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看似误译实妙译　成如容易却艰辛
——罗慕士译《三国演义》

自1820年英国人彼得·佩林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1791—1855）在《亚洲杂志》（The Asiatic Journal）上发表第一个节译本《名相董卓之死》（“The Death of the Celebrated Minister Tungcho”）以来，《三国演义》的英译已经走过了200多年历程。这部以军事、政治、权谋为主题，包罗中国文化万象的古典名著，使众多来华西方人士为之倾倒，进而致力于语际间的重新阐释。200多年来，《三国演义》的节译本已超30个，而全译本只有两个——1925年英国人邓罗（C. H. Brewitt-Taylor，1857—1938）的译本和1991年美国汉学家罗慕士（Moss Roberts，1937—　）的译本。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译本，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虞苏美（1940—2019）根据邓罗的全译本改译的版本。虽然这个译本的封面上写的是“虞苏美译”，但虞苏美本人并不认可。上述两个全译本由不同文化身份的译者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创作，受时代语境的变迁、赞助人的需求和译者本身主体色彩的影响而各具风貌。其中，罗慕士译本因其对原著的忠实再现而被公认为“学术型”翻译的典范，在其问世后的30多年，一直是国内进行《三国演义》英译研究和海外进行《三国演义》原著研究的最重要文本依据，受到国内外评论界的一致好评。

这些评论还没有从“误译”角度对罗译本进行深度关注。作为任何翻译中都不可避免的问题，误译“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与误释，是文化或文学交流中的阻滞点，特别鲜明、突出地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因而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就汉学家译者而言，尽管其“译入”行为占有表达上的天然优势，但同时也辩证地存在与原著语言、文化、心理、美学深层次认知上的疏离，或出于对原文在“语境迁徙”后的适应力之考虑而主动谋求的顺应妥协，从而导致诸种“误译”现象的发生。由此可见，误译可能是无心之过，也可能是有意为之。本节聚焦罗译本中的“有意误译”，通过对译本实例的梳理分析，洞察其背后的文化、宗教、心理和诗学等深层客观因素和译者根据历史语境、文化差异、主流诗学以及特定翻译目的而进行改写的主体性意识，以还原罗译本除“忠实、学术”之外的别样图景和面貌，展现汉学家译者在进行中国典籍英译过程中的操控，为中国文学外译提供借鉴。

