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一百米需要心脏停止跳动多久，蜘蛛的一条生命有多沉重，为什么我的伤心汉要给那条恐怖的河流写信，作为魔法师的“未完结”领导同志能有什么法宝
斯拉夫科爷爷用奶奶的晾衣绳测量了我的脑袋，于是我就有了一顶魔法帽：一顶用硬纸板糊成的尖尖的魔法帽。斯拉夫科爷爷说：“其实我还没有老到可以陪你这么瞎胡闹，而且你也长大了，不该这么胡闹了。”
我拿到了一顶魔法帽，上面点缀着黄色和蓝色的星星，星星还拖着黄色和蓝色的尾巴。我又剪了一片镰刀似的小月牙和两枚三角形的火箭。一枚火箭上坐着加加林，另一枚上面是斯拉夫科爷爷。
“爷爷，戴上这顶帽子，你就在哪儿都看不到我了！”
“我倒希望这样！”
在那个夜晚，爷爷去世了。当天清晨，他用树枝给我做了一根魔法棒，他说：“帽子和手杖里藏着一种魔力。戴上帽子，挥一挥手杖，你就成了不结盟国家[1]里最强大的实力派魔法师。只要和铁托思想一致，遵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章程，你以后就能让许多事情发生彻底的变革。”
我不相信魔法，但我不怀疑爷爷。给我戴上帽子的时候，爷爷严肃地说：“最珍贵的天赋是创造，最大的财富是幻想。亚历山大，你记住这句话，你要把这个世界想象得更美好。”说着，他把魔法棒递给了我。这一刻，我的一切怀疑都烟消云散。
因逝者而感到悲伤是一件很普遍的事。在我们这儿，当周日、雨天、咖啡和卡塔里娜奶奶碰到一起的时候，悲伤也就来了。奶奶最喜爱的是那个把手上有裂缝的白色杯子。她从杯子里啜饮着咖啡，哭泣起来，回忆起所有逝去的人和他们生前做的一切好事。今天，家人和朋友们都陪着奶奶，因为我们怀念两天前去世的斯拉夫科爷爷。但他只是暂时去世，等我找到魔法棒和魔法帽，他就会回来。
在我们家里，还没有去世的有爸爸妈妈，还有爸爸的兄弟——博拉叔叔和米基叔叔。法蒂玛外婆是我妈妈的妈妈，身体还算硬朗，她身上只有耳朵和舌头死了——她聋得像大炮，哑得像落雪。戈尔达娜婶婶也没有去世，她是博拉叔叔的妻子，而且怀孕了。戈尔达娜婶婶天生金发，在我们家族的黑发海洋中，她就像一座金色的孤岛。大家都叫她“台风”，因为她的活力是普通人的四倍，跑得比普通人快八倍，说话比普通人急促十四倍。从马桶走到盥洗池，她就像冲刺一样飞奔；在商店收银台前，收银员还根本没来得及录入金额，她就早已算清了所有账目。
因为斯拉夫科爷爷的去世，他们都来看望奶奶，聊着台风婶婶肚子里的新生命。大家都相信，最晚在周日，或者再晚一点，在周一，婶婶就会生下宝宝。这比正常情况早了几个月，但孩子已经和九个月时一样成熟了。我建议叫这个孩子“飞毛腿冈萨雷斯”[2]。台风婶婶摇着头，她金色的卷发也随之摆动：“难道我们是墨西哥人吗？女孩又不是老鼠！她应该叫埃玛。”
“斯拉夫科，”博拉叔叔轻声地补充说，“如果是个男孩，就叫斯拉夫科。”
今天，那些穿着黑衣、在卡塔里娜奶奶家喝咖啡、不时偷偷望一眼沙发的人都对斯拉夫科爷爷怀着极大的善意，对他的爱无处不在。当卡尔·刘易斯在东京创造世界纪录的时候，爷爷正坐在沙发上。在9.86秒之后，爷爷去世，他的心脏和卡尔·刘易斯进行了一次并驾齐驱的赛跑——心脏停止了跳动，卡尔像一个疯子一样停了下来。爷爷喘着气，卡尔把双臂甩向空中，奋力挥舞着一面美国国旗。
吊唁的客人们带着夹心巧克力糖、方糖、科涅克白兰地和烧酒。他们想用甜蜜来抵消奶奶的哀痛，用酒精来麻痹自己的悲伤。男人的悲伤闻起来像须后水，他们在厨房里站成一圈，把自己灌醉。悲伤的女人和奶奶一起，围着客厅的桌子坐着，为台风婶婶肚子里的新生命叫什么名字而出谋划策，讨论着孩子在出生后头几个月最健康的睡姿。提起爷爷的名字时，女人们切着糕点，互相递给对方。她们给咖啡加糖，用看起来像玩具餐具的勺子搅动着杯子里的液体。
女人们总是在夸赞糕点。
太奶奶米列娃和太爷爷尼古拉没在这里，因为斯拉夫科爷爷——他们的儿子，要去维勒托沃，回到父母的家：他应该葬在自己出生的村子里，叶落归根。在哪里出生和在哪里埋葬，我不太明白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也许，人也一定可以死在他长期生活和喜欢生活的地方吧。比如我爸爸可以死在我们的地下室里，他称之为“画室”，而且几乎从没离开过那儿，也许他可以死在他的画布和画笔下。奶奶无所谓葬在哪里，最重要的是，她要和女邻居们在一起，而且还得有咖啡和夹心巧克力糖。太爷爷和太奶奶百年之后可以葬在维勒托沃，在他们李子园的下面。对了，我妈妈经常去哪儿，喜欢在哪儿呢？
至于斯拉夫科爷爷，可以安葬在最好的故事里，或者在党务办公室的下面。没有他的生活，我也许还能忍受两天，到那时，我的魔法用具一定还会出现。
