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906年，端方主持庚子赔款事宜，决定创办一所为华侨服务的大学——暨南学堂，即今天的暨南大学，校名源于《尚书——禹贡篇》，“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暨”字意同“及”。拙作书名中的“暨”代表“暨南大学”也有触及、联系的意思在内。
自建校之始，暨南大学就确定了面向华侨办学的宗旨和方向，那艘满载爪哇华人的船到达祖国大陆时，暨南学堂正式开学。学校以文科见长，商科是主体学科之一，始有暨南，便有商科，暨南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商科大学。早期商科的创办并没有被社会更多关注，中国没有商科教育的传统，1918年以后一些高校设立商科专业，仅是以技能培养为主。我们可以从科系设置中看到，会计系成为商科最主要的科目，还有商学系，但研究所向，基本上是贸易之学，或者是引进西学。1978年以后，商科越来越成为中国的热门学科。多年来，对商科的基础研究没有得到充分开展，尽管一些局部研究有所进展，但对商的本质的认识并没有与时俱进。学生仰慕暨南大学这所百年商科大学，却在进入以后，似乎总感觉到学校缺少独特理论体系。
2003年，从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开始，暨南大学有了“三创”教育。在此前的四年，许多人意识到中国的发展依靠的是创业，而互联网经济时代的到来为创新创业搭建了良好的平台，让大学学子有了获得创业机会的可能，我也开始了新教育规律的研究。互联网经济在当时还只是被视作电子商务，是从供给侧优化开始的，大家意识到电子商务可以给客户带来方便，可以压缩供应链，可以为顾客提供更大的价值，但还没有认识到通过扁平和低成本互动可以让顾客充分地反馈，不论是提出意见（提出差评，约束商家），还是客户间的互动，甚至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播报者，以致后来形成一波全新的商业模式，造就一批在全球名列前茅的创业英雄。事实上，互联网时代的确为社会真正带来了全新的商业理念，客户不仅是用手投票的“上帝”，也是可以用脚投票的“上帝”，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发表评论，他们既是客户，也是生产者，他们借助经验的知识化发声，变成了人人可以参与经济运行的创业者。这个全新的，带有丰富科技营养的商业模式可为人类共同分享进步，成为中国借助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的巨大动力。
增量是改变世界的根本。增量的好处不只在于替代，在统计意义上，增量使得总量出现性质的改变，更有意义的是，它往往能迫使存量发生转变，让优胜劣汰变成市场上强大的动力，那些不改变的存量，增量将其替代掉，这种压力让存量不得不接受事实，被迫改变自己。市场是一个人人都在设法生存的环境，当增量企业获得的机会增多，意味着存量企业获得的机会在减少，这种压力会迫使在位企业反思并向增量的主体学习。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制，在互联网科技应用大潮的推动之下，20年前，中国早期接受互联网思维的那批人就开始了增量对存量的推动。
多年来，中国致力推进创新，把在位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但进展缓慢、效果不佳，其原因在于转型的动力不足。在位企业反复听到“创新”的要求，却没有实际行动，逐渐钝化了自己的市场意识，他们认为，这就是口号，而不是真正的国家行动。但是自从2014年中国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在位企业的创新动力大幅增长。为何以前国家投入巨资他们却无动于衷，而此时却开始有了创新动力呢？因为这次的政策针对的并非是在位企业，而是新创企业。一些受到新创企业启发、诱导、关联、打击和挤压的在位企业，受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压力，认识到国家这次的推动不是一般口号，而是有了真实的战略行动，于是从态度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国家不再把创业与创新割裂开来，而是把创新与创业融合在一起，鼓励创业者创新，把希望寄托在创业者的创新上，用这个“搅局者”改变了全局，在位企业逐渐走上了创新的舞台。
