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代的“她力量”(《复旦金融评论》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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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女性生产力

在封建时代,女性从呱呱坠地起就注定不能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去选择职业,除了生儿育女,她们一度没有“职业”可言。因为没有市场工资、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照顾家人、操持家务不被视为一份“工作”。

而事实证明,限制女性的职业发展不仅有悖于社会中一半人口的利益,也会妨碍一国的经济发展。

东汉的蔡文姬、南北宋交界期的李清照、19世纪的简·奥斯汀、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等女性作家,居里夫人、屠呦呦等女性科学家——她们的非凡表现都说明:只要给予机会,女性的才华绝不在同时代的男性之下。她们通过文字与行动表达女性的自尊、自爱、自立、自强,也帮助唤醒与增强了更多女性的独立意识。

20世纪20年代与70年代,两次女性思潮风起云涌,妇女走上街头,呐喊权益平等,这也是国际妇女节的滥觞。

我在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开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曾在南太平洋某岛国对女性生产力有过一个具体直观的认识。2014年的一次大飓风把该国某岛北面的输电系统大幅摧毁,包括电杆倒地和电缆折断,其灾后重建项目依赖亚开行的赠款与低息贷款。该国习俗里重男轻女,女性就业机会很少,比如国有电力公司里几乎没有女性员工。亚开行支持的基建项目往往涉及促进男女平等的内容,在该国的重建输电系统的项目里就要求必须开始多雇女工,而且要同工同酬。我在2015年春访问该国时,重建工程还在进行,碰巧遇到一个由三位女工组成的小组,开着带升降器的卡车,把输电缆放上一个约15米高的电线杆上。

我问陪同视察的一位电力公司高管,雇佣女工的效果如何。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一开始公司高管都认为架电线是个体力活,女工做不了,或者效率会很低。但迫于亚开行的要求,加上灾后重建的期限又紧,公司很不情愿地雇了许多女工。架电线的工作分别由许多三人小组完成。大约一半的小组由三位男工组成,另外一半的小组由三位女工组成。小组之间的相对效率很容易比较,就看一个工作日下来能完成架放几公里的电线。第一批女工一开始上班就可以看出,她们的体力不如男同事们。但没想到的是,男工组每架一段电线后就休息片刻,而女工组能够保持稳定速度几乎不休息,结果一天下来女工组完成架放电线的长度不比男工组少,往往还略多一点。结果公司的总裁在实地考察后也认识到女工与男工起码一样强,之后决定在没有亚开行贷款的项目里也开始大量雇佣女工,一下子给该国妇女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

这个太平洋岛国的故事告诉我们,许多女性能力弱或效率低的说法不是来自事实,而是来自先验的偏见。企业也好,国家也好,需要给女性创造更多的机会,而不要先验为主,只有在实践中观察了以后才可以下结论。

现在中国许多高校的本科生里,女性数量开始超过男性。类似现象四十年前就开始在美国出现。美国商科本科生中女性比例由20世纪70年代的9%剧增至如今的37%。女性劳动参与率迅速增长,由1970年的50%提升至1980年的64%,也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蓬勃发展。

在日本和韩国,女性的就业率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扭转GDP增长率的途径之一就是提高女性在这些国家的就业率。据高盛在《女性经济学4.0:言出必行》(Womenomics 4.0:Time to Walk the Talk)的报告中估计,如果能弥合职业发展上的性别差距,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有望提升13%。其他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也需要思考怎样做才能让女性生产力更好地发挥出来。

“她力量”是强大的生产力。麦肯锡2015年报告《性别平等如何为全球经济创造12万亿美元的增长》(How Advancing Women’s Equality Can Add$12 Trillion to Global Growth)测算,女性在家庭中未被支付的工作量,其实际价值相当于10万亿美元,大约是中国GDP规模;如果所有照料家庭的女性组成一个“国家”,将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8年报告《平等的力量:亚太地区性别平等之路》(The Power of Parity:Advancing Women’s Equality in Asia Pacific)估计,通过促进性别平等,预计到2025年亚太区年度GDP总量将提升4.5万亿美元,比通常情景高出12%的增幅。这一额外的GDP数值,相当于每年德国和奥地利的经济规模之和。其中,中国将获得最大的GDP绝对增量,为2.6万亿美元,比通常情景下的增幅高出13%。

与亚太区的其他国家不同,在“妇女能顶半边天”口号的感召下,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一度超过发达国家,1990年高达73.2%。近年来,中国女性劳动参与度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一方面,是因为以前比较高的参与度来自贫困加上计划经济制度,而现在在向世界平均水平靠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女性参与高质量就业不足,使得许多仍然年富力强、但刚过50岁的女性不愿意留在就业市场上。

纵观全球,女性一直是企业领导者的少数,在职业收入上也远逊于男性。德勤2017年调查报告《董事会中的女性》(Women in the Boardroom)显示,在全球各地的企业董事会中,女性比例仅占到15%。在中国,这一比例为10.7%。

从自由竞争的角度来看,如果女性的能力真的不如男性,那么不胜任的女性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从调查来看,性别多元化与公司绩效具有相关性,拥有更多女性高管的企业,回报率和生产力反而比较高。

小结一下,对于韩国、日本以及南亚的几个国家而言,增加妇女就业机会是改革的一个重大方向。对于中国而言,迫切的不是增加女性总体劳动参与度,而是不断提高女性在职场中的就业质量,包括让更多女性有机会成为政府和企业的领袖,这不仅会改善公平,也会提升社会与经济运作的效率。

解锁女性生产力,为企业和社会创造价值,正当时。

《复旦金融评论》主编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