（一）“误译”中的“合理性”商榷

纵观中西翻译史，“忠实”标准向来被视为圭臬——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字须得铢两悉称，方能“宾主尽欢”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种“原文至上”传统的长期主导下，“误译”作为一种与“正译”相对立的翻译现象，历来因其与“忠”“信”原则的扦格而受译论家指摘。这其中当然不乏译者因语言功底欠佳、文化知识不足或翻译策略运用不当而产生的无意识、低层次舛误。以中国文学的“译出”而论，早期汉学家的低级“误读误释”自不待言，即令是在文化交流不断深化、汉学研究日趋成熟的今天，现当代汉学家们英译中国文学作品的译文中依然难免会出现这类问题。事实上，由于中华文化幽微精深，哪怕是文化修炼多年、译笔老到成熟的优秀译者也会时有瑕疵，如英国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1975—　）出现过“语言、文化、文体”上的明显讹误；中国外文局外籍专家詹纳尔（W. J. F. Jenner，1940—　）在翻译古典名著《西游记》时，亦出现不少因理解误差、文化误解而产生的遗漏和讹误；而美国汉学家徐穆实在翻译茅盾文学奖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时，虽竭力译出本真，但仍然出现了因“未能对作品隐含的生态意识有效解码而产生的深层理解上的‘误译’”。由此可见，“忠于原文”依然是目前乃至今后译学界评判翻译质量的重要考量之一。但是，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常常以“意外”的方式提醒人们，“忠实”的翻译也可能很糟糕，而“误译”却未必是“劣译”。出于对意识形态、历史语境、读者接受、政治审查、诗学审美等诸种因素的考虑，译者有时会“有心插柳”——故意对原文实施“误译”以实现其权力意志或特定目标，从而显示出与前述“无心栽花”之普通误译大相径庭的特征。译者这种有意识的介入和操控在百年前就已初现端倪：林纾（1852—1924）与庞德（Ezra Pound，1885—1972）这两颗误译史上的“双子星”在东西不同的文化时空中遥相呼应，大有为“误译”一抒胸臆、青史留名之意——前者在译作中对司各特、哈葛德等人原作的大胆泼墨曾引得钱锺书、茅盾等大家为之目定魂摄；而后者对于中国古诗的创意改写更是引发了美国的意象派新诗运动，使“误译”一跃而成为“悟译”。100年来，这样的“误译”现象屡见不鲜、不减反增，体现出译者对“文化翻译观”认识的逐步深化和主体性参与意识的萌发。对此，攻击质疑者有之，如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因其对莫言作品的增删、调序而屡遭译界非议，作家高尔泰甚至公开表示无法接受葛浩文对其作品的删改而最终拒绝葛浩文的翻译。在高尔泰来，“所谓调整，实际上改变了书的性质。所谓删节，实际上等于阉割”；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出于保留中国古代语言独特话语方式的目的，对《水浒传》中的名物采取“对应”翻译策略（如将“江湖好汉”译为“a good fellow of lakes and rivers”，将“吃酒”译为“eat wine”），却被指为“牵强硬译”“纯粹死译”。但宽容悦纳者亦不乏其人，如美国新生代译者辛迪·卡特在翻译阎连科作品《丁庄梦》时，出于其自身“诗学观念”和对接受效果的考虑，对原作者的叙事方式进行了极大调整，但评论者却认为此种“误译”以对于“作品创作及传播效果等一系列因素的深思熟虑为基础”，因而是“对作者创作方法的更新”；翻译理论家孙艺风亦认为，“出于某种特定的原因或目的而战略性误译有时可以创造奇迹”。

尽管译界对此现象至今依然聚讼不休，我们应当看到的是：以上译者的“误译”，明显不同于那些由于对两种语言文化和作品内涵缺乏深度认知而导致的率尔操觚。相反，这类译者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站位更高，思虑更远”的特质，其译作呈现出独立文本的生命意味，亦以生命意味被读者阅读、感受，并不担负逻辑地寻求对原文含义“忠实”的责任。换言之，其译作的文化重要性远远大于意义准确性。正是他们带有个性辨识度的“译者话语”的入驻打破了“作者至上”的垄断局面，为译文打上了独一无二的标签，尽管可能背离了“忠实”标准，但却让翻译以另一种方式回归其本来的交流功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着特殊的传播效果。他们的误译行为，也因之被界定为“有意误译”。

有意误译，是指译者根据翻译过程中涉及的诸多制约因素（如政治、历史、社会、文化、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等）或既定翻译目标而有意识地对译作所实施的与原文的“相异”行为——包括疏离、落差、错位、变形、越矩、扭曲、移植、渗透……在翻译策略上，它违逆了传统的“忠实”标准，但在功能效果上，它旗帜鲜明地为既定翻译目的服务而具备致用之价值。换言之，此处所谓的“误译”并非传统意义上由于译者双语能力欠佳或文化认知隔阂而产生的原、译文的龃龉，而是译者自发、有意的主体性操控行为。谢天振先生认为，有意误译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

由此可见，作为一种不合常规的翻译现象，“有意误译”反而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文学翻译在“重新语境化”的移植过程中必然遭遇的颠顿风尘、水土不服和由此引发的各种积极主动的调适，帮助翻译和比较文学研究者重新审视“忠实”限度之外的多种形式的创造性叛逆，对于廓开翻译视野、拓展翻译版图大有裨益。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认为：“在翻译史上，幸运的误读，往往是新的生命源泉。”钱锺书先生亦认为在翻译中“某些‘媒’或‘讹’会产生新的意义”。以罗慕士英译本《三国演义》为例，译著中多处出现了译者在领悟原文基础上，对原文实施一定程度的偏离后进行再阐释的“自度之音”，这种“明知故犯”是译者对原著内部文本特质和外部生存环境善加体察、明辨慎思之后全方位博弈的结果，深层次烛照出两种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同与异，张力和拉锯，反映出译者的翻译主张和目标定位，是其权力意志的实践产物，具备深远的文化研究价值。