一些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成功创富之人，希望能够保持以前获取财富的方式，但是增量不允许他们如此。一些迟钝者抱怨，他们每月为员工发工资，却没有什么新的业务。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创新的主动意愿，只想让政府像以前一样挽救他们不思进取的企业，他们对着政府说：“给一些政策吧，我们可是在过去为中国就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啊！”但是，喊叫的结果不再像2008年那样等来大规模启动投资，而是迎来政府收缩权力、给市场松绑，让新创企业大量进入，给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今天的中国，不是没有需求，而是因为企业缺少对未来市场需求的探索，传统的需求几乎全部处于产能过剩状态，几乎没有什么产业可以不借助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就可以安稳活着。这些不转型的企业者没有了收入，企业管理者却又不肯认输，最后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再次回到打工队伍之中，成为败将的“榜样”；那些还有一些财富剩余的老板，及时转型，获得了重新崛起的机会。后者之中，有的成为新创企业的老板，有的成为投资人，也有的借助原来的企业，开拓创新、推动企业转型，活得很好、脱胎换骨，成为社会的正面榜样，与新创企业共同汇集成产业转型升级的洪流，让中国经济在面对多种不利因素的环境下，还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成为维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市场经济之中，增量推动存量是永远成立的一般原理。
增量是“创”，不论创新、创业，还是创意，不论主体是外部新成立的组织，还是在位企业，只要有“创”的行为都是增量。允许“创”和保护“创”并非易事，如果只是一张白纸，没有阻止“创”的势力，“创”都比较容易。但是，当社会已经培植了一股不需要用“创”却可以获得利益并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势力的时候，“创”必然会被这样的势力所阻挡。自发的“创”的力量十分微弱，需要借助强大的外力使自己站立起来。这个外力来自科技，来自文化，更来自国家对民族振兴的追求。文化是弱的影响，软的影响，也是持久的影响。当“创”在取得社会共识之前，“创”与“不创”两种力量势均力敌时，经常是“不创”略占据上风。此时可能只有个别的创业者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借助国家提供的条件和机会，悄悄地进行着创新创业，他们在别人还没有觉醒之前，已经开始了创新创业。有时，虽然保守势力强大，但新创势力也很强大，社会对在位势力并不认同，主流文化保持着对新创行为的高度赞扬，社会在文化推动之下，自发地产生着“创”的行为，不需要额外的动力，比如在美国。但在中国，“不创”的势力曾经十分强大，如果没有国家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动，也许仍然处于零星的创新创业状态，不会形成“双创”浪潮。但现在不同了，“双创”以后，没有“创”的行为，就等于白活，企业要有为“创”而活着的文化。建设有利于“创”的文化，是为了形成持续的“双创”动力，是构建“双创”社会之本，也是制度建设的方向和责任。
科技也是一个推动“创”的重要力量。创业者是科技成果的利用者，他们把科技接受下来并付诸行动造福于人类，自己也因此获利。科技没有限制，可以自由传播，渗透于市场和社会各个角落。那些有着深刻理解能力的创业者，可以把它们利用起来，使之变成产品或服务。那些已经产权化的科技，如专利，可能会形成使用与传播的限制，但是创业者可以利用其创造的产品启动市场，让市场产生需求的渴望，并演化出各种不同的细分需求。创业者为了满足需求，不断改变产品设计，细化产品功能、改变商业模式、延伸服务，从而获得机会。当具有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成为过期专利时，思想仍然存在，多可以被创业者重新组合创造出新的产品设计。至于那些具有基础设施属性的科技，更会因为难以限制传播，而为社会带来巨大的创业机会。