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贵阳

在计划经济时代，尤其在当时“铁饭碗”盛行的时代，不识字的陶华碧，嫁给了一个知识分子——地质工程队会计，就等于“衣食无忧”。

随后，作为地质队的一名随队家属，基地就像一艘流动的船，船到哪里，队员和家属就搬迁到哪里。查阅资料得知，在206地质大队数十年的岁月中，共经历过七次搬迁，见表1-1-3：

鉴于此，跟随丈夫进城的陶华碧，不得不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工作。如前所述，陶华碧没有进过一天学校，即使是作为随队家属，要想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是相当困难，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自主创业的可能性近乎为零。

究其原因，在改革开放之前，个体经济也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清理掉，经营者也要“批斗”，这样的社会环境深深地烙印在陶华碧的记忆中。与一般中国农村乡镇不同，湄潭县的永兴镇是贵州省著名的商业重镇，盛产茶叶、大米、辣椒等经济作物，而且是黔北通往黔东和湘西的中转站(8)。迅猛的、范围甚广的风潮无疑影响了已经记事的陶华碧。

2008年11月29日，由贵州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省中小企业局正式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贵州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报告》就明确提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私营经济是坚决取缔的，个体经济也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进行清理。在1978年底时，贵州城镇个体经济只有1644人，私营经济则为零。贵州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9)

随着中国大变革时代的到来，之前严禁经商的政策逐渐解冻。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顺利地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地拉开，这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崛起提供了源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深处内陆的贵州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作用。在这样一波浪潮下，政策的支持使得原来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已经不复存在。贵州省的个体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私营企业也开始出现。到1979年底，全省有个体工商户8530户，从业人员11870人；1981年末，全省非公有制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有4个，非公有制企业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净产值达到261万元。(10)

在政治中心的北京，这样的变化更加明显。1978年11月27日，34岁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工程技术员柳传志还在按照一杯茶和一张报纸一天的模式上班。走进办公室前的柳传志先是到传达室领取一把热水瓶，与看管传达室的工作人员开了几句玩笑，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箱格子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

20多年后，柳传志回忆道：“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吴晓波在撰写文章时，提到柳传志可能记错了。吴晓波的理由是，从现在查阅的资料看，日后创办了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可能有点记忆上的差失。因为在已经泛黄的1978年的《人民日报》中，并没有如何养牛的文章，而是有一篇科学养猪的新闻。在这天报纸的第三版上，有一篇长篇报道是“群众创造了加快养猪事业的经验”，上面细致地介绍了广西和北京通县如何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如“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等等。柳传志看到的应该是这一篇新闻稿。(11)

吴晓波坦言，关于柳传志看的报道是养牛还是养猪，这已经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1978年的冬天，一批像柳传志这样关注政策变化的人已经开始“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他们深处寒意料峭的初冬，但是却明显地觉察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与时代一起共振的还有个体工商户。1980年9月30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翠花胡同，只有四张桌子的悦宾餐馆起灶开张营业。之前一天，北京市东城区工商局的一位领导特地检查了悦宾餐馆，且很仔细地把悦宾餐馆看了一遍，同时还询问了餐馆开业准备的详细情况。临出门时，该领导对经营者刘桂仙语重心长地说：“这可是上面批的第一家个体饭馆，你要好好开，千万别给政府抹了黑。”

开张当天，翠花胡同里的顾客爆满，一看见餐馆开门就直接往里挤。为了更有效地营业，刘桂仙不得不让顾客排队领号，甚至餐馆里的原料都用完了，等着就餐的顾客也不肯离开。

让刘桂仙没有想到的是，悦宾餐馆的顾客一天比一天多，一家人根本忙不过来。没办法，刘桂仙只好定出了1个人10元钱的标准，顾客必须预订，当时72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74家新闻单位的记者甚至都闻讯赶来一睹悦宾餐馆开业的盛况。一些外国顾客在就餐后以外币支付餐费，刘桂仙不认识外币而不敢收。

