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康熙驾崩，雍王继统

康熙是要强的人，许多政事又都很顺利，只是太子的事把他弄得焦头烂额。他愧恨交加，所以第一次废胤礽时得了大病，再黜太子时，他虽说是谈笑间处理了事，实际怎能不在意，不伤心，不得病呢？五十四年（1715年）十月，康熙说他因病右手不能写字209。五十六年（1717年），他说自废胤礽起，“过伤心神，（身体）渐不及往时”210。在先经常率领皇子射箭习武，这年秋天身体不好，只能参观射击了211。到了冬天，心神恍惚，头昏，大病起来，开始行动让人扶持，后来腿肿下不了地。康熙面对现实，不忌讳死亡，在遗言中说：三代之事，不可全信，然自秦以来，一千九百六十余年，称帝而有年号的二百一十一人中，我有幸在位时间最长，已经满足了。《尚书·洪范》所载“五福”，其五曰“考终命”，这是很难得的，特别是皇王，事务殷繁，不能息肩，故而享年不永212。不讳辞世，是他身体不支的反映。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康熙说他稍微早起，就“手颤头摇，观瞻不雅；或遇心跳之时，容颜顿改”213。过了这年春天，他的身体有所好转，此后又照常哨鹿打猎，但总的情形是年老衰弱多病。这里应述及米兰传教士兼内科医生佛奥塔博士于六十一年（1722年）春天给康熙检查身体的事，他的结论是：“陛下的健康状况非常好”214，与中国记载大不相同。不知是否他为讨好康熙而故意说好听的话，以便于他在华活动。陪同他查体并记载此事的马国贤在半年后碰上康熙亡故，并无一点惊异。看来佛奥塔的诊断不足以说明康熙身体好坏的状况。

康熙的死，据《清圣祖实录》所载，他于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二十一日往南苑打猎，十一月初七日身体欠安，回到畅春园，初九日因身体有病，命胤禛代行南郊冬至祭天大礼，初十至十二日，胤禛每日派遣护卫、太监至畅春园问安，康熙都传谕：“朕体稍愈。”十三日他病情沉重，急召胤禛于斋所，戌刻（19—21时）死于寝宫215。《永宪录》记载，十一月初七日，康熙由南苑回到畅春园，次日有病，传旨：“偶冒风寒，本日即透汗。自初十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十三日戌刻死于畅春园216。《皇清通志纲要》则云：十一月初十日“上幸南苑，不豫，回畅春园，十三日甲午戌刻，上升遐”217。这三种文献都说康熙于十一月十三日戌刻死于畅春园，这个时间和地点没有疑义，问题是：

甲、哪一天得病的，是初七日？初八日？还是初十日？弘旺的记录不足征信，他说康熙初十日到南苑，生病又返回畅春园，这不是一天的事，康熙早就去南苑了，初十日得病之说可以排除。初七日或初八日生病，离十三日之死，都有六七天，这时间说长不长，说急骤也不是，官书《实录》无须乎为提前一天，伪造时日，故可径从其说。

乙、患的什么病？所谓“偶冒风寒，本日即透汗”，应是患的感冒，时值冬季，也正容易得这种病。

丙、病情重不重？宣布不收奏章，以及说“朕体稍愈”，看来感冒是比较重的。

丁、是否注意医疗？对皇帝的诊治，自不容忽视，但从“偶冒风寒，本日即透汗”语气上体察，似乎对病情不够重视。

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结束了他的有意义的一生，享年六十九岁，以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扫清漠北、稳定西藏、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修治黄河、淮河等业绩，载入史册。这个人可以盖棺论定了。但是他的死因、他的传位遗诏，却是众说纷纭、久而不定的公案。

康熙致死的原因，在他死后，社会上盛传：“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按指新皇帝胤禛）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218康熙是被胤禛放毒药于人参汤中害死的吗？康熙因太子问题，防人暗算，他讲“五福”中“考终命”为难，并以南朝梁武帝台城之祸，隋文帝见害于逆子炀帝为戒，表明他警惕性高，谋害他谈何容易！病人喝参汤，确是那时人们的习惯，但具体到康熙又不一定适用。五十一年（1712年），他在苏州织造李煦奏报江宁织造曹寅病重代请赐药的折子上批道：“南方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原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219五十七年（1718年）又说：“南人最好服药服参，北人于参不合，朕从前不轻用药，恐与病不投，无益有损。”220这样认为用参有害而北方人尤不适宜的人，会肯饮参汤吗？毒他也难221！康熙久病缠身，患了重感冒，却没有引起足够注意，加之高龄体虚，还可能引起并发症，较快死亡。说他是寿终正寝的记载，还是可以相信的。