近年来，影响最为深远的科技成果当属互联网，中国不是互联网的发明国，却是世界上互联网应用最深、普及最广的国家，中国的许多新一代的创业者都来自这一领域。一些新的科技进展，会让许多成功企业家无法理解，尽管他们有条件创新，却不在意新的变化，沉浸在过去已有的技术范式和成绩上。而新的创业者则不同，他们只能通过“创”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获得翻身的机会，超前的理解力成为他们创新成功的关键。马云在与外国人交流过程中理解了互联网对未来的价值，而此时，几乎所有企业都以传统方式认为“不挣钱就不能活下去，不挣钱怎么办企业？”但马云却认为市场建设的根本是诚信建设，只要是市场就可以有钱挣，并搭建和运行自己的两大商业平台——外贸平台阿里巴巴、内贸平台淘宝，在巨大的传统观念包围之中，渐入佳境，如步入无人之地，没有遭受到竞争者的打击，获得快速成长。他和在位企业比拼的是对科技运用的理解力、新商业模型的构建与理解能力，其成功创业是借助科技，特别是新型基础设施完成的，更是“科技必将影响未来”的坚定信念决定的。
政府可以成为“创”的推动者。能否推动“创”是衡量政府是否有责任心的重要标尺。维持已有的利益格局，不帮助任何一个势力，表面上是一个无为政府，但是，在位企业可以利用政府的无为构建起影响力。表面上无为，实质上却会通过不同途径接受这些不想改变的企业，为他们遮风挡雨。只有愿意打破既有利益格局，主动保护“创”行为，以此推进社会进步，政府才能成为推动“创”的外力。有为政府，应把带领民族在自强、自立之中走向繁荣作为根本，通过维护稳定为“创”的社会创造条件，而不是为了稳定让社会止步不前。这是一种担当，也是举国家之力，推进“创”的社会形成的举措。
创意、创新、创业都是“创”，都可以为社会提供增量。创意只是一个想法，通常情况下，创意并不能产生效益，因此似乎创意没有意义，但正因为它只是一个想法，它才可以天马行空。新颖性是创意的本质，没有新颖性，就不可能形成新的假设，也不可能有所创见，新颖是创意的根本意义所在。但是，创意毕竟只是一个粗放的构思，需要在深化、具体化、生动化过程中变成可以产生效用的现实。创新、创业往往都基于创意，是创意的具体化和明晰化的商业活动。创意是起点，是桥梁，是把世界中的不同事物联系起来，形成新构想的思想活动。创意具有突破性，尽管有一些创意暂时看起来没用，但这种突破的意义，可能比直接产生效益的活动更有意义。
如果说创新需要研发，而研发活动首先要开展的是研究。所谓的研究是为了验证和确认假设，这些假设要具有新颖性并暗含着可检验性质的创意。假设只能来自创意，即使研发活动后面的一些开发和设计，也需要新颖的构思，也需要把已经确认的原理与创意相结合，把构思变成图纸、软件、方案、原理、配方和样品。那些不能实现这些目标的研发，多是因为创意不够新颖，或在全过程中创意不能与市场有效结合，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创意可以成为独立的产业活动。无论是动漫、游戏、影视以及演艺等产业，都是内容生产，它们不需要研发，只需要创意。内容产业是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产业，人们在满足了物质需求以后，越来越需要精神的满足。因此，内容产业是未来的朝阳产业；内容产业的产品形态几乎不需要借助物质，不需要消耗多少资源，具有可持续生产的特征。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创意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容产业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所倚重的对象。
商业创意可以将不同的商业元素重新组合起来，建立新的商业生态和新的商业逻辑。被人们称为“不卖隔夜肉”的小型副食连锁超市“钱大妈”，使用一个新的价目表，表达了紧贴消费者意愿进行定价的经营理念，小超市从晚上7点开始打折，到晚上11点以后实行百分百地折扣，用价格实现了一个具有时代感的消费承诺——绿色与新鲜，进而征服了消费者，成为广东发展最快、最具成长性的新型副食供应商。“钱大妈”将自己定位于贴近用户的新式商业，以很小面积的便利店服务小区居民，在电子商务大行其道时特立独行，让人不得不承认这个商业创意很成功。
