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军国之母”的形象塑造

1931年12月中旬，大阪一位名为井上千代子的女性，在其丈夫即将出征“满洲”的前一天割喉自杀了，她在遗书中这样写道：

我的夫君！我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喜悦。

不知如何表达我的喜悦之情，明日您即将出征，今日我怀着喜悦离开人世。您不必有任何后顾之忧。我虽身单力薄，也会衷心保佑大家，您务必要为国奉上全力。

井上千代子的自杀事件，在当时作为“美谈”被媒体大肆报道，陆军称她为“昭和烈妇”，赞扬她的行为是为了斩断丈夫的后顾之忧。此事还很快被搬上了银幕，千代子的母校“岸和田高等女校”专门举办了慰灵祭，千代子的出生地长龙村为她立了碑。在既往的研究中，千代子多被视为“军国妇女”的典型，特别是她的自杀对其丈夫在中国战场上的影响较受关注。也有学者提出，“千代子的自杀是对将‘殉国’特权化的男性社会的抗议”，但少有人探究她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从年龄推断，千代子自跨入小学校门起就开始学习“教育敕语”，进入高等女校（即现在的初中），正值“官方男性”在“一战”的影响下开始在女子教育领域增强国家观念渗透的时期。尽管无法准确推测千代子的具体心理活动，但至少可以推定，千代子的自杀与日本自明治以来向女性灌输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方式密不可分，她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体现了日本女子教育的“现实效果”。

千代子的死不仅“鼓舞”了丈夫井上清一的“斗志”，同时也作为契机之一，促成了大阪“国防妇人会”的成立。1932年3月，与千代子熟识的家庭主妇安田静作为发起人，成立了“国防妇人会”，并很快于1932年10月发展成为全国性妇女组织“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在数月内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绝非只靠家庭主妇的力量，而是离不开军部的大力扶持。以1934年4月举行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本部成立大会为例，出席者除了来自各地的会员，还包括陆军省、海军省的多位要员，总理大臣兼文部大臣、内务大臣、陆海军大臣也送来了祝词。在官方及军部的大力支持下，再加上“大日本国防妇人会”面向普通大众，“不论贫贱富贵皆可入会”的方针，其规模急剧扩大，1935年已达到255万人，超过“老牌”妇女团体“爱国妇人会”225万人的规模。“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提倡的“让丈夫、儿子、兄弟安心于国防第一线，解除其后顾之忧”“衷心慰问在国防第一线的人们”等口号，实际上早在1904年出版的《战争和妇人》《军国的妇人》等著作中已明确提及。而“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迅速发展，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普通日本女性对国家主义及军国主义思想的接受及“内在化”程度。

经过多年的教育渗透与宣传，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大多数日本女性非但没有反对战争，反而对战争本身热心支援，并积极将儿子或丈夫送往战场”。如东史郎根据当年自己作为日军士兵来华的亲身经历撰写的《东史郎日记》中，描述了出征前母亲来送行的情形。母亲平静地对他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中国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母亲的言行激励了东史郎“欣然赴死”的意志。另外，吉屋信子根据其1937年8月作为“皇军慰问特派员”赴华的经历撰写的《战祸的华北现地行》中，专门有一节“中国兵母亲的信件”，其中写道：

在北平，四五位从前线归来的从军记者正聚在一起，其中一人说道：

“在南口，中国兵逃走后，我捡到了一封中国兵的信，让翻译看了看，得知是中国兵母亲的来信。信件内容很简单，大致是：‘我亲爱的儿子，无论如何要早点结束战争，平安回家。’哈哈，太让人吃惊了，母亲竟然会写这样的信，难怪中国兵那么弱。”

……日本出征士兵的母亲都会给亲爱的儿子写信说：“为了皇国，你要忘记家里的事情，奋勇作战。”日本母亲的精神是多么崇高可贵。

中国母亲在信件中担心儿子的安危，完全属于母性的本能，本无可厚非，然而这却让日本记者大为惊讶。在他们的意识中，日本出征士兵的母亲都应该写信激励儿子为“皇国”舍身而战。通过这段中日母亲信件的对比性描述可以看出，违背自然母性的“军国之母”形象已被日本大众广为接受，“水兵之母”式的信件内容已成为被普遍认可的“固定模式”。

尽管明治以来相关思想渗透已在现实层面“卓见成效”，但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官方及媒体更是不断通过政策奖励及宣传话语来增强女性的“军国之母”观念。

