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人工智能伦理：现代性带来的新问题

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编辑、增强现实、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人类的存在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科技给人类带来了更健康、更舒适的生活方式，解放了人类的双手，让人们有更多的文化探索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机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等技术大显身手。我们看到，医疗影像辅助诊断、无人机无接触服务、检测和预防自动化等人工智能技术在多种场景的应用逐渐普及。同时，国家明确提出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要素，如何规范和促进数据的使用成为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课题。

我们正在面对的全球疫情挑战是人与病毒的正面交锋。在面临此类“黑天鹅事件”的时候，技术是否真正地与人“站在一起”？在此，我们需要正视这个根本性问题——技术与人类的关系。作为人类最强大的力量之一，科技将引导人类社会走向什么样的未来？如果技术是一种“灵药”，那么这种“灵药”给人类带来的副作用到底是什么？

其实，科技本身不具备伦理色彩，但加入了人性的催化剂，却可能转化成危险的“黑科技”。人类对于好与坏的标准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科技的发展，当今的任何一种技术都带着社会文化的烙印。因此，我们对技术伦理的分析也必须放到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之中。换言之，技术本身并不涉及一个定性的伦理判断，而是技术为相应的伦理判断创造了特定条件和空间，使得人类可以将技术放在某种社会文化中进行讨论。这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技术中性论”，而是表明人性的影像会映在技术之镜上，直接作用于技术的发展以及技术发展之下的伦理选择。

先来回顾技术伦理产生的背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技术在哲学和伦理学中没有显现出它的重要性；直到在工业革命进程中，技术现代化推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技术伦理才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16世纪之前，“现代”这个词并不存在，英语modern指的是“当下”或“此刻”。“现代”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观。在现代社会之前都是“循环往复”的历史；而经过了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人们开始关注当下的时代，时间成为一个线性展开的有方向的矢量，这就是技术伦理问题出现的最核心的背景，即人们开始否定传统，与之决裂，关注当下与未来，对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有进一步的肯定。这是人类文明进入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的问题。

所谓现代性进程，包括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等。这些载入史册的社会思想与实践运动，成为塑造现代人类文明的基石。与此同时，现代化的结果也产生了：经济上，现代的工业、商业和城市崛起；政治上，民族国家与现代民主与宪政成为共识；社会上，城市塑造与人口大规模流动方兴未艾；思想基础上，理性主义和个人权利成为人类文明的基础。技术伦理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现代性进程中逐步展开的。

本部分将从技术伦理出发，审视技术可能带来的终极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我们是否应该采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生殖和进化的方式？赛博格是否是人类种族生存的未来？人工智能是否会控制人类？我们如何制定数智时代的数据规则？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偏向数字经济学的视角而非传统经济学的范式，更深层次地关注这些具备一定“后人类”属性的未来科技，尤其是基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