我很期待再次见到太爷爷和太奶奶。自从我留心观察以来，他们身上就从来没有散发过甜美的味道。他们平均大概有一百五十岁了。尽管如此，在整个家族里，他们却是和死亡距离最远的，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台风婶婶除外。但是台风婶婶不能算，因为就像博拉叔叔有时候说的，她并不属于人类，她属于自然灾害，而且屁股上有个螺旋桨。博拉叔叔这么开玩笑的时候，会亲吻婶婶的后背，这是属于他的自然灾害。
博拉叔叔的体重和我曾祖父母的年龄一样。
我家族中仍旧健在的还有卡塔里娜奶奶。在那个夜晚，爷爷伟大的心脏得了世界上发作最迅速的病。卡塔里娜奶奶恸哭：“斯拉夫科，你走了，我一个人该怎么活！我的斯拉夫科，我好惨！”
比起爷爷的死，更让我害怕的是奶奶的悲恸，那种顺着膝盖陡然跪下去的巨大悲恸：“一个人，我现在一个人可怎么活！”奶奶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在爷爷遗体的脚边苦苦哀求，唯愿自己也不在人世了。我的呼吸变得更快了，却没有变得更轻松。奶奶非常虚弱，我似乎觉得她的身体要完全瘫软在地上了。电视里，一个高大的女人跳到沙坑里，兴高采烈。奶奶喊来邻居们，大家解开爷爷衬衣的扣子，他的眼镜滑落下来，他的嘴巴斜耷着——而我和往常一样，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剪一些小东西出来，给我的魔法帽剪出更多的星星。刚经历过一次死亡，在之后这么短的时间里，我感到害怕。我看见奶奶放在电视机上的陶瓷狗已经翻落下来，而装着晚饭剩下的鱼刺的餐盘还躺在钩织出来的桌布上。我听着奔进奔出、忙忙碌碌的邻居们说的每一句话。在奶奶的啜泣和号啕之中，我还是听懂了一切。他们扯着爷爷的双腿，爷爷从沙发上滑下来，往前倒了下去。我躲在电视机后面的角落里。但是，即便躲在一千台电视机后面，我也躲不开奶奶变形的脸庞，躲不开从沙发上跌下的、肢体扭曲的爷爷，躲不开这样一种想法：我的祖父母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丑陋。
我多么希望自己当时把手放在了奶奶颤抖的背上——她的上衣已经被汗水湿透，我多么希望自己当时对她说：奶奶，别这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爷爷是党员，党是遵守共产主义者联盟章程的，我只是刚好找不到魔法棒了而已。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奶奶。
但她伤心得发狂，让我说不出话来。她大声喊着“别管我！”，她喊得越大声，我就躲在角落里，越没有勇气。邻居们离开爷爷，走向奶奶，想安慰这个伤心欲绝的女人，就像要把一些她完全不需要的东西卖给她。邻居们越这么做，奶奶就越恐惧地反抗。沾湿她面颊、嘴巴、下巴乃至渗进她的哀号的眼泪就像平底锅上的油一样，眼泪越多，我从客厅剪出来的细节也就越多：书架上放着马克思、列宁、卡德尔[3]的书，左下角摆着《资本论》，客厅里弥漫着鱼的气味，糊墙纸上贴着几根树枝，墙上挂着四张织花壁毯——乡间小道上玩耍的孩童，彩色花瓶里的绚烂插花，波浪起伏的湖面上的船，森林边上的小屋——在船只和小屋的上方悬着一张照片，照片的中央是相互握手致意的铁托和甘地，还有那句话：“我们怎么能把这一切和他分开？”
来的人越来越多，熙熙攘攘，相互挤占着座位，好像要补上什么没有做的事，至少像是不要再错过什么似的，要在死亡的附近尽可能地表现出生命的活力。爷爷的死太过突然，让邻居们感到恼怒，或者让他们有负罪感，低头看着地面。没有人能理解爷爷的突然去世，包括奶奶：“我好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斯拉夫科？”
三楼的阿梅拉阿姨倒在了地上，有人大叫：耶稣的心啊！另外一个人马上诅咒耶稣的母亲，大喊圣母玛利亚，顺带扯上了耶稣的几个家族成员。奶奶硬拽爷爷的裤腿，冲着两名带着箱子刚出现在客厅的卫生员乱打，哭喊着：“把手拿开！”卫生员在白大褂里面穿着伐木工人的格子衫，从爷爷的腿上拉开奶奶，仿佛从一块石头上扯一只附着在上面的螺。对于奶奶来说，好像只要她不放开爷爷，爷爷就不会死去。她不肯撒手。白大褂们在爷爷的胸口听着什么，其中一个在爷爷面前拿着一面镜子，说：“没了。”
我大喊大叫，我说：“爷爷还在，爷爷的死不符合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目标。你们走开，拿我的魔法棒来，我证明给你们看！”
没人看我。那两个伐木工人兼卫生员用一支笔往爷爷的眼睛里照。我拔出了电源插头，电视机沉默了。在插座的角落里，挂着松松垮垮的蜘蛛网的断丝。一只蜘蛛的死比一个人的死轻了多少呢？蜘蛛夫人会抱住它丈夫哪条死去的腿呢？我决定，以后再也不把蜘蛛关到瓶子里，慢慢地往里面注水了。
