐”，之含蓄蕴藉，更多采用“仙道比兴”，即托仙人仙境暗示和象征人世俗事，亦仙亦俗，充满一种仙道情韵。“仙比”是义山比兴体之一大创造。其“无题”诸作因摄取神天仙道、世外传谈的物象入诗而加以意化、情化，成为义山诗的诸多意象群，故“无题”诗之境象往往涂上一层窈渺之色彩，如轻纱，如梦境，如雾里之花，极朦胧含隐之致。据粗略统计，李商隐诗采用神天仙道、世外传谈的物象、故事，有轩辕黄帝、羲和日御、帝阍守天等800馀事。这些世外传谈已经从我们民族的文化折射到人们的心理，具有特定之意象与情韵，且象外有意，韵外有致。

《二十四诗品》云：“登彼太行，翠绕羊肠”，“似往已回，如幽匪藏”。言诗之脉络须往复幽曲而不隐晦。《白石诗说》云：“血脉欲其贯穿，则其失也露。”言脉络若直贯则旨义显露而不含蕴。义山诗情感沉潜而不直泻，故其诗脉络婉曲，往复回环。其主要艺术手法有六端。

一、运用复辞重言之法，使含思婉转，往复回环。复辞重言诗约70馀首。如“一弦一柱思华年”，“此花此叶长相映”；“地险悠悠天险长”，“半留相送半迎归”；有的同一联前后句蝉联，“上下相接，如继踵然”（陈骙《文则》），呈现一种上递下接、滚珠反荡的曲折感。如“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还有同一联前后句首尾衔顾，使回环增大而覆盖全联的，如“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回肠九回后，犹有剩回肠”。甚至有整首诗或组诗中也兼用复叠，如《石榴》、《赠杜司勋十三员外》、《嘉陵江水二绝》等。其《赠杜》云：“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应字总持。”三“总”、二“杜”、二“牧”、二“秋”、二“字”、二“应”，往复交叠，极尽回环曲折之美。

二、运用近离远合之法，使句脉走向萦回曲绕，增跌宕摇曳之态。如《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第二句本应接如何相思，然却“离”去，而言月斜、钟声，此即“近离”也；三、四“离后复转”，而与一句相合，极言其因“空言”、“绝踪”而相思，此即“远合”。其他如《无题》（万里风波）、《昨日》等皆是此种艺术手法。

三、运用点情染景之法，使情语具象化，因而诗境也更加朦胧幽隐，而具烟水迷离之致。义山诗出句常以情语点之，而对句则以景语染之。乍看似乎出句、对句之间横隔语脉，实则“上意本可接下意，却偏不入，而于其间传神写照，乃愈使下意栩栩欲动”（《艺概·词概》）。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清人冯舒评：“第二句毕世接不出。”（《义门读书记》引）冯极称誉第二句，其佳处正在点、染之间。《无题》（何处哀筝）、《碧城》（其二）等皆用此法，从而因脉络婉曲而使旨意含隐而呈现多重性。

四、运用翻转反向之法，从对面落笔。这种手法常在联与联之间翻转。《无题》：“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梦为”联极言己之相思，而“蜡照”联转从女子一方落笔，翻转反向，拟想对方亦彻夜辗转反侧、思我难眠，蜡尚照而麝尚燃。《诗概》云“取径贵深曲”，“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竿乃妙”，说的正是翻转反向使诗脉深曲之法。

五、运用时空穿透跳跃之法，使诗歌意象来回跳跃于多维的时空结构之中，既拓宽了诗境，又收一气转旋之妙。如《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时、空之穿透跳跃在昔日，长安家中；今夜，巴山夜雨；今夜之拟想日后，巴山之预飞至长安家中西窗之下；日后之再言今夜，自长安家中西窗下返回巴山夜雨，极尽穿透跳跃、跌宕往复之妙。其他如《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云：“前溪舞罢君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此亦时空穿透法。

六、运用以景结情或宕出远神之法，使诗歌之结尾境象混茫，含不尽之意在言外、象外。沈义父《乐府指迷》云：“结句须要放开，含有馀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如《春雨》云“万里云罗一雁飞”，《日射》云“碧鹦鹉对红蔷薇”，《过招国李家南园》云“雪絮相和飞不休”，《吴宫》云“日暮水漂花出城”等等，皆是此法。“以景结情”则景中含情，情景相生则境象朦胧，诗旨多有复意、重旨，所谓“形象大于思想”。而结尾“宕出远神”，则诗中有“我”，作者不发议论而以“我神”出之，则境中不仅有情、有思，且有诗人之“神”呼之欲出。《艺概》云：“神有我神、他神之别。”《桂林道中作》云：“欲成西北望，又见鹧鸪飞。”《如有》云：“良宵一寸焰，回首是重帏。”《杨本胜说于长安见小男阿衮》云：“语罢休边角，青灯两鬓丝。”诗有“西北望”、“回首”、“语罢”，则皆可见诗人之“神”，所谓“我神”也。《白云夫旧居》云：“墙外万株人绝迹，夕阳惟照欲栖乌。”《昨日》云：“平明钟后更何事，笑倚墙边梅树花。”此皆未见诗人之神，惟夕阳栖乌及所思之人的笑倚梅树，是为“他神”。