具体说来，罗译本《三国演义》的“有意误译”主要可归为以下几类：刻意保留源语语言异质因子以推广源语文化、丰富译入语表达法；弥合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迎合译语读者认知心理以提升阅读体验；强化原著文本特质中的诗学美学内涵等。

（二）“去模糊化”中的异质引入

198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博士、纽约大学东亚学系教授、汉学家罗慕士接受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翻译《三国演义》。彼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弄潮期，变革中的中国极度渴望走出国门，将自己的文化以最本真的面貌传达至西方世界。同时，译著的两大赞助商，中国外文出版社和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一为着眼于推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国内出版社，另一为致力于学术研究、守护文学传统而非汲汲于商业利益的海外大学出版社。这样的时代语境、译者文化身份、研究立场和赞助人阵容成为汉学家译者在翻译中选择强势引入异质文化的有力推手和资本保障，决定了译者时刻以作品的经典价值为翻译基准，更看重作品的文学史意义，而非市场效益，从而成就了一个以“异化”为特色、以“学术性典范”而著称的英译本。

不过，既要做到完整保留源语文化意象，又要令其在译入语中顺畅易懂，这种“异化”的把握并非易事。尤其是当某些文化意象已经失去其字面意义，而只具有引申义或比喻义时，一般译者通常会选择“虚化”译法——放弃形象、保留意义。毕竟，“异化”如果“不及”，至少能传达原文意义；但是“异化”如“过之”，就很可能掉入“死译、硬译、僵译”的窠臼——这样通过翻译移植的形象会沦为一纸空谈。不少英美汉学家由于不谙中国文化的精细隐微之处，常常出现这样生搬硬套的“无意误译”。例如：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 C. Graham，1919—1991）曾将李商隐《无题四首》诗中的“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译为“A gold toad gnaws the lock. Open it，burn the incense./ A tiger of jade pulls the rope. Draw from the well and escape.”，而完全歪曲了原诗要表现的意义和意境，成为“无意误译”的典型代表。罗慕士作为外文出版社“钦点”的外国专家，对于“异化”中国文化意象的个中风险了然于胸，其专业的学术素养、严谨的学术态度、精到的原本遴选（毛宗岗父子的详注本）以及众多国内专家的襄助都使他规避了上一代汉学家“见字译字”的误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译者拒绝“模糊”、依然坚定地要将某些已经失去字面意义的意象“精准还原”的现象，恐怕远非早期汉学家那样的“无意误译”那么简单，其中或另有深意。如罗慕士就把“九泉”译成“the netherworld below the Nine Springs”，把“生灵”译成“living souls”，把“腐儒”译成“rotten pedant”，把“丹心”译成“fire-tried heart”，把“天子”译成“the son of Heaven”，把“龙种”译成“dragon seed”，把“社稷”译成“sacred altars”，把“青春几何？”译成“How many springs have you passed？”，把“倾国倾城”译成“a beauty whose glance could topple kingdoms”，把“龙虎会风云”译成“Tiger winds joined dragon clouds”。