首先，日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法规，提供相应的政策保障。如日本政府于1937年8月制订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要领》；1938年1月制订了《母子保护法》，对丈夫战死的妻儿、有“私生儿”的穷困母子家庭提供生活保障；1939年2月设立了“妇人时局研究会”；1940年11月起，对10人以上“优良多子家庭”进行表彰；1941年1月，内阁会议决定了“人口政策确立要纲”，推出早婚及生育奖励政策；1942年，“生子报国”之说开始流行等等。

其次，在女子教育领域，如何培养“皇国女子”成为初等、中等、高等女子教育的共同目标。具体而言，文部省专门设立了教育审议会，自1937年12月至1941年10月就各项女子教育方案进行探讨，然而这些方案“并非是根据教育理念推进的教育制度改革，其目的是为了应对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的战时局面，为了实施彻底的皇民教育，为了培养符合天皇制国家的国民”。

另外，文部省不断强化所谓的“家庭教育”。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文部省专门召集全国38名家庭教育负责人，召开家庭教育振兴协议会，发表了对全国家庭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纲领，福田宽的《母性训》（国进社出版部，1942）、户田贞三的《家之道》（中文馆书店，1942）等均为此类解说书。以《母性训》为例，其中有总理大臣东条英机、文部大臣桥田邦彦、公爵近卫文麿的题字，同时还有德富苏峰、森冈义治的序文。由此可以管窥日本官方对战时身为“母亲”的女性是如何的重视。

同时日本媒体进一步加强了对“军国之母”的宣传力度。如1937年由海军省海军军事普及部所编的《支那事变报国美谈》（第一辑），专门设有“军国之母”的专题；1939年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编辑了杂志《军国之母的身姿》；1942年清闲寺健所著《军国之母》由新兴亚社出版。另外，1942年“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后的首项工作，就是在全国开展寻访无名母亲的活动，为此动员了菊池宽、佐藤春夫、川端康成等43名男性作家，以及野泽富美子、大庭幸子等6名女性作家，相关“访问记”在《读卖新闻》连载后，于1943年汇集出版了《日本之母》。该书中的49位“母亲”基本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在丈夫去世或离家的状态下独自守护贫困的家庭；二是生育了多个孩子，且几乎都为男孩；三是孩子们为了国家主动选择从军；四是即便丈夫或儿子战死也不动摇，反而因能为国家尽忠感到骄傲。

战争期间，那些曾与官方话语“唱反调”的女性解放运动家、评论家及作家开始转向，积极宣扬“军国之母”思想。如市川芳枝在《妇人是民族之母》中呼吁，妇女应该生育，并强调“大东亚战争”下的日本女性需具备身为民族之母的自觉与自豪，进而为日本民族的永远昌盛欣然完成生育任务；高良富子在《国家·社会·家庭》一文中呼吁日本女性将自己培育的孩子奉献给国家，同时也要将汗水、真心与生命奉献给国家；森泰子（又名溝上泰子）撰写了《国家母性的构造》一书，试图从理论层面论证女性为何需要“绝对的献身和奉献”。多位女性作家纷纷创作以母性为主题的作品，如村冈花子的随笔集《母心抄》（西村书店，1942）、吉尾夏子的《军神之母》（三崎书房，1942）、真杉静枝的《妻和母》（全国书房，1943）等。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较为复杂，但有三点因素需要特别关注：其一，由于战时日本官方加强了统治力度，从外部环境而言，与官方话语“唱反调”的言论空间已不复存在。其二，在女性自我发展道路上一直被作为“斗争对象”的男性，因参加侵略战争而大批离开日本，从而使原本源于“内部”的男权压迫被来自“外部”的民族冲突所覆盖，男女二元对立的框架也随之被同为日本国民的“一致对外意识”所解构。其三，战时体制下与“军国之母”相关的政策法规及宣传话语，使众多女性产生了能够脱离“边缘地位”的错觉，并在女性“生育报国”等同于男性“战场报国”等口号的引导下，发现了能够像男性一样实现社会价值的“突破口”。

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那些具有“言说能力”的知识女性放弃了与“官方男性”的对峙立场，开始转而为“军国之母”宣传助力。而在现实中，由女性自身发出的声音又具有不同于政策法规及男性言说的宣传效果。总之，在战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如果说“官方男性”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女性，那么这些知识女性也试图最大程度地利用国家政策以实现女性的社会价值，但从结果而言，二者的相互利用无疑强化了“军国之母”在普通大众层面的渗透程度及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