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对邪教组织和秘密结社严防死控

邪教组织和秘密结社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屡见不鲜，也始终是帝王的心腹之患。一个王朝为了维护其政权的稳固，是不会允许邪教组织和秘密结社存在的。对此，他们采取严防死控的措施。

人民为了反抗封建政府和地主阶级，往往通过秘密结社，进行思想动员，组织起来，当条件成熟时，拉起队伍，打出旗号，进行武装斗争。清朝以前的有些农民起义就是这样发生的。秘密宗教，一般都有连续性，一次起义失败了，后来者换个名称，或者沿用旧名，继续利用它从事组织活动。雍正时期，民间有许多秘密宗教，继前朝遗绪，活动不辍。它们的名目很多，叫做清净教、无为教、白莲教、罗门教、悟真敦、三元教、祖师教等等。活动地区广泛，山东、河南、直隶、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诸省都有它们的组织，冀、鲁、豫三省尤为活跃。活动方式隐蔽，夜间聚会，教首演说，信徒烧香求福，白昼即行散去。其首领解说内容，或预言天灾、瘟疫要流行，指导教友消灾去难的方法；或言人之生老病死，为人治病除祟；或言天命，如何争取幸福世道的来临。会中有纪律，徒众交香钱。会众有组织，教首设立名号，给教徒封号符札。

秘密宗教的活动，使雍正皇帝如芒在背，非禁绝而后快。他即位后就向各地疆吏布置缉破秘密宗教的任务和方法。元年春，命石文焯为河南巡抚，陛辞时要他秘密清除白莲教。一年后，见受命者没有反映，特别指示他：

“处处留心，时时密访。万不可妄嘱属员，致令扰民惊众，魁奸得以探知消息，深藏潜匿，反于事无益，须不露声色，严加伺察，少有风声，即权巧设法，不惜重赏，弋获首恶，必能除其教长，方为拔树寻根之善着，庶可永断瓜葛。倘若处置失宜，反致激出事端，则又大不可也。”

要求他不要因密办而不去办，只是要特别注意查办的方法。石文焯随即折奏查拿白莲教事，雍正又指示他：

“涓涓不塞，流为江河，所以圣人谨于防微杜渐，若不除之于早，其害必致蔓延，此事慎毋泛泛视之。一者整齐风俗，清洁地方；二者抑邪扶正，消弭祸患于未形也。”

二年，谕告湖广总督杨宗仁楚省秘密教徒不少，要“饬行所属各员密访渠魁，严拿究惩，化导协从，去邪返正。”“但须密加侦伺，设法缉擒”，“切戒无知属员急遽声扬，扰民骇众，致生事端，则非徒无益而有害也。慎之，密之。”同年，因江西“颇有邪教”，要求该省官员“密访为首之人，严加惩治”。又在浙抚黄淑琳奏折上告知该省“颇尚邪教”，“若不早绝根株，俾致滋蔓，则大费减除矣”。黄随奏报无为教活动情况，雍正遂示：“此当徐徐而行之事，非急务也，但须时刻留心，不可口久而怠。”又给江南总督查弼纳、镇海将军署江苏巡抚何天培说：“闻江南颇有邪教，妄立名号，惑诱愚氓。”要他们将“为首之人严拿治罪，有能去邪归正者慨予从宽，出首者量加奖赏”。从这些朱批中，可以看出，雍正对待秘密宗教的方针，一是高度重视，把它看作隐患，不因其势未成，其变未作而忽视。二是秘密进行，以密对密，不动声色，企图抓住首领，一网打尽。三是稳妥，不要急躁图成，因秘密结社不是一朝之事，也非一口能致政府于死命的，故要讲求方法，稳步瓦解它。

雍正在后来的几年实践中，更加知道破除秘密宗教的困难，并想出打入群众团体内部进行破坏的毒辣方法。五年（公元1727），他在田文镜的奏折上批道：“此等邪党，率皆诡寄深藏，惟彼同类之人，声应气求，原无彰明较著形迹，猝难发摘。”因指示说：“非深入其教者断不能窥测底里，访察愈严则闭藏愈固，不但地方大吏莫能施为，便州县有司亦无从探其脉络。盖胥吏中即有党羽为之耳目，以伺官之动静，非才能牧令默运机巧，设法钩致，弗克稽获。”田文镜遂令有才能的州县官选择一二心腹人，“改装易姓，潜入其教”。