创新并非仅指研发，研发是创新的前奏，真正的创新是把技术引入商业，改变产业格局，重新组合要素，其本质仍是商业活动。创新经常会与创业行为重叠，特别是正在运行的企业所组织的创新活动，可以把这一活动看成是企业内部的创业因子，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新项目的创业开端。表面上看，企业内部的创业与创新组织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所依据的工作原理与指导原则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内部具有创新指向的创业活动需要不断整合新的创意，更需要将参与活动的团队成员个人的创业激情动员出来，共担风险，共享成果，而不是单纯依靠企业的资源进行简单扩张，更不是项目研发的科技攻关。创新是用新的产品代替旧有产品，需要的是市场检验和企业内部资源的重新调度和整合。创新需要技术，需要可以直接变成产品或服务的技术，那些科技产品还需要通过设计、试制、测试才能定型，如果规模化生产，还需要对供应链进行重新整合，每一步都可能面临着不可知的未来，这些不确定性带来了创新的风险，使许多投入可能血本无归，还可能需要大量的具有浪费性质的投入，企业需要事先做评估并作出相应的安排。
从市场角度来看，创新是从旧到新，是对市场现有产品或服务的突破，创新一旦成功，将迫使许多传统企业退出，并推送了一批新企业进入市场，其结果是产业获得了转型和升级，市场换了一批新企业并带来新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而消费者则改变了自己的消费观念与行为。
创业是从无到有，但它是将要素组织起来、稳定下来。这是相对自己而言的活动，而不是相对市场而言的活动。当创新与创业两者重叠时，需要同时用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指导企业的运营。创业可以把创意运用于商业，也可以把创业者认为“成熟”的技术运用到生产和销售之中。然而最有意义的创业应该是那些既能激励自己和团队，也能改变产业的，带有创意色彩的经营行为。
创意是想法的增量；创新是原理和商品的增量；创业是企业数量的增量；创新创业是产业和活力的增量。这些都是增量。共同为市场提供了新能量，让市场能够充满活力，以丰富着我们的社会生活。
“创”代表了暨南大学创业学院的核心理念和追求。国际上没有创业学院，却有创业型大学，创业型大学起源于欧洲。全球三次教育变革都起源于欧洲，第一次是牛津大学的创办，其建立标志着神学、哲学研究者和有志于未来做研究的学者可以汇集在一起，后来又有了剑桥大学。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影响了世界，促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也以巨大的科学成就为人类进步提供了思想方法。这是第一代大学的意义，以其自由、独立的大学传统向中世纪宗教社会作抗争，也为人类遗留下重要的大学传统，至今，世界最前沿的大学仍然保持着这种传统。第二次是以洪堡大学（即柏林大学）的创办为标志的专业化教育。19世纪60年代，德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面对如何赶超世界强国的历史使命，德国出现了一批民族精英，铁血宰相俾斯麦是其中的代表，俾斯麦的助手财政大臣洪堡认为必须通过工业化才能实现强国之梦。工业化需要工业人才，大学要培养可以直接进入工厂的技能高超的工人和工程师，而不只是培养思想家。洪堡利用自己财政大臣的特殊身份集中了一笔资金，吸引了世界科技精英来到刚刚创办的洪堡大学。后来这所大学成为德国工业化的核心，人才、科技原理、思想以及各类专家，汇集在这所大学，使得德国只用了50年时间，就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和科技强国。洪堡大学的贡献，不仅在于推动了德国经济的发展，也在于创建了新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后来得到世界的承认和追捧，形成了现代大学教育的基本理论。第三次也来自于欧洲的教育改革实践。荷兰在1962年成立了一所大学——特温特技术大学，到70年代，短短十几年，这所大学就成为在欧洲排名靠前的大学，究其原因是它主动变革，成为了一所创业型大学。