我的魔法棒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角落里站了多久，直到爸爸出现在客厅。他立刻抓住我的手臂，好像要把我抓起来。他把我交给妈妈，妈妈又拖着我经过楼梯间，到了院子里。空气里弥漫着杏子酒的气味，火焰在梅格丹[4]燃烧。从梅格丹眺望四周，几乎可以看到整个城市，也许可以看到院子，看到院子里一个黑色长发、棕色眼睛的年轻女人对着一个同样发色和杏仁眼的男孩弯腰。女人吹掉男孩额头上一绺一绺的碎发，她的眼里饱含泪水。在战场上听不见女人对男孩耳语了些什么，也许也看不出男孩点了点头。在这之前，女人死死地抱住他，久久不肯放开。而男孩的点头就像在许诺些什么。
斯拉夫科爷爷去世之后第三天的晚上，我坐在家里，在厨房里翻着相册。我把斯拉夫科爷爷所有的照片都从相册里拿出来，但我还不知道该拿这些照片怎么办。院子里，樱桃树正在和风搏斗，一场风暴。将来，我给了斯拉夫科爷爷复活的能力之后，下一个恶作剧就是给所有人捕捉声音的能力。我们可以把樱桃树叶之间的风、隆隆的雷声、夏夜的犬吠放到一本用声音做成的相册里。我在这儿劈柴，给壁炉烧火——我们就这样把声音组成的生活展示出来，就像展示在亚得里亚海岸度假的照片一样自豪。人不可能把声音攥在拳头里。我想把妈妈在美好时光里的笑容贴在她脸上，盖住她面容上的忧愁。
这些泛黄的照片带有宽大的白色边框，闻起来就像塑料桌布，照片上的人穿着奇怪的裤子，顺着裤腿的方向逐渐变大。一个穿铁路巡道工制服的小个子男人站在未完工的维舍格勒之前，目光直视前方，僵硬呆板得如同一名士兵：他是拉菲克外公。
拉菲克外公是我妈妈的父亲，他早就不在了，而且确实真的去世了，他是在德里纳河里淹死的。我几乎不认识他，但我能想起来和他一起玩过一个简单的游戏。拉菲克外公指着一个物体，我说出物体的名称、颜色，还有我看到这个物体时首先想到的东西。他指着小刀，我说：刀，灰色，火车头。他指着一只麻雀，我说：鸟，灰色，火车头。拉菲克外公指着窗外的黑夜，我说：梦，灰色，火车头。外公给我盖上被子，说：“晚安，愿你睡得像铁一样沉。”
我的灰色时期就是我看眼科医生的那段时间。医生什么也没诊断出来，只是发现我记东西太快，比如我可以很快地记住他广告上大小字母的顺序。医生对我妈妈说：“克尔斯马诺维奇女士，您必须让孩子纠正这个毛病。”说着，他给妈妈开了些滴剂，因为妈妈的眼睛总是红红的。
那个时候，我非常害怕火车头和火车。拉菲克外公曾带我去看已经停运的铁轨，他用手划着老机车头上正在剥落的颜色，咕哝着“你们让我心碎”，并把掉下来的黑漆放在手心里搓碎。在回家的路上——铺路石，灰色，火车头，我的小手放在外公那被鲜明的油漆碎片染黑的大手上——我出于对自己心灵的忧虑，决定友善地对待火车。如今，我们的城市早已没有火车经过。几年以后，头发很长的达妮耶拉——我没有回应的初恋告诉我，真正让我明白心碎的意义的是她，而不是火车，而我却一直在害怕火车伤我的心，这是多么幼稚。
剥落的油漆碎片，灰色的游戏：这是我对拉菲克外公唯一的回忆，除非老照片也能算回忆。我们缺少关于拉菲克外公的回忆。尽管一家人在喝咖啡时会讲述自己和其他家庭，也讲述自己家逝去的人和其他家庭逝去的人，但大家这时很少会想到拉菲克外公。从来没有人会看着咖啡渣叹道：“唉，拉菲克，我的拉菲克，你要是能经历这些该多好！”也从来没有人会猜测拉菲克外公如果活着，此时此刻会说些什么。外公的名字很少被提起，既没人感谢他，也没人责备他。
没有一个逝者比拉菲克外公去世得更彻底。
死去的人在地下已经够孤独了，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对拉菲克外公的回忆也变得这么孤独呢？
妈妈来到厨房，打开冰箱。她把黄油和奶酪放在桌子上，准备抹带去上班吃的面包。我看着她的脸，在她脸上寻找着拉菲克外公的影子。
当妈妈在桌边坐下，打开面包袋子的时候，我问道：“妈妈，你长得像拉菲克外公吗？”她正在切西红柿。我等着她回答，又问了一遍，这时候妈妈才停下来，刀刃正好停在西红柿的表面上。我又问：“拉菲克外公是个什么样的外公？为什么没人说起他？我该怎么知道我有一个怎样的外公呢？”
妈妈把刀放到一边，停下手头的活计。妈妈抬起眼睛，看着我。
“你没有外公，亚历山大，你只有一个伤心汉。他为自己的河流和土地感到哀痛。他跪在地上，双手挖着自己的土地，直到指甲断裂，手指渗出血来。他抚摩着青草，闻着青草的味道，在草丛里像个最小的孩子一样哭泣——我的土地，你受到怎样的蹂躏，怎样地任人摆布啊！你没有外公，你只有一个蠢人。他终日酗酒。他吃土，艰难地咽下去，四肢着地，爬到河岸上，用河水漱口。你的这个伤心汉多么爱他的这条河！多么爱他的白兰地——你的这个蠢人，他只会去爱他看到的受奴役和受屈辱的一切。他只有酗酒，才能去爱。