虚悬十载的国本问题，随着康熙的辞世，不得不解决了，这就是雍亲王皇四子胤禛的嗣统。胤禛自己说当日即位的情形是：

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至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按指允禩）、塞思黑（按指允禟）、允、允祹、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即皇帝位。”是时，惟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禑、贝子允祎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222

当天夜里，康熙遗体用銮舆载运，像是皇帝日常出行一样，被扶回大内乾清宫，胤禛在隆科多保护下先回大内迎接。次日传出大行皇帝命胤禛嗣位的遗言，胤禛任命总理事务大臣，封胤禩、胤祥为亲王，召胤禵回京，关闭京城九门。十六日颁布遗诏，词意与五十六年冬天康熙预作的遗言基本相同，唯增加继承人和丧事遵照礼制办理两节：“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十九日，胤禛以登极遣官告祭天坛、太庙、社稷坛，京城开禁。二十日，胤禛御太和殿登极，受百官朝贺，因丧中免宣庆贺表，颁布即位诏书，宣称“皇考升遐之日，诏朕缵承大统”。宣布继承乃父法规，不作政治变更；呼吁宗室内部团结，谓“朕之昆弟子侄甚多，惟欲一体相关，敦睦罔替，共享升平之福，永图磐石之安。”诏书还公布了恩赐款项三十条，改年号为雍正，依照习惯，自次年开始实行。二十八日，诸王文武大臣拟上大行皇帝谥号，曰：“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圣祖”。胤禛表示满意，说诸臣如此举动，使“朕之哀思，庶可稍释”223，刺破中指，用血圈出“圣祖”二字。十二月初三日，康熙遗体移送景山寿皇殿停放。初九日，康熙辞世已过二十七天，胤禛释服，从倚庐乾清宫东庑移居养心殿。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正式确定康熙谥号、庙号。四月初二日，胤禛亲送乃父遗体至遵化山陵，安放享堂，一切按礼仪进行，胤禛很高兴，写朱谕告诉远在西北的年羹尧：“山陵入庙大典，诸凡如意，顺遂得十成尽力尽礼。”224在送灵之前，康亲王等疏请由王大臣等恭送，皇帝不必亲行，胤禛朱批：“朕亲送皇考梓宫已定，王大臣等勿再强奏。”225不顾京城可能出现的政治事故，终于顺利成行。十一月，诸臣以康熙梓宫奉安山陵大典已成，请求皇帝御门听政，胤禛遂御乾清门处理政务。九月，胤禛再往遵化，将康熙遗体安放地宫，墓名“景陵”，完成了康熙的葬礼，胤禛既尽了嗣子的义务，又行使了嗣皇帝的权力。他又为纪念乃父，特意在康熙喜爱居住的畅春园内建立恩佑寺，不时去顶礼膜拜。

胤禛的即位，是否如同他所讲的那样具有合法性？其时社会上议论丛生，说他违背乃父意志，篡夺乃弟胤禵的皇位，直到今日，人们仍聚讼不已，使它与“太后下嫁”“顺治出家”成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因此需要用些笔墨，作点可能是枯燥的考辨，这对于了解胤禛的历史以及康熙朝储位斗争的归宿、康熙后期和雍正前期的政治也是必要的。

胤禛说他承父命即位，证据何在？最有权威性的应是康熙亲自书写的遗诏。五十六年冬月的遗言没有涉及储贰，此外的遗言，就是胤禛所公布的，这个所谓“康熙遗诏”的汉文原件，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件所署时间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看似康熙逝世那天写的，然而胤禛十六日才公布遗诏，而且只宣读满文本，引起御史汤保等人参奏宣读诏书的鸿胪寺官，指责他们没有宣布汉文本，胤禛就此作了说明，但没有讲出道理226。看来当日汉文遗诏尚未草就，无从公布。毫无疑问，这个诏书是胤禛搞的，不是康熙的亲笔，也不是他在世时完成的，不能作为他指定胤禛嗣位的可靠证据。