创业型大学是适应未来的大学。大学需要把自己的知识直接转化为学生的想法、创意，影响和带动学生开展研究，学生再将对知识的理解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创造财富。为此，大学需要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把不同层次的教学机构变成学术组织，把获得的资源投入到学科建设之中，形成学科发展的特殊优势，将研究的优势转化为知识资产，把学生的创业行动与知识资产进行结合，使之成为大学的重要经费来源。为此，要建立有助于知识向创业转化的校园文化，“拆除”大学院墙，让社会参与到大学的创业氛围建设之中。荷兰这所大学的发展过程引起了欧洲许多大学的关注。在《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1)一书中，讲到了五个生动的例子，它们都是一些小国的大学，却都成为某一学科领域的佼佼者，同时也成为经费充足的大学。美国此后在“拆除”院墙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并在学生创业追求的推动之下，很多大学不自觉地变成了创业型大学，典型的代表是斯坦福大学。
虽然中国的创业型大学还迟迟没有出现，但是为了推进教育改革，一批创业学院悄悄地出现在许多大学校园。国际上还没有一所大学设立创业学院的时候，暨南大学就是第一所公开表达要建立创业学院的大学。那是在2009年春节前的一次采访中，时任暨南大学校长胡军教授对媒体做了一番畅想，提出了要把大学生创业实验园升格为创业学院的设想，但在方案提交校长办公会讨论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提出创业学院的想法是把全校方方面面与“三创”相关的部门和业务统一起来管理，以利于整合资源。但这些部门都对应着国家和省的管理机构，如果统起来管理，创业学院就要承担管理职能。由于分歧太大，创业学院成立之事被搁置了下来。直到三年以后，周边的“211”大学都成立了创业学院，暨南大学的创业学院才最终成立。因为存在着工作目标上的风险，校长并没有调整既有的工作方向，也没有给创业学院特别明确的任务。当然，由于国际上没有创业学院，国内成立创业学院的大学也缺乏现成的理论指导，大家都还处在探索之中，而出身于管理专业的胡军校长，他的一个重要管理思想，就是放手让大家去想、去做。由此，暨南大学创业学院开始了自己艰难的创业历程。
大学一定要以研究为根本，一定要有独立思考，有核心的思想，要能够结合前沿建立独创的理论体系，同时更需要以思想推进创造心态，让研究成为公众可吸收的内容，促进思想的转化。暨南大学创业学院建立的初衷，是为建设创业型大学进行试验，自我定位为推进大学改革，促进学校具备创业型大学的基本特征。
第一，要有自己的学科建设目标。这个定位是为了充实百年商科内涵，学校不能只躺在“百年商科”的前人功劳簿上，而是要深入开展商科研究。借助创业学院这个平台，开展更加开放的商科理论研究。创业学院建立后，相继成立了十五个商科研究所，确定规划，面向校内外招标，并明确这些研究所要以商科基础理论研究为主要侧重，努力将研究成果以最开放的方式变成课程、理论，推入课堂、讲座、论坛和白皮书，避免成果被束之高阁。
第二，要开展创意、创新、创业（“三创”）的普及教育。创业学院担负全校本科生“三创”教育通识课的开发和教学组织。我们把“三创”通识课建设逐步升级为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MOOC），以免费的方式通过各种平台向学生推广，辅之以读物、教材和训练软件，为学生提供方便和完备的“三创”训练基础条件，也为大学教师提供系统的教学工具。我们建设的《创业基础》（MOOC）每年受益人数达3万多人次，是“学习强国”中最早的创业创新类课程；开发完成的《创业哲学》和《国情分析与创业设计》是暨南大学特色课程，也在MOOC上线，《创意与创新》MOOC也于2020年上线。《暨南大学“三创”教育系列通识课程》以MOOC、教材和训练软件一起进入社会。本书也与之配合，成为辅助培训教材。
第三，建设开放的知识转化平台。我们把大学看成是研讨知识应用场景的园地，发动学生参与，为愿意参与研讨的各类学生提供专门的“三创”训练，创建多种服务平台。为那些有志于成为创业精英的学生开办创业训练营，每年四至六期，促进他们精化创意，为他们提供创业资源配套服务。同时，也吸引需要创业转型的校友、企业家参加并支持多种“三创”培训，研讨创新转型理念、方法，交流创业经验，促进新商业模型论坛、创投大讲堂、项目打磨会、青创新四板路演等都活动成为品牌。需要提到的是，训练营让本书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了验证的机会。