在接待外国大使和新闻媒体的同时，外国记者提的问题都差不多：“这饭馆是你自己开的，还是政府要你开的？”“你担心自己将来挨批斗吗？”“你挣了钱会不会被别人拿走？”……面对诸多的问题，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的刘桂仙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也想找人问问媒体关心的问题。

当刘桂仙为此疑惑之际，1981年的中国农历大年初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陈慕华来到悦宾餐馆，鼓励刘桂仙好好干。

得到副总理的认可，刘桂仙悬着的心总算是落地了。等副总理离开后，刘桂仙购买了两大麻袋鞭炮，庆祝悦宾餐馆的顺利经营，鞭炮足足响了半个多小时。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浙江率先扬帆起航。1980年12月11日，敢为人先的19岁浙江省温州籍姑娘——章华妹勇闯商海，领到了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工商证字第10101号”营业执照。

这张用毛笔字填写并附有相片的营业执照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浪潮，其历史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它是由政府颁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章华妹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合法的个体经营户。章华妹很快就成为一名万元户。

接到领取营业执照的通知时，章华妹欣喜之中却略带顾虑：一旦领取营业执照，必然会登记在册，以后再“割资本主义尾巴”时，营业执照将成为一个铁的证据。正在犹豫中的章华妹得到父亲的支持。其父深信，既然政府说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领取营业执照断然不会有错的。

在父亲的支持下，章华妹才勇敢地领取了营业执照，把它高高挂了起来。之前，章华妹的同学见了她都把脸转过去；不久，社会上就有了这样的顺口溜：“政治上是光荣户，生产上是斗争户，倒不如去当个体户。”那一纸证书，成了光荣的证据。(12)

可以说，改革开放让家族企业迎来蓬勃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家族企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家族企业的种子在华夏大地遍地开花。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数十年经济的迅猛发展，给规模庞大的企业家群体创富提供了条件。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浪潮中，贵州也在缓慢起步。1982年年底，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83年，国务院发布规定，明确城镇个体工商业及其合作组织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1984年，贵州省工商局出台《发展工商户的十条措施》，结合实际鼓励个体工商业发展。(13)

成千上万的个体户此刻正在华夏大地上以“星星之火”之势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此时的陶华碧只是地质队的一名随队家属，没有过多的创业想法。为了补贴家用，陶华碧只好在地质大队里找一些“临时活”做。例如，挥举“八磅锤”击钎碎石，又如挑运泥土“平机场”。

如此繁重辛苦的工作，对于在贵州长大的陶华碧来说，也算是家常便饭。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陶华碧像其他普通人家一样，过着靠工资和临时务工所得收入，与邻居相差无几的日子还是十分幸福的，他们夫妻相濡以沫，多年依旧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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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齐飞．“老干妈”诞生记［J］．中国企业家，2007（17）：60-61.

(2)俞为洁．无心插柳：论辣椒在中国的选择性传播［J］．美食研究，2019（01）：01-06.

(3)俞为洁．无心插柳：论辣椒在中国的选择性传播［J］．美食研究，2019（01）：01-06.

(4)黄语贤．被老干妈抛弃的贵州辣椒［J］．商界，2015（02）：62-65.

(5)布兰登·伯瑞尔．辣椒为什么这么辣？［J］．品牌与标准化，2010（06）：59-61.

(6)戴雄泽．漫话辣椒的起源和传播［J］．辣椒，2008（03）：48-49.

(7)王永平，张绍刚，何嘉等．国内外辣椒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J］．现代农业科学，2009（06）：267-270.

(8)王宁，聂毅．从路边摊到辣椒王国——老干妈陶华碧的传奇人生［J］．大陆桥视野，2005（09）：46—47.

(9)贵州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省中小企业局．改革开放30年贵州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报告，2008-11-29.

(10)贵州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省中小企业局．改革开放30年贵州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报告，2008-11-29.

(11)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年（上）．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003—003.

(12)刘青松．人民不会永远沉默：真话［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13)唐福敬，黄莎莎．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老干妈”——陶华碧一家调制的贵州味道［J］．当代贵州，2008（24）：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