但是这个遗诏，从原件看，书写比较草率，有四处涂抹，一个错字227。这些虽无害原意，然亦说明它系仓促写成，当是世宗即位初时之作，不是后来慢慢加工成的。胤禛二十日公布的即位诏，原件也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它的开头说：“惟我国家，受天绥祐，圣祖神宗，世祖皇帝统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话不通顺，故《清世宗实录》改为：“惟我国家，受天绥祐，太祖太宗肇造区夏，世祖章皇帝统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228即位诏原件“圣祖神宗”句中的“圣祖”，不是专有名词，因为八天以后，诸王大臣才为康熙拟出“圣祖”庙号，而且还没有最后确定，它同“神宗”连用，不过是说清室祖先神圣伟大。由此可知，这个诏书必写在二十日之前，实际应是所署时日以前的作品。《雍正朝起居注册》记叙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胤禛生母仁寿皇太后的话：“钦命予子缵承大统，实非梦想所期。”《起居注》比《实录》成书早，可靠性要大些。这几项资料的形成都比较早，它们对胤禛受诏即位的记载没有矛盾，反映他应命嗣位的一定真实性。

在康熙弥留之日，《清圣祖实录》说胤禛奉召至畅春园，三次进见父皇，康熙告诉他病势转重。他在斋戒期间，负有祭天重任，如果不特地召唤，不能离开斋所，否则，他到畅春园，就违背了皇帝旨意，会被谴责和驱逐。可见他多次见到乃父，说明他的前来，必为康熙所召。而这时的非常召见，当有特殊使命。这件事，可作为传位胤禛的侧面证明。

关于康熙的死亡及其时的宫廷动向，马国贤的记录特别值得重视。前述与佛奥塔一同为康熙检查身体的马国贤，六十一年（1722年）冬天，在畅春园附近的住处，得知康熙在南苑“忽然染上了炎症，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关系，这种疾病在中国北方没有像在意大利南部那样流行”。他对比中国、意大利的冬季疾病，表明康熙在南苑得的是感冒。当康熙驾崩之夜，雍正即位的事，他在住所的闻见，在其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吃完晚饭后，我正在和安吉洛神父聊天。当时我们听到一种不寻常的低沉的嘈杂声，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声音从宫中渐渐响起。鉴于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我马上把门锁上，对同伴说：要么是皇帝死了，再要么就是北京爆发了叛乱。为了摸清这次骚动的原因，我爬到我们居处的墙头上瞭望。墙角下有一条马路环绕，我吃惊地看到数不清的骑兵，相互之间谁也不说话，驾着马疯狂地往四面八方去。几次看过他们的行动后，我终于听到一些步行的人说：康熙皇帝死了。我随后就被告知，御医们断定皇帝不治后，陛下指定了第四子雍正为继承人。雍正即刻继位，人人都服从了他。新皇帝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装殓好他父亲的遗体，在当天晚上，由他自己骑着马，还有他的兄弟、孩子和皇亲国戚们随从着，更还有无数手持利剑的士兵们与他们一起，护送灵柩回到北京的宫里。次日凌晨，我和安吉洛神父及希普一起收拾行李，其目的是回北京去，以表示我们对康熙逝世的哀悼。229

马国贤告诉我们不少信息：其一，康熙是病逝的，死亡时有御医在场；其二，雍正的继位，是康熙临终指定的；其三，继位之际状况正常，人人服从雍正；其四，雍正办的第一件事是尽孝子之责，装殓康熙，将遗体从离宫护送回大内；其五，神情严肃的骑兵四出，应当是传递与康熙故世有关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马国贤是在事情发生的同时获得的资讯，用今天的话说是“第一时间”得到的，不是事后听闻，由消息发布者从容编造的故事，也即他所得知的信息作伪的可能性很小，换句话说可信度高。由马国贤的记叙，笔者得出的印象是：康熙是正常死亡，雍正是正常即位。

朝鲜迎接清朝告讣使的官员金演，早在康熙死后的一个月，即十二月十七日，就说听译员讲，康熙病重时，“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230。说明在胤禛嗣位之时，人们就将他的即位与弘历联系起来。后来弘历也这样说。他在讲乃祖传见其生母一事时说：“即今仰窥皇祖恩意，似已知予异日可以付托，因欲豫观圣母佛相也。”231在他的话下，乃父是乃祖的当然继承人，然后才有他的嗣统。后人因为这次召见和弘历的说明，产生康熙晚年爱弘历，因而及于乃父，立了胤禛的说法232。由爱孙而及子，历史上确有先例。明成祖先立仁宗为世子，甚不满意，常想更易，待后议立太子，想立汉王朱高煦，朝臣解缙请立仁宗，谓“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但成祖不以为然，解缙又说仁宗有好儿子宣宗——“好圣孙”233，这才打动了成祖的心，决定立仁宗为太子。胤禛因弘历而得位的说法，是否脱胎于此，不能排除它的可能性。但康熙晚年确实宠爱弘历，进而增加对胤禛的好感，选他为嗣君，也并非不可能。不过这里应注意的是，只有康熙先选择胤禛，才可能预期弘历的正位，这个因果关系不宜颠倒，不宜渲染因爱孙而及子。

