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

《诗经通论》出版说明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的诗歌总集，而从汉朝开始，儒家定于一尊，《诗经》奉为经典，于是在“经师”们凿空推索和迂腐传注之下，人民的诗歌就被蒙上重重叠叠的瓦砾灰尘。毛、郑的《传》、《笺》和卫宏的《诗序》，在从汉到唐一千多年的时期中，一直成为说诗的权威。在这期间，虽然有王肃、孙毓等人对毛、郑的《传》、《笺》表示个别不同的意见，但他们仅仅只争毛、郑之间的得失，不能跳出《诗序》的圈子，一致承认《诗》的大旨是在“止乎礼义”，即合于封建统治的政教明训和伦理准则。

宋代的学者开始对《传》、《笺》、《诗序》的本身发生怀疑。最初是欧阳修的《毛诗本义》和苏辙的《诗经传》，后来又有郑樵的《诗辨妄》和王质的《诗总闻》，而集大成的是朱熹的《诗集传》。郑樵大胆地提出《诗序》出于“村野妄人”所作；朱熹更进而认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在两宋时代，汉儒解经的迂腐和固凿，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地支配人心，在学术思想的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情况下，封建时代某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学者，对《诗经》进行了较为切合实际的解释。但是，《诗经》中的一些民间恋歌，仍然被朱熹目为“淫奔之诗”，稍后于朱熹的王柏在其《诗疑》一书中，更主张把它们从《诗经》中删除出去，这表明了他们只不过企图用新的伦理观念来代替两汉经师们的注解，以期适合于当时的封建统治的要求。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在《诗经》研究中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宋代以后，也有一些祖述毛、郑的人据《诗序》来攻击朱熹，如马端临明白地提出“《书序》可废，《诗序》不可废”，“《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在清朝汉学大盛的时候，像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篇》、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都是以攻朱尊《序》著名的。尊《序》与宗朱，是几百年《诗经》学研究中激烈争论的中心。在这期间，能够不牵涉到这个聚讼纷争中去，而能从诗的本义说诗的，只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几个人。崔述写《读风偶识》时有否见到过《诗经通论》，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却是明显地受到姚氏的影响。

姚际恒，字立方（《四库提要》谓字善夫），号首源，祖籍安徽新安，长期居住在浙江的仁和，康熙时诸生，与毛奇龄同时，也是毛的学问上的诤友。《武林道古录》中谓：“少折节读书，泛滥百家，既而尽弃词章之学，专事于经。年五十，曰：向平婚嫁毕而游五岳，余婚嫁毕而注《九经》。遂屏绝人事，阅十四年而书成，名曰《九经通论》。”《浙江通志·经籍门》载，《九经通论》一百七十卷。此外并有《古今伪书考》、《好古堂书画记》、《庸言录》等著作，足见其治学范围之广。据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与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所载，阎若璩对于伪古文《尚书》的考证，多引证姚际恒《尚书通论》的见解，《礼记通论》也多散入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各篇。毛奇龄《西河诗话》中盛称其经学根柢的深厚。可见在清初，姚际恒即以博淹通敏与大胆疑古为学术界所见重。其所著除《九经通论》中的《诗经》、《仪礼》两种，以及《古今伪书考》、《好古堂书画记》等几种外，大多已亡佚。