上述文化词语中的形象性表达均出于典故或有其源流可考，但在后世运用中久而久之遗脱本事，已褪去其词源意义，而仅指向一个象征性的虚指系统，因此一般通行标准英译都以意译方式处理，译出意义或信息即可。但罗译本却不遗余力地将其中的意象一一还原，显现出一种强势果断、不容分说的对源语文化的引介倾向。以“龙虎会风云”为例，《易·乾·文言》有云：“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此句意谓同类相感，后人以“风云”比喻际遇，如“风云际会”。这里的“风云”在现代汉语使用中已经失去其字面义而只留比喻义了。但是，与此前呈现出“简单、模糊”文化形象的邓罗英译“dragon and tigers meet”不同，罗慕士坚持还原了“云从龙，风从虎”的深层典故形象，并将二者有机结合，有意过滤了那些泛化、模糊化的意义表述，是一种比较激进的存“异”行为。它的代价是译文与语词的现代用法拉开了一段距离，其理解度在主流认知的边缘徘徊，因此必定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存“疑”；而它的价值则在于以其虽“陌生”但不“艰涩”的表述引发阅读的兴趣与好奇感，令有心的读者产生“对原作的无限向往”，从而去追根溯源，达到令异域读者“始而不解、继而探究、终而豁然”的“引领”效果。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在汉语用法中看似已经“消亡”或“过时”的意象用法，译者并不轻易妥协，而是试图通过还原语词的原生态，把握其文化基因，深入其背后的生成机制和隐含深意中，以英语中能够理解的方式将之重新组合，再现“异”质。这可以说是一种走在翻译改革先锋的“试错”过程，是翻译实践发展中的一种尝试，能够提供给一定知识层次的读者一个拓宽文化视野、进入一个不熟悉但妙趣横生的文学新领域的契机。罗慕士本人在全译本的致谢部分就曾指出，自己最早推出的节译本就是为了“用于大学教学”，可见他的翻译初心便是出于满足教授中国文学之需要，因而他深谙自己的首要读者群是有一定语言文字基础的、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海外汉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对这一类受众而言，这样的有意“存异”是可能实现其推广源语文化，并为译入语表达注入“活水”的目标的。也许它在短期内无法产生文化渗透的效果，但是如此“陌生”又有“内涵”的特点使它具备了一定的“抗腐性”，却也不那么容易被淘汰，自有其文化传播的潜力和价值。“杨译‘红楼’遇冷，只因未到时间”，中国文学英译的海外接受的确存在这样的“时间差”，需要静待时间涤荡，方可守得云开。罗译本中这类例子并不少见，再如下例：

（1）曹怒曰：“汝有何能？”衡曰：“天文地理，无一不通……”

“And what is your specialty?” Cao asked，cold with fury. “I，” was Mi Heng's reply，“have mastered the patterns of the heavens and the contours of the land...”

上例出自原著第二十三回《祢正平裸衣骂贼 吉太医下毒遭刑》。在这一回中，孔融向曹操推荐自己的朋友祢衡，以上即是曹、祢二人初见时的对话。对话中祢衡以“天文地理，无一不通”来形容自己。众所周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汉语中的借代用法，以“天文地理”来形容个人学识渊博，无所不知，并不是指专懂天文和地理知识的人。罗慕士身为资深汉学家，又有精准详尽的毛宗岗评注本作为依托，对此必谙熟于心。但他的选择却远离了标准化、常规化，同时也是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而代之以强势传递的姿态坚持译出具体意象，令人深思。试比较1925年的邓罗译本“I know everything in heaven above and the earth beneath.”和2014年的虞苏美校译本“I know everything in the sky above and the earth beneath.”。

邓罗译本和虞苏美校译本大同小异，均以模糊的“意译”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原文意象。事实上，这确实也是成语“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现代含义，因此这两个译文堪称四平八稳、无懈可击，而且邓罗译本业已于2004年收入吴光华先生主编的《汉英综合大辞典》中。但罗译本却偏偏不走寻常路。有意思的是，这种“剑走偏锋”在特殊的语境下，却反倒平添了一段“神合”的贴切：首先，罗译点明了成语的“词源”，以“陌生化”的方式丰富了异域读者的想象和见识。其次，由于《三国演义》涉及众多星象学、占星术，并常以此作为预判战争结果或将领命途的依据；同时中国古代兵法对地势高低起伏、地形大小的研究极为详尽，书中随处可见依据地形而设计的作战方案，因而这种译法凭借具体、清晰的表述反而能让不具备“文化先见”的译语读者了解书中“谋士”的拿手本领（善察天相和地形），加深读者对原著人物形象的把握。最后，这种译法与其后第四十六回中诸葛亮对谋士应具备能力的表述遥相呼应、相互印证，形成了缜密而统一的整体翻译效果：