乾隆前期文人萧奭笔述，康熙病危之时，“以所带念珠授雍亲王”234，朝鲜人对此事记录比较详细。前面提到的金演还说，听译员讲：康熙病剧，“解脱其头项所带念珠与胤禛，曰：‘此乃顺治皇帝临终时赠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235。不用说，这是胤禛的亲信以授念珠说明其主子即位的合法性，并在国内外广泛宣传。可是胤禛多次讲其继统的事，从来没有说过给念珠的话，如实有此事，他一定会大加张扬。

记载都说隆科多是传遗诏的人，他是如实传诏，抑或矫诏立胤禛，则说法不一，然而有一件事应当注意，雍正五年（1727年），胤禛给隆科多定罪，有一条是说隆科多曾讲“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236。这是说传遗诏的人身为重臣，会被皇帝所忌而有杀身之祸。这也意味着他是受命辅佐胤禛。

康熙讲择个坚固可托之人作嗣子，《清世宗实录》就此说这个人是指世宗皇帝——“天心默定，神器攸归久矣”237。乾隆中礼亲王昭梿也认为这个人就是指的“宪皇帝”238。他们可能是从胤禛性格刚毅与康熙所要求的相同而得出的结论。这也可作立胤禛的一种说法。

总起来说，胤禛讲康熙遗言传位给他，并没有留下令人确信无疑的材料，但是联系康熙生前比较看重他的情况分析，在弥留之际决定传位给他，并从斋所召其至畅春园继统是完全可能的。胤禛嗣位初期的许多资料所描述的这一情况，他于十三日到畅春园的问安，康熙综合考虑胤禛和弘历父子的品格，隆科多的传诏，都具有可信的成分，所以说不能排除康熙传位胤禛的说法。当然，怀疑他得位不正的论点论据，也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应与胤禛合法即位说的资料一并考察。

与传位胤禛说最对立的是传位胤禵说。胤禛在位时就有人说：“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胤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篡了位239。后人就此说得更生动：康熙第十四子胤禵，原名“胤祯”，康熙的遗诏是“皇位传十四子胤祯”，雍亲王原来的名字也不叫“胤禛”（叫什么还不知道），他把遗诏中的“十”字改为“于”字，“祯”字易作“禛”字，使遗诏变成“皇位传于四子胤禛”。这种观点，可以叫做盗名改诏篡位说。这是以汉文书写遗诏作前提的说法。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明了清代关于皇子的书写制度。在明代，书写“太子”，文前必冠以“皇”字，成“皇太子”，皇帝的其他儿子则不必带这个字。清代制度不同，书写皇子，不是“某子”，或“某某子”，一定要冠以“皇”字，作“皇某子”“皇某某子”，如“皇四子”“皇十四子”，这是制度，违错不得。说“皇位传十四子”，若十四子之前没有皇字，不合清朝制度；若前面加个皇字，则原文为“皇位传皇十四子”，若将十字改为于字，遗诏变为“皇位传皇于四子”，就不可解了，是以胤禛不可能作这样的篡改。又传位给谁，应用“於”字，“於”“于”在清代并不通用，事关国本的诏书，在关键字上写别字，容易暴露作伪者的马脚，胤禛应当考虑得到。雍亲王的名字，康熙年间历次所修的《宗室玉牒》240都作“胤禛”，各种官书也是以此作为他的御名，原没有错，也没有改名字，既然找不出他有别的名字，也说明他只有胤禛这一正式名讳241。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的名字，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修的《宗室玉牒》写作“胤禵”，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封他为贝子的上谕称之为“胤祯”，他在抚远大将军任上亦用“胤祯”一名，雍亲王即位后，复其名为胤禵，故其名始曰胤禵，更名胤祯，复称胤禵242。雍亲王本名胤禛，即使篡改遗诏，也没有更易名字的必要。“祯”“禛”二字固然字形相近，但把“祯”改为“禛”，即使改得巧妙，也不能不显痕迹。若雍亲王真改了遗诏，使诏书成为“皇位传皇于四子胤禛”，文字不通，字迹变易，拿这样的遗诏骗得了谁？精明的胤禛岂能出此下策？盗名改诏篡位说实于理不通。