“他从一家酒馆踉踉跄跄地出来，有一次把眼镜架弄变形了，另外一次尿得满裤子都是，那个臭！这时候，他喊道：德里纳河，这是怎样一条被忽视的河流，怎样一种被遗忘的美好！他跌了一跤，倒了下去，他想在河边站住，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这时候他哭了：年岁是一种怎样轻浮的怪癖啊。我们曾多少次在夜晚，在第一个桥洞下发现他，肚子朝下，手指紧紧地抠着，插入水面。肿胀的双手，青紫色，半握着拳头。他拿着花走进河里，拿着石头，有时候拿着白兰地的酒瓶。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多年了，自从不再有火车经过城市，自从这个伤心汉不再能够为火车调整铁轨、设置信号、抬起路障，他就开始走进河里，年年如此。他失去了工作，对此一言不发，没什么事可做了，也没什么话可说了。他被迫退休，没日没夜地酗酒来消磨退休的日子，最先是偷偷地在火车站喝——火车站也已经不是火车站了，只有原来的火车头还在那里。后来，他在河边喝，在城里喝，对河水与河岸充满了突如其来的、愚蠢的爱。
“你没有外公，你只有一个痛苦的人。他喝啊，喝啊，把自己喝得了无生气，虚弱不堪。要是他像爱他的火车、他的河流，特别是爱他的白兰地那样爱下棋、爱党或者爱我们，那该多好！要是他听我们的话，而不是听那条深不可测的德里纳河的话，那该多好！
“死去的那天晚上，你的这个受了刺激的人把字母刻进了河岸。他喝了三升酒，一个摔碎的瓶颈是他的笔，他给这条河写了一封漫长的信。我们抓着他的脚，把他从烂泥里拖出来，他冲着河流呜咽，喊叫：我该怎么救你！我一个人该怎么挽救这么伟大的东西！
“这么悲伤的事情竟然这么臭！当他的叫喊声和歌声变得令人无法忍受的时候，有人来叫我们。爸爸把他扛回了家，连人带衣服地放到浴缸里。在浴缸里，你的这个醉汉又愤怒地吐了两次，一边咒骂所有钓鱼人：但愿你们的武器对准你们自己的嘴！因为你们用钩子在河流的胃里捅来捅去，撕裂了鱼儿们的嘴唇——这是一种多么沉默的痛苦！但愿有人用钝刀子剥了你们的皮，你们这些罪人！但愿深水、小船、肮脏的汽油、所有堤坝、所有涡轮、所有挖泥船带走你们的生命！一条河只应该有水、生命和力量，别的什么都不能有！
“到了半夜，我帮他洗了头发，洗了他像乌龟一样的脖子，也清理了耳后和腋下。他吻了我的手，说他知道我是谁。尽管泪眼婆娑，他还是认得自己在摸谁的指节，回忆起了一切：爱是怎样一种珍宝，命运是怎样一个粪坑。
“我说了三遍：我是你女儿。在这个夜晚，他所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他给了我三个承诺：干净的衣服，不再喝酒，活着。他只做到了一个。人们在第一个桥洞下发现了他的扳道工制服帽，发现了白兰地酒瓶，但没有看见他。我们用草叉在德里纳河岸边的水里搅动，为了找到他。他为什么要又一次离开？五月的这个夜晚还有什么值得爱的东西吗？我给他洗了澡，他许下了诺言，然后我就给他盖上了被子，那时候所有乌烟瘴气的下等酒吧早就关门了。天晓得，偏偏是个钓鱼人在河下游的芦苇丛里找到了尸体。他的脸埋在水下，脚搁在岸边——他亲爱的德里纳河给了他一个吻，一吻至死，这是你的这个伤心汉的婚礼，他只遵守了一个诺言——为了这场婚礼，他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他穿着制服，戴着铁路的徽章。一个又一个夜晚，他都在寻找死神，但直到那一刻，他却始终没有勇气去死，从未能把头埋在水里足够久，让德里纳河成为他唯一的泪水，也是最后的泪水。
“当我在三个生命的承诺里把他洗干净之后，只过去了十二个小时，就开始准备操办他的丧事了。又是我，拿了能找到的最硬的海绵，又是我，帮他擦干净瘦骨嶙峋的上身。就像刷地毯一样，用肥皂在他长满皱纹的黄色肚皮上摩擦，洗刷他松弛的腿肚子。我没有碰他的脸和手指。这个伤心汉的手在河岸上挖过土，我要是把他指甲里的泥土刷掉，我还算什么女儿？他曾经要求过，说我要是死了，不要棺材！你的这个伤心汉是多么热爱他那条恐怖的河流，多么热爱岸边的柳树，热爱河底的游鱼和烂泥！你没有外公，亚历山大，你只有一个笨蛋。只是你那时候还太小，想不起来他的愚蠢。他对一切都说灰色灰色灰色，你那时候还很喜欢他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这样很有意思。只有在面对他那条河的时候，他才能发明最绚烂的颜色，他只会仔细地看着德里纳河，你的这个伤心汉只有在河水里观察自己倒影的时候才会笑。你没有外公，亚历山大，你只有一个伤心汉。”
我带着千万种疑问看着妈妈。她为我歌唱了那个伤心汉，仿佛自从他淹死的那一天起，妈妈就学唱了这首歌谣。她唱了，仿佛这个淹死的人不属于她，但她又唱得如此温婉而愤怒，我甚至害怕自己只是点点头就会把他从妈妈那里偷去。妈妈现在对于看不见的东西都是摇摇头，她把面包片排成一排，放在桌上。