义山诗不仅篇“隐”，且句也“秀”。陆机《文赋》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殆即刘勰所云之“独拔”、“卓绝”之秀句。汉魏古诗，气象混沌，一气转旋，难以句摘。唐近体兴起之后，始有佳句、秀句。李义山现存诗约600首，可摘之句当在百数十联，许多句子至今仍脍炙人口，活在人们日常口语或书面语之中。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斑骓已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潇湘浪上有烟景，安得好风吹汝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武昌若有山头石，为拂苍苔检泪痕”；“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不须浪作缑山意，湘瑟秦箫自有情”；“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以上仅本册所选诗随手所摘，即满口生香，“味有穷而炙愈出”矣（《皇宋事实类苑》引杨大年语）。

李商隐诗的隐秀特征，在感情表达上细腻而又深沉，在脉络节奏上婉曲而又缓慢，在语言色彩上哀艳而又清丽，在吐字音响上又往往表现为低抑而又沉郁。故其言景物则如笼晓雾，抒感怀则如在梦境；以喻声音，常似有似无，不绝如缕，以比色相，则有如镜中之花，相中之色，水中之月，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

最后说一下本书选注的有关问题。

李商隐现存诗594首，又《集》外诗16首，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录入4首，共诗614首，但有的诗显为误入，故所选以正编3卷为据。

本书以明汲古阁《李义山集》木石居影印本为底本，异文酌情参校其他版本，不另作校记。

本书选五绝13首，五律14首，七绝93首，七律58首，古体7首，计185首，约占李商隐现存诗30%。义山近体，尤其七言律绝，既多且佳，故所选亦多；限于篇幅，古体及排律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韩碑》、《井泥》、《骄儿诗》、《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等，均未能入选。若按内容分类，计选恋情诗（不含“无题”）24首，感怀诗29首，咏物诗18首，咏史、怀古27首，寄赠、送别诗22首，寄内、忆家、悼亡之诗20首，政治抒情诗18首；“无题”单列一类，则选了27首。诗按编年顺序排列，以《向晚》为界，前为编年诗，后为未编年诗。诗是诗人情感的宣泄和升华，所选诗皆情真意挚，感人至深；自古及今，广为传诵，充分体现了“唐诗主情”的特点。

本书选诗下设“评析”与“注释”，先“评析”，次“注释”。“评析”对诗作之背景及所涉人名、地名、年号等均尽可能详尽、准确地加以说明，对诗中深蕴之旨义、诗法、诗艺等则视实际情况，短点长评，不拘一格，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对于难解的句子，或诗句之间跳跃性过大、意蕴过于深曲如“无题”诸作，则多采用串讲、疏通的方法，以使读者在阅读时首先能够“达意”（读懂），然后再进入到诗中的艺术境界。至于“注释”，凡有典故，尽量注明；难懂语辞，亦酌予讲解；生僻字加注汉语拼音。

清人笺注李商隐诗，号称大家者有朱鹤龄（《李义山诗集注》）、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屈复（《玉溪生诗意》）、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纪昀（《玉溪生诗说》）。此外，钱龙惕有《玉溪生诗笺》（46首），吴乔有《西昆发微》（62首），徐德泓、陆鸣皋有《李义山诗疏》（254首），何焯有《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集》（255首），陆昆曾有《李义山诗解》（七律），姜炳璋有《选玉溪生诗补说》（136首）；沈厚塽辑朱彝尊、何焯、纪昀笺评《李义山诗集》（三色套印）；近人张采田有《玉溪生年谱会笺》、《李义山诗辨正》；今人刘学锴、余恕诚有《李商隐诗歌集解》等，皆多所参考。以上所举书目，“评析”、“注释”中引用时皆列笺注者姓名，而不再括注书名。

由于时间匆促，本书在选目、评析、注释方面存在的片面性及错误之处，敬祈专家、读者批评指正。中华书局张耕先生审阅本书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