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劳动密集型工业就业与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劳动密集型工业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发展演化与升级上，在产业转化中就业所发生的一系列动态变化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

1.国外研究现状

对于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发展趋势，学者们有大致相同的认识，各国产业增长模式基本上沿着资源密集型—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熟练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方向进行（Bela Balassa，1977年）。工业化后期劳动密集型工业趋于衰退，重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资本深化和重工业化是工业化升级的必然结果（Hoffman，1958年）。随着劳动密集型工业经济的增长，就业也随之发生变化，只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

在发达国家，随着劳动密集型工业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就业人数将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少。但如果在这一自然转化过程中扩大了资本存量，实现了资本深化，那么这一转化过程中的就业总量可能不会降低，反而会增加（Galenson、Leibenstein，1955年）。不过，事物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往往技术水平较低，以非熟练劳动力投入为主，因而当国家间存在劳动力比较差异时，比较劣势国（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将通过国际贸易向比较优势国（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可能对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工业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影响。当发达国家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后，国际贸易对工业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影响并不乐观，劳动密集型工业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迁移，形成转出国（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美国提出的。近年来，日本在各产业中广泛应用该概念，解释其产业衰退（Cowling、Keith、Tomlinson、Philip R.，2011年），并认为中国是造成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的主要力量（Kim、Yong Jin，2007年）。产业空心化同时使就业人数减少，一些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撑了这一结论。南北贸易对发达国家非熟练工人有不利影响（Wood,1995年）。20世纪70年代，欧洲共同体6国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导致各国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就业总量下降，使就业结构发生了改变（Schumacher,1984年）。美国20世纪80年代非技术工人就业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劳动力比较劣势带来的产品境外加工贸易的增加（Hanson、Feenstra,2000年）。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发达国家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已实现了资本与技术密集化，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其工业发展与就业基本不受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Blattman、Hwang、Willanmson,2007年）。

当发达国家向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工业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快速扩张，这种扩张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从而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就业（Ranils,1981年；Krueger,1981、1983年）。然而，由于竞争等原因，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Paul Prebisch，1950年；Singer,1950年），Singer等（1999年）用实例论证了这一结果。在这一条件下，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短期内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在长期会使那些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遭受“贫困化增长”（Bhagwati，1958年），之后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awada、Yasuyuki，2009年）。所以外向型的发展中国家短期就业人数将会增加，而长期当出现贸易条件恶化时，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2.国内研究现状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有大量劳动力，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增加就业应通过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促进经济起飞、实现产业升级的途径来实现。为此，我国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经验，在国际贸易中，按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不断积累资本和技术要素。当高级生产要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是自然而然之事（林毅夫，1994年、1999年、2003年、2005年、2007年、2008年；蔡昉，2005年）。因而正如凯恩斯就业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在具有比较优势的条件下对外贸易的扩张及由此带来的工业经济增长有利于我国就业总量增加（邱高飞，2010年；胡昭玲、刘旭，2007年；周申、李春梅，2006年），就业结构优化（张华初、李永杰，2004年；王燕飞、蒲永健，2009年）。

然而，利用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可能使我国工业发展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出现贫困化增长（洪银兴，1997年）。中国和日本、南美和北美、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对比结果显示，依靠技术引进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使自主创新受到了严重影响（路风，2007年），因而经济繁荣是短暂的，对长期发展来说是毁灭性的（杨小凯，1994年、2001年、2004年）。龚家友、钱学峰（2003年）和刘亚丽（2010年）分析的结果认为我国面临贫困化增长的危险。贫困化增长的出现必然对劳动密集型工业就业产生影响，如果我国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路线，则短期可能会增加就业，但贫困化增长出现后将无助于我国就业的长期持续增长（吕民乐，2004年）。从某个角度讲，劳动密集型工业解决的是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却造成了熟练劳动力就业困难，是一种短期行为（孙祖芳，2003年；陈颐江，2010年）。这种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工业就业发展模式抑制了人力资本的提升，影响了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及其产品竞争力与资本积累能力，最终阻碍劳动密集型工业的经济增长（俞宪忠，2016年），从而降低就业数量，阻碍就业结构优化，这是比较利益陷阱与贫困化增长的一个严重后果。

然而，结合中国现实经济发展状况并运用不同的理论，李辉文（2004年）、谢飞（2003年）、刘娟（2005年）、林桂军和张玉琴（2007年）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贫困化增长。在我国劳动密集型工业经济快速增长带来就业增长的同时，人口红利正逐步下降，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用工荒”（蔡昉，2007年、2010年）与“技工荒”并存的现象（姚先国、周礼、来君，2005年）。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工资增长率与单位劳动力成本开始提高，削弱了产品竞争力（孙文凯，2014年；都阳、曲玥，2012年）。因此，为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产生的不利影响，我国开始依托自主创新来推动劳动密集型工业的经济增长（洪银兴，2010年），这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方向转变（曲玥，2017年；肖尧、杨校美、曾守桢，2017年），正在走出贫困化陷阱。在劳动密集型工业升级过程中，由于资本与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就业增长率大幅放缓（王炜、孙蚌珠，2014年）。林玲、张晓琴（2009年）的实证分析结果证明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就业拉动作用已大幅下降，以比较优势促进就业的策略拒绝劳动力增加的趋势开始显现（袁富华，2007年）。就业相较于其他因素，对劳动密集型工业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已逐渐减弱（王炜、孙蚌珠，2014年）。但邱高飞（2010年）却认为，我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迅速增长，出口结构的优化在促进就业增长的同时，也拓宽了就业空间，带动了就业结构优化。从长期来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就业的增长效应更为突出（赵建军，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