（2）孔明曰：“为将者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罗贯中，2006：342）

“A military commander is a mediocrity，” Kongming explained，“unless he is versed in the patterns of the heavens，recogniz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terrain，knows the interaction of prognostic signs，understands the changes in weather，examines the maps of deployment，and is clear about the balance of forces.”（Moss Roberts，1994：814）

从传播文化、突出人物形象和紧扣原著主旨的效果来看，罗慕士的有意误译反而“译味”更浓郁，内涵更丰富，更有生命力。

作为译者，罗慕士深谙翻译对译入国语言和文化的重塑力，他有意为之的“存异”行为拒绝笼统，去除模糊，在源语文化意象的特异之处不使用流畅自然的译入语表达原文的意义，而坚持将意象具体化、明晰化，显示了译者通过强势引入异质因子以忠于原著主旨、适度增加译语读者心理负荷、拒绝让译语表达消解源语表达的译介姿态，充分表明译者贴合自己的目标读者人群（英美世界的中国文学研究人员和大学师生），为既定翻译目标服务的努力。这样的译作，简洁直接、意象显豁，且没有过度超出主流文化理解范畴，在帮助作品“文化移植”的过程中能有效地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精要作背书，达到特殊的语用效果。

（三）文化过滤中的读者屈从

尽管作为汉学家的罗慕士在翻译中始终秉持推介中国文化的姿态，但他毕竟是地地道道的西方人，文化认同自然归属母国，因此他的翻译选择不可避免地带有强势文化的思维习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译语文化视域和意识形态对源语文化的接受倾向和悦纳程度。尤其是当涉及中西文化中的一些终极内在分歧与阻隔时（例如宗教信仰和思维模式），源语与译语会产生激烈对抗，难以在心理认知上达成共通。此时罗慕士的翻译策略会明显向本国文化倾斜。为了趋近本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尤其是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他会选择有意背离原文的文化哲学渊源，故意采用与原文“所指”不一致的非正常手段进行翻译，达到“将本土文化价值加诸于译本来塑造外国文化身份和形象”的翻译目标。同样地，这种误译既有价值，也有代价。一方面，它能够消除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障碍，营造文化心理上的“共情”。另一方面，这种无形中受西方中心主义驱使以实施文化操控的行为，体现了位于中心地位的强势文化对处于边缘位置的弱势文化的“吞并式”接受姿态，必定会牺牲源语文化。试看下例：

（3）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净，原是汜水关镇国寺中长老；……身边只有一个小行者，化饭度日。（罗贯中，2006：53）

On the hill lived an old monk whose Buddhist name was Pujing，or Universal Purity. He was the abbot of Zhenguo Temple at the Si River pass；...Beside him was a single novice; they live on the food they could beg.（Moss Roberts，1994：1375）

这一例出自原著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这一回中出现了中国佛教的几个概念名词“长老”“行者”“化饭”，但译者没有选择自己频繁使用的“直译+作注”的方式进行解释说明，而是将“长老”译成“abbot”（修道院院长），将“行者”译成“novice”（修道士），将“化饭”译成了“beg”（要饭）。试想在中国汉朝时期出现了基督教修道院院长和沿街乞讨的修道士，这显然违逆了原作人物的民族身份，而“化缘”作为佛家、道家向人求布施以普度众生的行为被简化成“乞讨”，则背离了佛家、道家的深层宗教内涵。在这里，译者有意选择了迎合译入语宗教、取代和过滤源语宗教的方法。一方面，它顺应了译语读者的宗教心理和审美取向，但另一方面也阻断了文化交流。事实上，在整本译著中关于宗教的翻译策略上，罗慕士选择“文化归化”的倾向要远高于“异化”，充分说明这种翻译理念内嵌在译者的文化身份和先验思想中。强势文化中宗教对生活方方面面全线渗透的影响力使得译者倾向于将取悦译语读者的需要置于传播源语文化内涵之上，即便冒着“文化误译”的风险也要令读者欣然接纳，以激发共情。再举一例：