第四，有独立的资金来源。除初期学校投入的经费外，创业学院每年的运行经费和人员投入都由自己筹措解决。在创业学院成立之初，暨新国际暑期学校开办，第二年便获得盈利，按协议每年向暨南大学创业学院交纳管理费，成为创业学院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同时，教授们把自己的课题经费用于举办各类“三创”活动，形成了品牌效应。创业学院一批创业导师和合作者，看到创业学院经费紧张，主动捐赠建立各类基金。校友会成立前后，一批创业成功的校友也有捐赠。创业学院自己孵化的企业也陆续开始捐赠。这些都成为创业学院的资产收益或经费来源。
第五，营造大学的“三创”文化。“12·18”（要爱·要发）创业文化节在创业学院建立之初创办，每年一期，在12月18日前的一周举行。虽然暨南大学校园各类“三创”活动很多，但这一长期的品牌活动已经成为校友和导师联谊的“年会”，老师和学生们对它有了深深的期待。大学的“三创”文化是长期的、深入人心的，创业学院的微信公众号自2016年开始运行，收获了几千位粉丝，成为创业学院的窗口和“三创”文化推动的主要工具之一。创业学院把“爱·信·商·赢”归结为自己的“三创”文化，深入课堂。把《爱的奉献》《从头再来》和《国际歌》作为创业学院主题歌，把《在路上》作为学生毕业歌，用滴在嫩叶上的一滴水的画面作为院徽。我们认为“三创”教育只是对未来成长的一点点启发，通过广泛的“三创”教育，让人人都可以成为精英才是我们的追求。
本书内容是创业学院三个商科研究所的科研成果，也是暨南大学创业学院办学理念与科研路径的支撑。这三个研究所分别是“创业哲学研究所”“新商业模型研究所”和“首富与创业环境研究所”。虽然本书还不能把三个研究所的主要成果都囊括进来，但主要的理论观点大体上都覆盖到了。
全书共有三个部分，分别是：暨创一，以独创的“好顾客管理原理”指导创业企业成长；暨创二，以独创的“商业模型理论”指导初创者进行商业设计；暨创三，以独立归纳的创富三定律，即滚动定律、杠杆定律和“权钱”交易定律，构建以提高创业成功率为目标的财富创造理论。全书的独立性比较强，是按自己的逻辑思考并通过工作检验的成果。本书内容在学术上有所突破，但也因此可能带来一定的学术风险。不过通过我们长达十几年的积累，结合培训中学生的反馈，基本上可以肯定，本书对学生们“三创”理念形成和“三创”能力提高，会起到促进作用。
“好顾客管理”是基于“企业只要有顾客的认同与追随，就不会死亡”的理念建立的创业理论。顾客的归属感是企业对顾客进行管理的结果，企业把顾客当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动力和智慧的来源，把吸纳顾客的建议和意见当作企业改进的根本，由此激励顾客提出改进建议，公开表明企业愿意并鼓励顾客提出建议、意见的意愿，那么任何业务都可以在不断改进之中取得成功。企业发现并管理好顾客，顾客会在这样的管理中成为企业成长的支持者，而与企业是否处在红海无关。
“商业模型”是基于“在无法模仿其他人商业模式的前提下，如何第一个思考商业设计”的理念而形成。商业模型理论是一个理论思考工具，也是一个商业设计工具，它要描述一个企业的商业逻辑，以实现企业三大任务，即满足需求、扩大盈利、实现成长。如果一个商业设计能够将分散和隐藏的需求搜集起来，通过商业设计将其变为盈利的支撑，再通过盈利分配创建成长资源，然后再将成长资源扩展形成更大范围的市场需求，企业将顺利获得成长。从成长角度来看，企业家的核心任务不只是组织创新，还包括设计并运行商业模型，创业的关键在于建立并运行商业模型。
“创富三定律”是基于三个创富的重要环节建立起来的三个重要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从企业理财角度看待企业财富创造活动。让钱滚动起来是创富的根本，创业者需要的是比别人多一些财商，用借来的钱创业是重要方法之一，而用权利来主张自己的利益更是挖掘资源价值的理论工具，它是中外企业家诞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们成功的一条基本路径。
这三个内容每一个都可以作为独立的创业体系，形式上似乎它们并不关联，但内容上则表达了暨南大学创业学院的基本主张。我们不希望创业者挣了钱，却忘记了做好事和做好人。我们希望每位学生都能打造百年老店，成为优秀的企业家。
这本书的书名确定为《暨创原理一二三：基于商业原理的创业规律》，希望这本小书能够概括暨南大学创业学院的基本理论观点，表达我们的追求，也希望更多的人借此书了解我们，成为我们的点赞者、同路人。
(1) 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译．《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