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困境，1949年之前

有限的空间容量与日增的社会功能，是北京老城诸多问题的根源，这种空间容量与社会功能的不匹配，始终伴随着北京城的形成和演变。

元初，在整体谋划大都“划线整齐”“有如棋盘”(2)空间格局的同时，也在持续内迁军户、匠役、民户，甚至蒙古诸部贫民。迁居民以“实京师”(3)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经常采用的自上而下的城市营建策略，元泰定四年（1327年），大都的城市户口达到21.1万户和95.2万人(4)。由于城市人口众多，政府负担沉重，元朝政府在人口鼎盛时期不断迁出军人宿卫与屯田，并且严格限制流民聚集，甚至“遣官分护流民返乡”(5)，大都经历了“建城—内迁—繁盛—外迁”的过程。“泰定四年之后，大都城市和大都地区户口因政治、社会、经济等原因导致了离散迁移及增殖过程减缓而急剧耗减，兼明初各项迁散措施的实行，到明洪武二年大都（北平）城市户口分别减少到3.7万户，9.5万人。”(6)随着人口的耗减，社会功能与空间容量的矛盾也就不复存在了。

明迁都北京，北京城迎来元大都之后又一次功能和人口内迁的高潮时期，明朝中后期的北京内城，“生齿滋繁，阡陌绮陈，比庐溢郭”(7)，“关厢居民无虑百万”(8)，当功能和人口逼近容量上限之后，明政府也开始外迁城市户口，遣回庶官，外迁卫所军人实行屯居，遣返流民，甚至“潜住京师者”“则行缉治”(9)。与元末相似，明末持续的战乱使北京城的人口与功能又一次降至低点。

清朝定都北京后，继续采取了与前朝相似的营城措施，初时内迁八旗人口，“著满汉人等合居一处”，后又“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城南居住”(10)。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当北京城的功能与人口达至高峰期之后，为了控制人口，清中后期采取了严禁流民占籍京师、限制致仕官员及胥吏寄籍京城等措施。

纵观辛亥革命之前北京城的演变，其社会功能和人口规模基本处于波浪式的循环过程，在朝代更迭时期由于战乱原因大幅度耗减，在皇权和都城因素的影响下重新聚集，对消费品供给和空间建设产生巨大压力，继而采取自上而下的外迁或管控措施。

这种规律性的循环，在清末至民国的转折时期发生了变化。辛亥革命前后，北京没有经历类似元末、明末的急剧衰退和人口流失，朝代和制度的更迭没有剧烈地影响人口和社会功能聚集。民国时期，北京城的近现代工业、商业和服务业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加之战乱、灾荒频发，农村人口流离并向城市迁移，北京城的人口规模进一步增加。1908年户口统计的内外城人口为76.1万人，1928年达到89万人(11)，1935年北京城区人口达111.4万人，1948年更达151.4万人(12)。相较于元明清时期迁居民以实之的方式，民国时期北京城人口聚集的主要动力，不再是自上而下的政权力量，而更多源自于经济和社会的需求。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再一次避免了变革时期的人口和社会功能耗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了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中央行政办公机构入驻，进一步增强了北京城的人口和社会功能集聚的吸引力，彻底打破了北京城规律性的兴衰循环。

不过，当我们在欢庆北京城的居民免遭战火，北京城的璀璨文化遗产得以保全之时，也应当留意，北京城人口和社会功能的不断集聚，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一直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与封建时期北京城存在的问题并不相同，一方面，随着科技发展，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能力已经足以保障粮食、水、电等基本消费供给；但另一方面，各类行政、商业和办公功能，居民的住房需求，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提高，人口和社会功能所需的空间不断增长，这是诸多问题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