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有些媒体更像公司

现实中，有些媒体已经不再跟着事实走，而是受制于民众的情绪和广告商的金钱。一些媒体做的不是真相引导而是情绪引导，对于它们来说有时商业追逐甚至大过社会责任。

媒体是什么？

答案很多，有的答案听起来还让30多年前初学新闻、迈入新闻殿堂的我心潮澎湃：无冕之王、瞭望的灯塔、道义、责任、良心……激扬文字，指点江山，让高层知晓江湖事，也让民间参与庙堂言。

但是现实告诉我，当下，有些新闻媒体更像一家公司。

主要原因在于新闻媒体的高度市场化。

有些媒体追求的利益是什么？

表面上看，当今有些媒体追求的利益，更多应该属于追求轰动效应。对于这种轰动效应，网站叫“点击率”，报纸叫“发行量”，电视叫“收视率”，自媒体叫“流量”。而只有当你的点击率、收视率、发行量、流量上去了以后，才有人在你这家媒体上投广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媒体已经成为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企业。

坦率地讲，有些媒体就是公司，记者、编辑不过相当于公司里的员工，而新闻不过是媒体这条流水线上每天生产出来的产品。这个产品生产出来以后是供我们大家来消费的。我们每天其实都在消费新闻。

那么，什么样的新闻最容易带来轰动效应，进而能够吸引来广告商呢？

或者说，什么样的新闻人们才爱看？

国外媒体有句著名的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不用说，那当然就是负面的、灾难的、曝光的、闻所未闻的……这类新闻容易引起人们的关心。

在有些新闻媒体上，每天数百万辆汽车安全行驶不是新闻，出了车祸才是新闻。

这才是媒体利润的来源点。

悲剧的感染力远大于喜剧，负面新闻的传播力远大于正面。

而这些丑闻、灾难，它们最容易发生在谁身上呢？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政府、企业、学校、医院、司法等这些和百姓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公共服务部门和公权部门。

让一名优秀党员的形象深入人心需要极其高昂的传播成本，但是使一名贪官闻名全国可能只需要一夜的时间。

所以，无论是追求经济增长的地方政府也好，还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也好，与新闻媒体虽然在追求盈利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但是在追求这个目的的途径上产生了冲突。

当然也决不能否认媒体承担的舆论监督的天赋职能。

更要命的是，这种追逐经济利益的新闻报道中更容易裹挟进强烈的民众情绪。

当危机发生以后，作为公众利益代言人的一些新闻媒体，无论出于为民请命的社会责任，还是出于追求利润的经济驱动，它们都会选择站在网友或者说老百姓的这一面，而站在政府和企业这类组织的对立面。

这是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当政府与公众、企业与消费者、医院与患者等产生矛盾与冲突的时候，这个矛盾、纠纷、冲突、对立在媒体、网友眼中，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好看的故事。

对于任何媒体来说，好故事永远都是稀缺资源。

10岁小学生是否因为受到一次批评而选择轻生？高考生如何被人顶替？一个贫困县为了形象工程怎么花掉的400亿元？知名乳企有没有挟持乳品标准？一本垃圾书如何做到让当地媒体为其站台背书还卖到断货……这里面可以挖掘出多少直抵人心、惊心动魄的故事啊！

当然，现在记者的指代范围很广，每一名网友，每一个拿手机的人，都可以是一个新闻记者。

那么，什么样的故事好看进而最容易引人关注？

往往是两种：一种让人喜出望外；一种让人义愤填膺。

然而，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我们都知道，让人喜出望外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但是你挑动他们不断地生气，这个要容易得多。

那进一步讲，什么样的故事最容易激发起公众心中那种愤怒的情绪？

比方说，大灰狼和小红帽的故事。小红帽弱，大灰狼强，最后小红帽打败大灰狼，这个故事好看。如果故事一开始，大灰狼上来就把小红帽吃了，这故事没法讲了。

《三国演义》里面那么多战役，可为什么赤壁之战最有名？孙权、刘备是弱的，曹操是强的，弱战胜了强，这个故事好看。

这样看来，是不是那种具有力量强弱对比悬殊的故事才容易引发关注？

2019年，一辆保时捷汽车和一辆奇瑞汽车撞在一起，就引出了重庆“帽子姐”的事件。如果一辆夏利和一辆奇瑞撞在一起，你会感兴趣吗？

那么在网友的心目中，孰强孰弱？

每当与公众、消费者、患者等产生矛盾与冲突的时候，发生危机的时候，陷入舆论战的时候，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医院也好，作为掌握着权力、掌握着资源、掌握着技术、掌握着信息、掌握着规则制定、掌握着解释权的一方，当然会被看作是强势的一方。

