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版题记

我的这部《唐代诗人丛考》，最近被列入“中华学术精品丛书”而再次重印，我感到衷心愉悦。近日另使我感到欣慰的，恰好还有三件事：一是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通知我，《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于上一世纪80年代出版，现已时隔20年，经研究，计划出新版，以体现新的学术水平；而这次新版现当代的学术著作，拟将我的《唐代诗人丛考》和《唐代科举与文学》收入，作为单列条目。同时列为专条的，还有任二北先生的《唐声诗》、《唐戏弄》，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共五种。二是今年7月底8月初，《文学遗产》编辑部与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合作，共同举办古典文学学术论坛，我作为《文学遗产》的编委，应邀参加。在兰州开会与至甘南考察期间，一位文学院研究生丁宏武受赵逵夫教授委托，一直陪伴、照顾着我。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拿来一本多处破损的旧书，即我的这本《唐代诗人丛考》，是1980年1月的初版书。他说这是几年前在一个旧书摊上买来的，一直保存着，这次正好见到我，拿来给我看看，并让我写几句话。我的这部书，1980年1月出版后，已重印过几次，至1996年2月再印时，印数已达32200册，为数确已不少，但初版书已难于找到，我自己手头也没有，这次恰从兰州的这位青年学者手中看到。三是8月中旬，忽然收到湖北省十堰市五堰北街5号一位与我同姓的傅天斌同志寄来的书，也是初版《唐代诗人丛考》，虽已很旧，却较完整，封面盖有某单位资料室的印章，大约也是从旧书摊上收购来的。从五堰北街5号的地址来看，正是当地新华书店所办《书友》报刊的所在地，这位傅天斌同志当是《书友》的工作人员，他寄来也叫我写几个字。

以上都是近两个月内的事。使我甚有感触的是，我二十几岁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当助教，就受到政治冲击，戴上右派帽子，幸亏后来长期在中华书局工作，免受欺侮。当时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当面给我说：“你就在工作中好好改造吧，安心看稿。”这样，我在编辑工作中学到了那时大学环境中也学不到的许多实在学问，这也得力于中华书局在学术界的特殊处境。但后来却又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欺凌，以及因所谓世态炎凉而致的落井下石的遭遇。但我这个人毕竟是个书生，从50年代起，不管环境如何，总是抓时间读书作文。我的两部资料书，即近70万字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近20万字的《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就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戴着帽子时，于夜间、假期，从图书馆借出成堆的古书中辑出而成的。这部《唐代诗人丛考》，1978年成稿（自序即作于1978年11月），而其中几乎一半是写于“文革”后期。1973年4月我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调回，参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任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校点的《宋书》的责任编辑。那时虽已是“文革”后期，但政治运动仍很频繁，且当时还没有个人著作出版的希望，但我不管这一切，日夜躲在书室中，读书写文。“文革”刚结束，我就将已写就的《刘长卿事迹考辨》一文寄交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印的《中华文史论丛》，后于1978年10月的第8辑上刊出。我后来听说，那时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的老编辑、唐代文学研究前辈朱金城先生，审阅我这篇文稿，颇为欣赏，即很快采用。今年由傅杰同志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收录清末民初至90年代约百位学者每人一文，我的这篇关于刘长卿的文章也为选入。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即“文革”中，有些人干劲很足，日夜投入，实在是浪费时间，运动一过，自己也就不免两手空空。我在那时所做的积累，以及后来的一些成果，确是对我一直主张的“时还读我书”的一种回报。

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读书人或学者，不必有什么需求，更不必有什么做官、致富的奢望。如果有什么需求，那就应该是，自己所做的，要在时间历程上站得住，在学术行程中得到认可。我于1990年6月在《唐诗论学丛稿》的后记中曾说：“近十年来，我有两个收获，一是写了几本书，二是结识了不少学术上的朋友；在某种意义上说，第二个收获比第一个更宝贵，更值得忆念。”前面提到的兰州西北师大的丁宏武，湖北十堰的傅文斌，更使我有这样的收获感。我曾几次说过，我希望自己能做一些实事，使这些实事犹如扶梯，让有志于学者循此而上，达到更高一层，这就是我最大的欣慰。

应该说，此书主要成于上一世纪70年代中期，在此后二十几年中，学界友人对我所考述的，多有所辨正。如蒋寅同志对刘长卿、戴叔伦所作的新考，赵昌平同志对顾况等所作的新证，都是超越于我的。后来居上，这也是我的欣慰之一。

这里要交代的是，原版书后曾专有一篇《后记》，写于1979年7月。在这之前我一边读书有得，拟作新的补充，一边又求教于前辈学者，如《崔颢考》中提及崔颢诗“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曾写信给钱锺书先生询问诗意，钱先生特地写一长信，引用不少典故，甚至还提及《儿女英雄传》，其治学之精博，我很受启发，就写入《后记》（可惜钱先生此信，我并未珍藏，今已不存）。又如我的《韦应物系年考证》在《文史》第5辑刊出（1978年），南京师范大学孙望先生特地给我寄来《千唐志》中韦应物所作墓志一篇，这是他书所未见的。这些，本可在各有关文中补入，但因当时全书都已排定，版面不能变动，只得将所得材料写于书后。这次中华书局重印，乃重排，为使读者阅读方便，就将《后记》分散列于有关各篇之后。又，《卢纶考》一文，对于卢纶的生年与进士登第年，后觉得所考有不妥之处，正好有一位中学教师寄赠我在陕西蓝田发现的一篇卢绶墓志，我曾作有专文，对《卢纶考》有所订正，这次也就约略写一后记，附于文末。

另，我于1986年9月应中华书局总编室所编的《书品》之约，撰有《〈唐代诗人丛考〉余论》一文，介绍我写这部书的前后情况及我对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些看法（刊于《书品》1986年第4期）。今改题为《〈唐代诗人丛考〉摭谈》，列于书后，也谨请学界与对此书有兴趣的读者参阅、指正。

傅璇琮

2002年8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