还有一种传位胤禵的说法，也是雍正年间就流传于社会各阶层的。民间传说，康熙病中，“降旨召胤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胤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243。康熙降旨召胤禵，应由内阁承办，纂写诏书，由兵部所管的驿站发送。隆科多既非内阁大学士，又不是兵部主管，他怎么能一手遮天，阻止得了康熙召回胤禵？再说即使康熙原想传位十四子，但后者在数千里之外，从下达诏书到他抵京，须要二十几天的时间244，在诸皇子激烈争位的情况下，这么多天没有国君，天下岂不大乱？所以康熙也很难这样办。

传位胤禵的这两种说法，材料并不可信，很难成立。但是，对胤禛登极的合法性，仍然有不少疑问：

胤禛说他十三日晋谒乃翁，还作了交谈，康熙为什么不当面宣布立他为储君，何劳隆科多传达245？这事是有点怪，是否他在制造谎言？其实，这种事说怪也不怪，康熙多年不立、也不准立太子，如果面封胤禛，就不符合他的做法，他可以要求等他死后再行宣布。

康熙丧事一出来，胤禛便采取一些非常措施，“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大内246，关闭京城九门六天，朝鲜政府认为这是秘不发丧247。其实，这是由当时形势所决定。诸皇子集团本不相让，康熙病中真指定了继承人，他一死，大家也不一定心服，可能出现政变或战争。对这种情况，朝鲜人很敏感，早在第一次废胤礽后，朝鲜大臣就预言：“康熙死后，兵乱可翘足而待”248。及至康熙凶耗传出，朝鲜人说：“彼国不豫建太子，似必有五公子争立之事。”249“康熙既殁之后，祸乱之作，十居八九。”250清朝终于没有出现诸皇子停尸相战的事，康熙后事办理得也较顺利。胤禛的保安措施，防止了可能发生的政治变故，这是应当肯定的，由此怀疑他系出自篡位需要，则属不察当时形势脱离实际的议论了，自不能说明胤禛得位的不正。

如果立胤禛之说没有破绽，哪来的这些异说呢？似乎也不难理解。因为争储位是激烈的权力之争，有了新君之后，失败者也不会甘心，胤禛的政敌必然要在其继位的合法性问题上大做文章，倒他的台。疑问能在当时群众中流传，是百姓对康熙后期十分严重的太子问题早有议论和担心，而不管谁上台，对于鞭挞他的观点，容易为一些人所接受。同情失败者，也是人之常情。

至此，关于嗣君问题，是否可以归纳说，康熙原本要在胤禵和胤禛两人中选择一个继承人，而最终确定了胤禛。如果这样说证据不足，也可以说康熙临终所指定的皇储，胤禛比乃弟的可能性要大251。

胤禛能在角逐中赢得胜利，有其原因。他的精明、务实而又严格的政治观点和作风，会取得一部分人的支持，康熙也未尝不因此而欣赏他、取中他，此其一。其二，他善于耍两面派手法，从而欺骗了对手和他的父皇，使政敌不以他为意，不集中力量对付他，他从而轻巧地取得了成功。其三，他有一个集团，在关键时候用上了力。步军统领隆科多，统辖八旗步军五营，约有2万名官兵，掌管京城内九门管钥，有他帮助，胤禛顺利地控制了京城的治安和局势，使反对派不能发动事变。胤禵驻兵之所，基本上就是川陕总督年羹尧的辖地，年的治所西安，是内地通往西北前线的必经之处，容易控制胤禵与内地的联系。因此，胤禵若在青海、甘肃举兵反对胤禛，也难于进入关中，更不要说称兵犯阙了，年羹尧起到了震慑胤禵、稳定西北局势的作用。胤禛的奴才戴铎获知主子龙飞九五时正在四川布政使任上，立即向巡抚蔡珽表示，若胤禵闹事，四川应该出兵丁钱粮支持主子政权252。蔡珽则向新皇帝上疏，劝其节哀，又提出优待八旗、从西边撤军等建议，以便稳定人心军心253。可见胤禛党人从各方面维护他们的新政权。有了朝内外的一批骨干和拥护者，胤禛顺顺当当地坐住了龙庭。

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确切地说是十三日，把胤禛的一生划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结束了他四十五年的皇子生活。雍亲王由名义上的“富贵闲人”、实际上的党争忙人，变为“真龙天子”，日理万机，实行他的新政策，以此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化和发展。此后，叙述胤禛在位期间的历史，就以“雍正”表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