（4）太尉黄琬曰：“……往者王莽篡逆，更始赤眉之时，焚烧长安，尽为瓦砾之地；更兼人民流移，百无一二……”（罗贯中，2006：39）

Grand Commandant Huang Wan said，“...At the end of Wang Mang's usurpation，in the reign period Recommencement [Geng Shi，A.D. 23-25]，the Red Eyebrow rebels burned Chang'an，reducing the city to rubble. After the exodus，of every hundred inhabitants only one or two remained...”（Moss Roberts，1994：96）

这一例出自原著第六回《焚金阙董卓行凶　匿玉玺孙坚背约》。在这一回中，董卓欲迁都长安，太尉黄琬劝诫他勿要弃宫室而去荒地。此处译者特意用英语中包含宗教内涵的词“exodus”来译“流移”二字，代替了普通的泛指表达“leave”或“move”。这样一来，英译本披上了一层西方宗教色彩，与原文的历史背景相去甚远，但却能令英美读者倍感亲切而产生强烈的文化谐振和心灵共鸣。不得不说，这种宗教意识的“植入”已经跨越了语言和文本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诠释了“文化权力”的无所不在。

与许多当代汉学家译者一样，罗慕士钟情于中国文学，对于异己文化有着宽宏视野和包容之心。但是，当两种文化因本质差别而发生不可调和的对抗时，当强势文化渊源在译语读者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时，他们作为深谙本民族心理的西方人士依然会选择“过滤”源语文化以投合本国读者的思维形态和心理需求，尽管这种选择有时充满了文化权力角斗中艰难的挣扎。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在西方话语权和意识形态的无形支配下，中国文学的“译出”尚“无法使‘他者’完成对‘本我’的无条件接受”。由此形成的对源语差异的弱化、替代、征服等误译行为也更多是在强势译语文化主导下的“有意”为之，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中国国家形象和实力的提升，中国文学逐渐以其“庐山真面目”进入世界文学视域，新一代汉学家们的翻译开始呈现出对“中国特质”的维护，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体现的儒家和道家等文化和哲学在一些汉学家笔下得到了精妙的诠释和发扬，让世界更清楚地听到了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声音”。

（四）以写带译中的折中补偿

除了出于宗教因素的考虑以使文本具备更易为西方读者接纳的阅读品质以外，出于对提升译文世界性和可读性的考虑，译者还“以写带译”，以适度介入小说情节的方式来贯通故事的发展，补足这一段“跨时空、跨语境”之旅可能遭遇的理解盲区。由此译文中增添了许多原文所没有的，甚至是原文力图规避的情节，在一定程度上与原文的写作意图并不一致，但却产生了新的意义与价值。例如：宋元以来中国章回小说的惯用结束语是在每一章的末尾以“未知……，且听下文分解”设置悬念，以引起读者的急切期待和热烈关注。但是罗慕士却每每在结束语前大作“文章”——有时他会将前文情节用一句话梳理概括“重写”一遍；有时会选择“剧透”，对后文情节进行简要归纳后插入结束语前。从与原文的关系看来，这种“译写”不仅在形式上不忠，在“功能”上也不对等——原文简洁有力的文风被拖长，点到为止的“文本空白”被消解，审美想象空间陡然缩小。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显然是一名西方人站在译语读者阅读心理立场上所做的筹谋，有利于西方读者紧跟情节的发展，避免因原著卷帙浩繁、人物众多、线索庞杂而产生文化困惑、焦虑和厌倦。对于长时间浸泡在一部信息量浩如烟海的煌煌巨著中的西方读者而言，这样的“前情提要”或“下集预告”虽不是原文本意，但却彰显出作为译本作者的译者的“体贴入微”，因而如此“译写”很可能是照亮文化远行人航程的一盏灯塔，帮助他们泅渡过那片惊涛骇浪、暗礁丛生的文化海域。例如：

