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恩夜中学

18岁那年，也就是我去香港的第3天，久违的学校在夜里向我打开了宽敞的大门。

我的六姐为了让我尽快地适应香港，并为未来的职业储备知识，在我去香港的当天，专程从台湾赶回来，帮我在“救恩夜学校”（基督教会为平民子女所办的学校）报了名，学习英语。

迈进教室的那个瞬间，一股电流窜导全身，我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幸福。这似曾相识的环境让我产生了强烈归属感。当然这是夜校，暖黄的灯光均匀地洒在书上，老师柔和的声音像夜曲一样在宽敞的教室里缭绕，这一切宛若在静夜做着美梦。第一个晚上我浮想联翩，委实没有把老师教授的东西吸收到头脑里去。但希望的种子已经发芽，封存的火苗已经燃起，我会抓住这一次良机让自己有所提高。

我曾经是那么一个渴望读书的孩子，在心底曾强烈地渴望把小学读完，虽然因为家里成分不好，不能当上班长，但我在班里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在读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对我说：在学校也学不到什么，你就回家帮忙吧。这句话不啻是一场暴雨，突然把我的眼眶浇湿，我无法抗辩，任由眼泪打转。这之后我更加沉默了，闭上眼睛就想起同学，想起教室里琅琅的读书声。

有一个场景我现在还记忆深刻：有一次，我去割草，喂养家养的葵鼠，突然看到了学校的同班同学正列队跑步朝我的方向奔来，我的第一反应是钻进旁边的甘蔗地里。藏身在绿色的田间，掀开叶子，看到同学脸上灿烂的笑，我由羡慕转向悲伤，说不出来的自卑充斥内心，不禁抽泣起来。很久很久，当我确认同学们已经跑远了，才从甘蔗林里走出来，接着割草。

我从未放弃对学习的渴望，自己借来了初中的语文课本，边做家务边自学。父母看到我对学习的痴迷，也帮我找了一个赋闲在家的远房亲戚来教我语文。他是黄原雨老师，年轻时留学日本，想当年他也许是像鲁迅先生一样的热血青年，学成归国一心要唤醒乡亲父老的守旧麻木，可惜壮志未酬，却被打成“右派分子”。

那些日子，我和弟弟经常跑到老师家里，把他的家当成我们的教室，认认真真地学习。在他的教导下，我读懂了《呐喊》和《彷徨》。可能是因为教学欲望被压制很久了，我的老师对我倾注了所有的心思，他轻声细语地读，可发声却像锤子砸在水泥墙上那般的干脆和苍劲。老师是想让他的讲授像针芒一样刺进我全身，一个字也不让我忘记。

后来家人又帮我物色到一位古文老师，廖先生。同样是在老师家的一个小屋子里，同样是我和弟弟，在那张小小的书桌前，我接触到了《滕王阁序》那样优秀的古典名篇，同时还接触了一些简单的英文，为我打下了中文和英文的底子。因为他“右派”的身份，在教我读完《滕王阁序》后我们的教学不得不中止。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感恩能遇见这样两位好老师，也常常能想起去老师家时穿过的那条清澈的小河，那是我清苦的童年时光里闪亮的部分。18岁以前的时光，伴随着我对知识的渴望，对上得起学的孩子的羡慕，对贫穷的自卑，难以磨灭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现在，我又走进了学校。

久违的学生生活让我兴奋不已。但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与人群的格格不入。我的衣服搭配很土气，也很旧，很多是姐姐们穿过的；身材显得偏胖（跟我现在的体重比起来，当初可谓是胖得离谱了）；发型也显得相当古板。这些只是外表上的，最糟糕的要算我说话时的口音。

在课后交流的时候，同学们的广东话里夹杂着英语，很多时候他们讲的话我都听不懂。有一次下课的时候，同学们大声说一起去“dinner”，我连忙搜索枯肠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我的英语发音不准，往往引人发笑。这一切都让我更加自卑和压抑，我觉得自己离人群越来越远，仿佛只有躲在一个角落才能找到内心的宁静。

但我并不甘心，当同学交流的时候，我总是竖起耳朵听，并慢慢地按照他们的发音去矫正自己，晚上则抓紧时间复习，一刻也不敢懈怠。

对于衣着形象，我偷偷地观察同学们的着装习惯，试着自己去调整，也渐渐地与同学们接近起来。

也许是因为我的改变，我逐渐被同学们接受了，开始融进他们的圈子里。这对于自信心的树立很重要，也有助于我在工作上走出角落，抛掉自卑的情结。

在报救恩夜中学学习的同时，我还报了东南商学院的“会计簿记”课程。

在去香港的第10天，我正式去该学院插班。这个课程一年结业，我插班的时候已经开班3个月了，也就是说我必须要用9个月的时间掌握它。

当时我是周一至周五7点到9点半去救恩夜学校；周六、周日6点到9点去东南商学院。

那时候晚上下班后，从公司赶到救恩夜中学需要半小时；到东南商学院需要一个半小时。一下班，我只能买个面包当作晚饭，每晚学习结束回到家里再喝点汤。日复一日，也并不感觉辛苦。

由于时间特别紧的缘故，再加上初学，“会计簿记”这门课程学起来让我倍感吃力，但在我们的“一脚踢”校长梁先生，也是我们的授课老师的帮助下，我的会计课程进步得很快，也终于在9个月后拿到了结业证书。

在东南商学院的学习经历使我具备了一定的会计基础，为我后来考香港理工学院工业会计专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