《诗经通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依傍《诗序》，不附和《集传》，能从诗的本文中探求诗的意旨，从而对《诗经》的内容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解释。作者在《自序》中谓“惟是涵咏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亦从其是而黜其非”；摆脱汉、宋人的门户之见，大胆地怀疑古人的说法，置《诗经》于平易近人之境，这种自由立论、不拘拘于朴学家繁琐饾饤的考据，开辟了说《诗》的新风气。譬如《卫风·硕人》一诗，《毛诗序》以为是“闵庄姜”，《集传》因仍《序》说，各家的注疏也都无异词；至姚际恒才力辟其说的无稽，指出《诗序》明明依据《左传》的“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几句附会而成。又如《召南·小星》，齐、鲁二家之说固已不可详知，《韩诗》以为是劳人行役之作（见《韩诗外传》卷一），这是较近于诗意的，《毛诗序》却认为是“惠及下也”，《集传》也说是“南国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这些都遭到《诗经通论》作者的有力驳斥。姚氏指出《集传》虽然表示力反《序》说，但因袭旧说之处仍然不少，甚至于“时复阳违之而阴从之”。元、明以后，朱熹的《诗集传》被封建朝廷定为科举取士的准则，同样成为拘囿知识分子头脑的工具，姚际恒的这种抨击，客观上起了一种启懵破惑的作用。

姚氏对于诗旨的诠释，有汉学家穷委竟原、谨严自守的优点，而无其固滞胶结的毛病。最明显的如《邶风·击鼓》，《诗序》以为怨州吁用兵，郑《笺》更以为鲁隐公四年卫国与宋、陈、蔡伐郑之事，历来都认为如此，独姚际恒破几千年的疑案，据《左传》所记，详为剖析，谓是鲁宣公十二年宋伐陈、卫穆公出兵救陈时事。而对于《雄雉》、《蝃》、《叔于田》、《遵大路》、《皇矣》等诗，诸说纷纭，他不赞成前人的说法，但也没有新见，于是都以“不得其解”存疑，这种态度比起汉宋说诗家的迂腐穿凿，要通达信实得多了。

但姚际恒终究是一个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他不得不受到封建礼教思想和传袭的《传》、《疏》学说所局限。对于一些天真活泼的男女恋歌，他都认为是“刺淫之诗”。他在书前的《诗旨》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如谓淫诗，则思之邪甚矣，曷为以此一言蔽之耶？盖其时间有淫风，诗人举其事与其言以为刺，此正思无邪之确证。何也？淫者，邪也，恶而刺之，思无邪矣。今尚以为淫诗，得无大背圣人之训乎？”对于一些男女相思之情的作品，姚氏同毛、郑一样，硬加上君臣或朋友思念等等的封建教条，将正面的描写说成反面的讽刺。可见他虽然可以攻《诗序》，攻朱熹，而对于封建社会的基本伦理系统是不能打破的。这不只是姚氏是这样，连后来态度比他激烈得多的崔述、方玉润两人也不免如此，《读风偶识》认为这些作品都是“惩淫荡之风”，方玉润以为“《溱洧》则刺淫，非淫者所自作”（《诗经原始》卷五）。其他像《绿衣》、《日月》、《七月》、《鱼丽》等篇，姚氏驳斥《集传》，虽有是处，实近枝节，态度不无偏激，使人感到好像专为攻朱而作的。这都是《诗经通论》一书的疵病。

《诗经》收辑了西周初年到春秋时期五六百年中的歌谣乐章，其中大部分是民间的创作。它们最朴素而又最生动地表现了人民的生活和真淳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以及各个阶级、阶层间的变化，真实地揭示了阶级社会产生以后不可调和的矛盾。“诗三百篇”是人民集体创作的宏伟的史诗，是我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传统的最早源头。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才能对这些诗篇予以正确的阐明。而在这同时，对于过去的注本，辨别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指出长时间封建时代的学者对于《诗经》的种种歪曲与误解，两千多年来《诗经》研究中曲折发展的过程，也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工作。我们整理、重印这部书，目的就在此。

本书有道光十七年（1837）韩城王笃刻本，又有1927年双流郑璋覆刻本；顾颉刚先生在三十余年前曾据王刻本加以校点，我们现在就采用他的校点本重印。原书中有题“增”字的数条，多和姚氏的意见不同，似乎不是姚际恒自己后来所补，可能是刻书者王笃的手笔，也可能是在未刻前别人传抄时所加而误刻入者。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现在不加删除，仍照旧附印。

原载中华书局1958年版《诗经通论》，此据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治学清历》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