（5）不知陈登说出甚计来，且听下文分解。（罗贯中，2006：154）

Chen Deng's cunning had delivered Lü Bu to Cao Cao; could he now save Xuande from Cao Cao? Read on. （Moss Roberts，1994：364）

这一例出自原著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胄》。这一回说到曹操写信给手下将领车胄，命其截杀刘备，不意车胄反被关羽杀死。刘备闻听此事，担心曹操举兵杀来，此时谋士陈登提出一计，欲助刘备化解眼前危机。由于前一次出现“陈登”这个人物还是在第十九回，于是译者便“自说自话”地为读者作了一番“前情提要”——陈登就是此前那位运用“骗术”（cunning）“将吕布性命交由曹操控制”（had delivered Lü Bu to Cao Cao）的那个人，以此帮助读者回忆起之前陈登父子策划的那场最终令吕布坐困下邳、束手待毙，从而使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得到徐州和小沛的精彩骗局。这种“以写带译，译中有写”的策略通过高度浓缩剧情、“高亮”人物形象，扫除了理解障碍，贯通了情节发展，显示出译者时刻对读者负责的伦理责任感。再如：

（6）未知献帝如何回答，且听下文分解。（罗贯中，2006：592）

What would the Emperor say? And the king of Hanzhong? Read on.（Moss Roberts，1994：1414）

这一例出自原著第七十九回《兄逼弟曹植赋诗　侄陷叔刘封伏法》。此回说到曹丕即位后欲以魏代汉，其手下的文臣武将便奏请汉献帝，请禅位于魏王。原文在此只提到了汉献帝将如何回答，但译本却增添了“汉中王刘备对此的反应”（And the king of Hanzhong?）。这么一来，译者便“越俎代庖”将此后的情节“剧透”给了读者，在文学表现方式上不合原作者本意，有“越权”之嫌。但这种有意为之的增译也正是基于母语译者对本国读者阅读能力准确的预估，体现了译者对原文整个架构和情节走向进行通盘考虑的良苦用心——为后文“刘备称帝，三国鼎足”张本，为读者提前作好心理预设，以完成跨文化交流的伦理使命。

事实上，不仅是在结束语前，译文的各处都可见到译者或出于贯通情节，或出于文化补充的“译写”痕迹，显示出译者成熟的“翻译写作观”。如译文的第六回，在孙坚回长沙时，译者自己添写了原文中没有的一段文字“Riding south to his fief in Changsha，Sun Jian had to pass through Jingzhou，the provinc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Imperial Inspector Liu Biao...”。这一段意为：“孙坚南下长沙要途经荆州，当时荆州在刘表管辖之下。”这样一来，译者就巧妙过渡到原文对荆州刺史刘表的介绍。这一“译写”使得前后情节无缝衔接、自然贴切，为西方读者补足了因中国古典文学言简意赅而可能造成的情节断层，使其更加倾情地体验异域经典。又如第一百一十九回《假投降巧计成虚话　再受禅依样画葫芦》中：

（7）维曰：“昔韩信不听蒯通之说，而有未央宫之祸；大夫种不从范蠡于五湖，卒伏剑而死……”（罗贯中，2006：883）

When the Han dynasty began，Han Xin ignored Kuai Tong's counsel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kingdom. The result was the disaster at the Weiyang Palace，where he was arrested and executed. Then there was the case of Wen Zhong，high official to the king of Yue，Gou Jian. He ignored the advice of his colleague，Fan Li，who urged Zhong to leave Yue with him to live as hermits in the lake district.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king of Yue forced Wen Zhong to fall on his sword. （Moss Roberts，1994:3115）