在那千万个疑问之中，我只提了两个。外公在河岸上写了什么？为什么你们没有救他？
我的妈妈是个小个子的女人。她用手指当作梳子，捋了捋头发。她冲着我的脸吹气，仿佛我们在玩游戏。她解开黄油和奶酪的包装，把黄油抹在面包上，放一片奶酪到黄油上，再把西红柿放到奶酪上，用食指和拇指捏起一撮盐，洒在西红柿上，一片面包放在手掌上，把第二片面包压在上面。压紧。
樱桃树通过抗争，从风暴中赢得了一切，它在自己周围抽打枝条。最初就像储蓄罐里硬币碰撞的声音，然后越来越快，敲打着我们的顶棚，一阵冰雹。妈妈离开厨房以后，我打开窗户，把我和斯拉夫科爷爷的一张合影放在外窗台上。冰冷的风冲我的脸扑来，我关上窗户。在其他泛黄的照片上，人们穿着横条纹的泳衣，站在德里纳河齐脚踝深的河水里。今天，这样的泳衣已经没有了，照片上的那条母狗和四只狗崽大概也没有了。当时还年轻的斯拉夫科爷爷戴着帽子，抚摩着狗崽，看起来很高兴。哪张是他最后的照片？狗能活多久？我认不认识其中一只狗崽？不知从何时起，就不再有狗和人的新照片了，因为他们的生命完结了。怎样拍摄一个生命的完结？如果我的生命结束了，我会对所有人说，请给在尘土里的我拍照。七十年以后，这会实现的。拍照，拍我的指甲如何疯长，拍我如何变得瘦小，拍我的皮肤如何逐渐消失。
一切终结的东西，每一种死亡，对我而言都是不必要的、不幸的、不应该的。夏天变成秋天，房屋被拆掉，照片上的人变成墓碑上的照片。有这么多东西不应该终结——周日不该结束，为了周一不再到来；大坝不该完工，为了河流不受阻拦；桌子不该上漆，我闻油漆味就头疼；假期之后不该是开学，动画片之后不该是新闻。即便是我对长着很长头发的达妮耶拉的爱，本来也不应该变成一份没有答复的恋情。永远都不应该和爷爷把魔法帽做完，而应该和他无穷无尽地讨论为共产主义者联盟服务的魔法师的生活有什么好处，以及用星星尾巴的粉尘来给面包调味会发生什么。
我反对终结，反对毁坏！一定要阻止事情的完结！我是赞成不断继续的领导同志，我支持不要结束，继续进行。
在最后一本相册里，我找到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一座横跨德里纳河的桥。这座桥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就是它的十一个桥洞被脚手架围了起来。人们站在脚手架上，他们招着手，好像这座桥就是一艘轮船，正要出发，沿河而下。尽管搭着脚手架，这座桥看起来还是像已经完工了。它是完整的，脚手架对它的美丽和实用毫无影响。对我来说，我们这座桥巨大的完善的状态并不重要。因为德里纳河是湍急而迅速的：危险而宽阔的德里纳河——一条年轻的河！
当你流得很快的时候，就像是在大声疾呼。
今天，德里纳河只是缓慢地向前流淌，更像是湖泊，而不是河流，河水的力量已经被拦河坝消解了——缓慢的德里纳河，河边漂满了浮木和脏东西。我小心翼翼地把桥的照片从相册里拿出来。照片表面冰凉且光滑，正如曾经狂野不羁的德里纳河今天的样子。我把照片放到裤兜里，它将被压皱，出现折角。
我想造出不会终结的东西。但我并不是造房子的人，而且数学很差，除了口算还行。我不知道怎么造砖头。但我会画画。绘画的才能和大耳朵来自我的艺术家爸爸，从他身上，我还学会了大喊：“现在不行，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嘛！”我会成为美好的不会终结之物的艺术家！我要画没有核的李子，没有堤坝的河流，还有穿着短袖的铁托同志！艺术家必须创造出深思熟虑的系列作品，我的家庭艺术家爸爸把这个称作成功的秘诀，并且在他的画室里把这个秘诀透露给了我。在爸爸的工作室里，除了画布和颜料以外，还堆放着装满酸菜的腌菜桶、放着旧衣服的箱子、我已经没法睡的儿童床。爸爸会在工作室里度过整个周末。当我因为足球和自行车胎又没了气而敲他工作室的门的时候，爸爸总会喊道：“一个画家永远都不能满足于自己的所见——模仿现实就等于向现实投降！”当戴着贝雷帽的爸爸给足球打气的时候，就会说：“艺术家必须会改造，也必须会创造，艺术家是改变世界和创造世界的人！”他不是对我说的，他也没期待我回答。工作室里飘荡着法国的香颂，在夜深的时候会传来平克·弗洛伊德[5]的歌曲，而门则是紧锁着的。
深思熟虑的系列作品才是解决方案。别人要开飞机，在动物园里给鹈鹕除虱子——我却要成为一个踢足球的、钓鱼的、画着永不完结的系列作品的艺术家！我的画作没有一张是画完的，每幅画都要缺些重要的东西。
我拿来自己画画的东西，颜料盒和纸是从爸爸那里借的。我把水倒进一个果酱瓶里，把画笔浸湿。一张白纸在我面前铺开。第一幅不会完结的作品必须要画德里纳河，那条还没有建起堤坝的顽劣不驯的河流。我在调色板上挤出蓝色和黄色的颜料，在纸上涂抹了第一笔绿色，绿色太苍白，我小心翼翼地加深绿色的色调，画出一道曲线，我又把颜色调亮，太冷，再加上赭石色。绿色，绿色，但是像德里纳河那种绿色，我一百年也画不出来。