在雍正的严密搜查下，破获了两起与秘密宗教有关的较大案件。一起是五年（公元1727）发生了“泽州匪类妖言聚众”案。案中主要人物，有翟斌如，又称翟神仙，河南济源县人，曾在陕西邰阳县所谓“妖道”潘凤池率领下传授符术，会看风水，以行医为掩护。有张冉公，组织教会，藏有立天后会经一部，内中“俱是泄露天机的话”，雍正说它是“妖妄邪书”。有杨廷选，原是河南济源县千总。有靳广，原为山西泽州王泰来家人，不满富人的刻薄，聚众在大箕村，练习武术，准备打劫王泰来家，被人告密。泽州知州刘毓函以查点保甲为名，逮捕会友二人，靳广遂带领会众于途中抢劫被捕人众，打伤州役一人，擒拿十三人，刘毓函请绅士出面讲和，靳广等将州役放回，刘毓函却暗中抓人。山西方面知会河南，田文镜等极力配合，翟斌如、靳广先后被捕，杨廷选自杀。此案发生后，雍正派监察御史性桂到山西审理，指示有关人员，“此案人犯竭力缉捕，毋令一名致有免脱”，“未获人犯，当速行密设赏格，严督擒捕务获”。雍正还说，此案中人有康熙末年亢埏暴动的余众，这是大害，不可大意。最后，雍正命将翟斌如、靳广、张冉公等六人斩决，杨世隆等秋后处斩；办理此案不力的山西巡抚德明销去记录两次，田文镜等从优议叙。因为这件事，令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传谕各省督抚藩臬，务将民间秘密宗教“随时随地逐一搜剔，铲除净尽”。

另一起是山东三元会案。山东东平州人牛三花拉（又名牛三花子，真名牛见德），组织三元会，又名空宗教，以贸易为名，在莱州、青州等府进行传教活动，自云能超度人的祖宗，宣传“正”空家乡，无牛父母，现在如来，弥勒我主经文，告人可以去灾获福，广收徒众。六年（公元1728）七月，被人告密，高密县令首先抓人，牛三花拉逃亡。雍正得到山东总兵万际瑞的报告，即指示：“既然是邪教，一定查清是什么教，为何立教，哪些人参加，要分清有政治目标与为敛财两种情况，区别对待。”但“渠魁务须捕获，万勿疏脱”。山东、河南官员追查一年，毫无牛三花拉的踪影，河东总督田文镜题请将空宗教徒分别判处枷号三个月重责四十板、枷号二月重责四十板的刑法，雍正同意了，仍要求他“严缉正犯，务获究拟示惩”。

秘密宗教，形式上是落后的，内容上有许多荒诞无稽的东西，但在清代，人民处于痛苦之中，要求得到解脱，科学文化又不发达，很容易把希望寄托于秘密宗教的神明，想靠天神和自己力量的结合，反抗封建的黑暗现实，赢得幸福生活，这就是它的合理性。

雍正时期，没有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总的讲，封建社会秩序是稳定的，但从上述群众性的秘密组织活动到小规模的农民暴动的出现，说明人民的反抗斗争始终在进行着，社会并不十分安定。雍正的种种强化统治措施，起到了控制人民的一定作用，所以秘密宗教被破坏和其他反抗斗争被镇压；但是这些斗争的不断出现，表明即使雍正那样的严密统治网，也不能阻止人民运动的爆发。

人民斗争的出现，在那个时代是必然的。封建社会里，土地占有的不平均，使人民遭受地租、高利贷的剥削，加上政府的赋役压榨，生活无着，当然要采取对付剥削者、压迫者的办法，以致不惜违犯政府禁令，铤而走险了。雍正的改革赋役，打击贪官污吏和不法绅衿，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至少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增加对人民的剥削。但地主例行征收额定赋税，也是一部分人民所不能承担的，他又极力保护地主阶级的法定利益，使一部分农民在封建盘剥下无法生活。雍正朝存在着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基本矛盾，人民与政府的对立。这些矛盾，自然会引出人民的反抗运动。这种斗争是正当的。

雍正对待人民斗争，以镇压为基本方针，不论具体情节，只要是抗官的，就被视为邪党乱民，即以犯上作乱的反叛罪论处，对那些首领，严刑杀戮，从不手软。他的另一方针是对民众运动中暴露出的官府问题认真处理，对为恶和失职的官吏也不姑息。就是说他在屠杀反抗群众的同时，改革弊政，以减少日后可能发生的反抗运动。雍正代表地主阶级政治利益，镇压民众运动是反动的；谋求改良，又是政治家的作为。反对人民运动，改革政治，是这两者的结合体。所以说，雍正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

封建时代邪教和秘密宗教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农民反抗压迫的因素，也有神棍大仙之流借教谋私，但无论如何，从统治者的角度讲都是不能容忍的，雍正采取的措施，应该说有效地控制了当时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