那在这种力量强弱对比悬殊的好看故事里，大家有没有发现始终存在一个共同的规律？

就是那个强势的一方会天然地被认定为一个“坏人”。

没错吧？

其实，新闻媒体和具体某一个政府单位、企业、学校、医院等并没有仇，只不过是在一个力量强弱对比悬殊的好看故事里，强势一方被舆论强行按在了那把“坏人”的椅子上。

对不起，请你入座。

就这么简单。

古罗马有位执政官叫塔西佗，他认为在个人或组织缺失公信力的前提下，说真话说假话一样会受到质疑，干好事干坏事大家都会认为你干坏事。可以说，一些地方政府、企业等机构在很多网友的心目中，陷入一种有错推定乃至有罪推定的“塔西佗陷阱”。

人们的感觉就是事实，只要大家都认为你做了坏事，那么你究竟做没做坏事已经不重要了。

激发愤怒的情绪往往是一些媒体获得公众注意力最简单的方法。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希光教授说：“很多媒体已经不再靠事实来引导公众，而是靠心理来煽动公众；媒体忠于的不再是真相，而是公众的情绪。”也就是说，一些媒体在报道新闻的时候，未必是理性、对称、平衡地报道，而是从市场上多数人的心理预期出发，满足公众的偏见而不是削弱公众的偏见，更不要说某些充满火药味，整天像“打了鸡血”的自媒体。

愤怒新闻学、尖叫新闻学大行其道。为了追求收视率、点击率、发行量，为了带来流量，为了吸引广告商，个别媒体可以迎合一部分人的趣味和情绪，甚至通过触碰社会的道德底线和公序良俗来得到滚滚财富，各类选秀征婚节目中的道德出位就是例子。在利益的渗透下，商业炒作、网络推手、网络打手等不断出现，娱乐化和庸俗化也日益盛行，尤其是网络媒体。网络一方面成为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同时也与网民狂欢、“审丑”现象结伴而行，调侃、恶搞现象严重。炒作改变命运，直播带来新生，个别涉嫌低俗色情、暴食恶搞、未成年人表演、低龄婚姻等亚文化甚至反文化内容也时有出现，“炫内裤”式的网红文化大行其道。李希光教授认为，当收视率、发行量、点击率成为一切的时候，你能指望这类媒体提供多少客观、公正和具有真正人文情怀、没有功利色彩的东西呢？

在李希光、孙静惟写作的《发言人教程》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则关于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故事。

1870年，马克·吐温来到纽约，见到了《纽约太阳报》的总编辑达达先生。马克·吐温向他请教办报成功的经验。

达达总编辑说：“报纸要想成功，每天必须发表一篇轰动、煽情的新闻，如果没有就编一条。要大力诋毁广大读者讨厌的人，要大力歌颂广大读者喜爱的人，为他们树碑立传。永远要赞扬群众喜闻乐见的人和事，除非你确保可以通过诋毁的手段在报纸上把这个人搞臭；要永远歌颂那些有钱人，如果得罪了有钱人，那你的报纸也就完了。”

这时，一个达达手下的记者忽然闯进来，气喘吁吁地说：“现在满城都在风传马克·吐温死了，是否可以作为明天报纸的头条？”

“我还没死呢，我正在和你们的总编辑聊天。”马克·吐温说。

不料达达先生忽然跳起来对马克·吐温说：“你不死，是你自己不想死，但是没有人不让你去死。你的死亡消息明天必须见报，因为我要对我的读者负责。我们的报纸需要贴近读者的需求，发表读者希望看到的新闻。”

然后，达达总编辑掏出纸和笔，“现在由我来采访你，马克·吐温先生，请问你在生前都干过哪些见不得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