我们活着的人再如何孤独，都没有死去的人孤独。他们不能透过棺材和泥土听到别人说话。活着的人来到墓地，在坟上种花。花的根伸入泥土之中，穿透棺木。总有一天，棺材会长满根，充满死者的头发。那时，他们连自言自语都不行了。如果我死了，我想葬在集体墓穴里。在这样的坟墓里，我就不怕黑了，而且只会因为我的孙子思念我而感到孤独，就像我思念斯拉夫科爷爷一样。
我没有了爷爷，眼泪堆积在我额头的下面。斯拉夫科爷爷曾经很聪明地说道，这个世界上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在《晨报》里，在《共产党宣言》里，或者在那些让我们哭泣和欢笑，最好同时让我们又喜又泣的故事里。当我和他一样老的时候，我就会拥有他那样聪明的句子，有爸爸小臂上那样粗大的筋脉，有奶奶的菜谱和妈妈那种奇怪而快乐的眼神。
在爷爷去世之后第四天的清晨，爸爸叫醒了我，我立刻明白了：爷爷的葬礼。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们家里所有人都死了，只有我活着。我觉得自己好像突然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也找不到回来的路。
“整理好你的东西，我们要走了。”
只有在发生灾难的时候，爸爸才来叫醒我，平时都是妈妈来亲吻我的头发。爸爸基本上不亲我。在男人之间，亲吻是很困难的。
爸爸坐到床的一角，似乎还要说些什么。我直起身来。我们就这样坐在那里。爸爸，我看着你，就像一个人听别人说话时那样看着别人，你看，我不起床，如果你把我已经知道的讲述一下，把我已经懂的解释给我听，那就好。有些东西，我虽然已经知道，也已经懂得，但是只有当父亲向儿子讲述和解释之后，才是完整的。爸爸说：“我不说。”然后确实什么也没说。我们就是这样说话的，而且经常这样交谈。爸爸干活，下班之后就消失在他的画室里，整晚都待在里面。周末的时候，他会睡很久。他看新闻的时候禁止我们说话。对此，我没有怨言，因为相对于跟我说话，他和别人说话更少。我很满意，妈妈也很高兴自己可以一个人管我的教育。在这方面，我和爸爸从不干涉她。
爸爸的沉默让他今天看起来像一个没有肌肉的人。自从爷爷去世，他就留在奶奶身边。头一天很晚的时候，奶奶打来电话，问我过得怎样。她以为接电话的是妈妈。我没有说话。告别的时候，奶奶说：“我们现在要给斯拉夫科洗洗了。”我想象着人们怎样清洗爷爷的身体，怎样给他穿上衣服。我看不到脸，我只看到一双双的手拽着爷爷。这些手也把床上的衣物从卧室扔出去，把床单放到水里煮了。当附近有一个死人的时候，大家就会这么做。如果你去清洗你过世的父亲，你眼睛里的血管就会爆裂，你的手会变小，你得一直看着自己的手。我那沉默寡言的父亲坐在床角，红着眼睛，双手放在膝盖上，手心朝上。如果我变得和他一样老，我就会有他那样的皱纹。皱纹表明一个人过得怎么样。我不知道更多的皱纹是不是意味着一种更好的生活。妈妈说不对，但我也听过相反的说法。
我起床了。爸爸把床单拉平整，把枕头拍干净。他问我：你有黑的东西吗？
他没有说：爷爷。
他没有说：爷爷走了。
他没有说：亚历山大，你爷爷不会再来了。
他没有说：没有生命会像心跳突然停滞那么快。
他没有说：爷爷只是睡着了——如果他这么说，我会更加责怪他，比他现在打开窗户，把被子挂到外面去透气还要糟糕。
我从衣架上拿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在这一刻，我终于明白，爸爸是指望我的。他认识到，魔法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但他不能承认这个事实。我说，我们马上就可以出发了，不过我得先从爷爷家里拿一点东西。一点重要的东西。
汽车行驶在路上，在车上，他说：叔叔和奶奶已经先出发了。
从爸爸那里，听不到半个关于葬礼的字，而我也坚决不透露自己是不结盟国家里最强大的孙辈魔法师。我沉默，因为我突然觉得，做一个孩子是多么困难。
我深深地吸一口气。厨房。煎洋葱，没有爷爷的任何东西。卧室。我紧紧地把脸贴在衬衣上。客厅。我坐上沙发。爷爷曾经也坐在沙发上。什么也没有。我走到电视机后面的那个角落。什么也没有。只有蜘蛛网还挂在那里。我透过窗户往院子里看。什么也没有。我们的优格车[6]发动机还在转，爸爸已经下车了。魔法帽在玻璃柜上。我爬上一把椅子，爱惜地把魔法帽叠到一起，藏到背包里。那个背包！我在里面翻找——魔法棒。我想到，要把魔法棒给我最好的朋友埃丁看，而且出于展示的目的，还要给我们历史老师看，打破他的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历史老师跳过了几乎所有和游击队有关的课，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民族解放斗争和贝尔格莱德红星队的比赛更好的战斗了。这是我最喜欢的球队。我们几乎总是能赢，如果我们输了，那就是悲剧性的。爷爷的去世暂时救了历史老师。
我和大家一样，穿着一身黑，但在一场葬礼上，并不是只要身着黑衣就万事俱备了，于是我交替地模仿着爸爸和博拉叔叔。当博拉叔叔低下头，我也低下头。当爸爸和谁说几句话，我就记住他的话，再向另外一个人重复这些话。我抓抓自己的肚子，因为博拉叔叔也在他那大肚子上抓了一下。天气很热，我解开衬衣的扣子，因为爸爸也解开了他上衣的扣子。这是斯拉夫科的孙子，人们这样窃窃私语。
台风婶婶跑得比抬棺的人还快，大家不得不叫她往回走。她问大家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她说，走得像虫子爬一样慢，真不如杀了我算了。
太奶奶和太爷爷走在棺材后面。太爷爷没有戴帽子，白色的长发裸露在头顶。我本来很想把自己的魔法计划告诉他，因为他本人就是个魔法师，可惜我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有一次，斯拉夫科爷爷在维勒托沃的一个节日里说，太爷爷曾经在一夜之间把全南斯拉夫最大的牲口棚里的粪土清理干净，这牲口棚的主人为此而答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也就是我今天的太奶奶。斯拉夫科爷爷不确定这一切发生在什么时候。“两百年前！”我喊道。米基叔叔用手指敲打着自己的脑袋：“那时候还没有南斯拉夫呢，你这小矮人，那时这儿还是‘一战’之后国王的马厩呢。”我更喜欢米基叔叔的改编，他的故事让太奶奶变成了一位公主。斯拉夫科爷爷说，在那个夜晚，太爷爷不仅清理了那个巨大的牲口棚，还帮两头牛接生了小牛，从全城最厉害的洛梅牌[7]玩家那里赢来了一笔巨款，而且还给岳父家修好了一只电灯泡。我觉得，只要想一想这个世界上能有什么东西比一个坏掉的电灯泡更坏，就会发现修灯泡是最难的事。如果没有魔法，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对此，作为公主的太奶奶没有表态，只是意味深长地微笑着。她说，你们一定要看看他的大胳膊，一个人眼睛的颜色能和大胳膊这么配，只有我那蓝眼睛的尼古拉了。
我站在坟墓前，我知道魔法是可能的。毕竟我曾经用魔法让卡尔·刘易斯跑出了世界纪录。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是资本主义者，至少刘易斯同志不是，我的魔法棒和魔法帽只按照党的意思来施魔法。我站在坟墓前，站在爷爷——维舍格勒本地党委会曾经的主席——就要被放进去的坟墓前，我知道：魔法会有用的。
太爷爷爬到墓坑里，用双手从坑壁上扯下石头和植物的根。“这里怎么样？”他喊道，“我的儿子，我的！”
很难想象斯拉夫科爷爷是儿子。儿子最老也就六十岁。比如今天来告别斯拉夫科爷爷的人，几乎都是六十岁左右。把头发罩在黑纱下面的女人们喷了很多香水，因为她们想改变死亡的气味。但在这里，死亡闻起来像刚刚割过的草地。男人们窃窃私语，黑色外套的口袋旁边带着五颜六色的小标志，双手交叉着放在背后，我也交叉着双手。
爸爸扶着太爷爷从墓坑里爬上来，然后站在我的身后。他的手沉重地压在我的肩上。讲话开始了，讲话持续着，讲话永远不会停止，但我不想用魔法仪式打断别人，这很不礼貌。我在出汗。太阳火辣辣地照着，蟋蟀唧唧地叫着。博拉叔叔用一块浅蓝色的手帕从脸上擦去汗水。我用袖子擦着额头。
我曾经偷偷地观察过一次葬礼。在那次葬礼上，没有漫长而无聊的讲话，只有一段简短而难懂的演说。一个留着胡子的男人穿着女人的裙子，唱着歌，晃动着一根拴着一个金球的链子。烟从金球里冒出来，死亡散发着绿茶的气味。后来，我得知这个男人是教区的低级教士。我们这儿没有教士。在我们这儿，说话的是许多胸前戴着勋章的六十岁的人。没有人是诙谐的。大家都赞美爷爷，人们往往都说着一样的话，好像他们都是相互抄袭似的。这些话听起来就像女人们在夸奖点心时说的一样。死去的人在地下什么也听不见了，所以他在地上听到的最后的话应该让他感到舒服。但是像我爷爷这么严谨的人，如果他活着，一定会立刻改正每一句美化的说辞。他会说，波廖同志，我没有每天都在改革我们的国家，我上周五就没有为降低通货膨胀率做一丁点事情，而周六，我睡了很久，没有推进本地不同集体计划的执行。每个周日我都和孙子，也就是这里的魔法师，一起去散步。我们总是走不一样的路，编些故事出来。在我们维舍格勒，好处就是路和故事从来就用不完——小故事、大故事、滑稽的故事、悲伤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孙子知道的故事比爷爷还多，哪里还有这样的事？在他还小的时候，爷爷会抬起拇指、食指和中指，他想过玛丽·波平斯[8]后续的生平。波平斯同志受够了她那愚蠢的女王，把名字改成了马里察，搬到了我们南斯拉夫的高楼里，嫁给了五楼的音乐教授彼得·波波维奇先生。这位波波维奇先生虽然已婚，又对雨伞过敏，但钢琴弹得一流，让马里察无法抗拒。马里察则用歌声和束得很紧的靴子诱惑波波维奇。她撑着大伞飞过城市，不再关心任何照顾孩子的事情，而是在“游击队员兵工厂”[9]的总装部找到了一个工作。此后，月复一月，兵工厂的产量比计划要求的多了两倍。说到这里，斯拉夫科爷爷一定会打个响指说，但我又扯远了，我本来还想纠正一些内容，说我把煤拖到不知哪个老寡妇的地下室去，这是不对的！我不怎么喜欢老寡妇！爷爷还会说，但有一件事你们没说错，就是我会拿起奶奶的手，用拇指摩挲她的手背。我会帮我的卡塔里娜洗碗，给房子除尘，喜欢带着爱意做饭。只要我还能站着，卡塔里娜就永远不必整天地站着干活！为什么男人不能做饭？我最喜欢给孙子和我骄傲的爱人同志做鲇鱼。放点柠檬，大蒜和撒了香菜的土豆。而且，波廖同志，所有事情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亚历山大是从这里到多瑙河最棒的钓鱼人，没错，他是爷爷的太阳。
我沉浸在思考里，站在爷爷的棺木之前。我不知道这样过去了多久。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脱离了爸爸沉重的双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绕着墓穴走。现在，墓穴已经散发出湿润泥土的气息了。在我的魔法帽上，黄色和蓝色的星星绕着一弯新月转动。那个夜晚，爷爷压倒了一切魔法，还是去世了。就在那个白天，他还跟我解释，不是星星绕着月亮转，而是月亮绕着星星转。我是什么时候戴上这顶魔法帽的呢？我用魔法棒指着棺材一头的五角星，指了多久？当他们要把我扛走的时候，我挣扎了多少次？我咒骂了什么？我哭泣了多少回？卡尔·刘易斯为了跑出世界纪录，用光了我所有的魔力，一点都没给爷爷剩下，我该怎么原谅他？1991年8月25日那9.86秒的一切，在那个夜晚的夜晚，在梅格丹听不到一位母亲如何在她儿子耳边轻声说道：你有一个有爱的爷爷，他现在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但是他对我们的爱是无穷无尽的，他的爱永远都不会消失。亚历山大，你现在有了一个无穷无尽的爷爷。
妈妈，我们许下了一个用许多故事做成的诺言——儿子坚定地点点头，闭上眼睛，好像在施魔法，没有魔法帽和魔法棒——一个非常简单的诺言：无穷无尽地讲故事，永远都不要停止。
[1] 指参加不结盟会议的国家。1956年，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埃及领导人纳赛尔和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在南斯拉夫提出不结盟的主张。迄今有一百多个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译者注，下同
[2] 《飞毛腿冈萨雷斯》（Speedy Gonzales）是1955年美国上映的一部动画片，讲述了素有飞毛腿之称的老鼠冈萨雷斯在墨西哥边境线上与恶猫希尔维斯特对战，最终大获全胜的故事。
[3] 卡德尔（Edvard Kardelj，1910—1979），南斯拉夫政治家，“二战”时协助组织抵抗德国的活动，在党派斗争中支持铁托，是南斯拉夫不结盟运动的先驱。
[4] 梅格丹（Megdan）是作者的故乡维舍格勒城中心的一个居住区。
[5] 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英国摇滚乐队，1965年在伦敦成立，代表作有《月之暗面》《迷墙》等。
[6] 优格（Yugo），1978年南斯拉夫投产的小汽车，曾出口美国，可以说是南斯拉夫的国民小汽车。
[7] 洛梅牌（Rommé），欧洲的一种纸牌游戏，类似扑克。
[8] 玛丽·波平斯（Mary Poppins），英国作家特拉弗斯（P. L. Travers）作品中的人物，英国家喻户晓的魔法保姆，她撑着一把大伞从空中飘落，与孩子们一起经历了探险，又撑着大伞飘去。
[9] “二战”期间，南斯拉夫被纳粹占领。抵抗者在南斯拉夫王国的国家银行地下为继续战斗制造武器和军服，即游击队员兵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