这一段含有多个典故，但是译者没有选择作注，而是用了几倍于原文的篇幅将文化背景知识融入译文中，“写”“译”浑然一体，对文化缺省做了很好的填补性解释，在两种文化间努力构架起相似性和通约性，从而使译本具备了通达流畅、开合自如的阅读品质。

罗慕士的“以写带译”让我们充分意识到，翻译的“忠实”标准不能被简单标签化，随着翻译疆域的拓宽和人们对翻译认识的发展，它应该具备更为开放、多元的内涵，在不同的译本生存环境中与各种特定形式的“有意误译”互通，形成和谐融洽的矛盾统一。这或许是一种更高境界的“不忠”之“忠”。

（五）诗学导向中的叙事张力

当然，除了由于历史语境、意识形态、权力关系、读者期待视野等“超文本”因素造成译文与原文的沟堑之外，译者对于两种文化诗学审美的洞见和个性化再阐释也是其“有意误译”的一大精彩看点。《三国演义》作为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通俗历史演义小说，采用的是传统的“全知全能”型第三人称叙事模式。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源语读者对这种视野开阔、形式朴素的叙述方式大都非常习惯。但是这种模式也有着自身的缺陷——叙事形态相对封闭，结构相对呆板。对于经历跨文化体验的译语读者而言，由于《三国演义》巨大的体量和无处不在的文化鸿沟，“全知”型叙述方式的缺点被进一步放大了——读者不得不在长篇累牍单一模式的描述中艰难行进，拼命克服跨文化阅读疲惫——此时理解尚应接不暇，更不用说获得对原著内在精神肌理的深刻认知了。为了凸显原著作为文学经典的地位，避免给西方读者造成中国小说表述单调的错觉，罗慕士时常会特意采用偏离原文句式的文体和多样化的叙事方式来替换原文原有的叙述模式，以增强译文的叙事张力，营造“在场”效果、补偿缺失的文学美学价值，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试看下例：

（8）（董）卓笑曰：“……公等无故，不必惊畏。”众官唯唯而散。（罗贯中，2006：53）

Dong Zhuo laughed at the terrified assembly，saying，“...but no one here was implicated，so don't worry.” “Of course not，of course not，” the officials chimed in obsequiously. （Moss Roberts，1994：126）

该例出自原著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董太师大闹凤仪亭》。这一回描写了董卓在宴席上当场下令斩杀张温，场面血腥，百官惊骇，但慑于董卓威势，只能“唯唯而散”。显然，此处译者对于原文“唯唯而散”这一单纯空泛的表述方式并不满意，于是，他在充分吸收领会原文要旨之后，打破翻译中意义与符号一一对应的关系，重新建构叙事模式，将原作中的第三者“旁叙”改为更富画面感、现场感的“直接引语”——“Of course not，of course not”，通过模拟人物语言，并运用“形式重复”（formal repetition）的手法，将“of course not”叠用两次，构建出一个直观、清晰、形象的画面。画面中百官一味附和、卑躬屈膝的恭顺神态跃然眼前，生动反衬出董卓之残暴，形成全新的文本内涵，令读者在心理上深切感受到当时气氛的紧张可怕，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叙事张力。从艺术表现形式而言，原文的作者客观冷静地隐匿在故事之外，而译文却将译者的认知纳入书写中以“著我之色”，二者存在一定差别；但从美学效果来看，译文因其富于生命力的表现方式对原文实施了一种“提升式”的完美再现。再看一例：

（9）忧国成心疾，除奸入梦魂。（罗贯中，2006：173）

In anguish for the safety of the throne，“kill the traitor!” filled his dreaming soul.（Moss Roberts，1994：404）

该例出自原著第二十四回《国贼行凶杀贵妃　皇叔败走投袁绍》。在这一回中，董承为解救受曹操挟制的汉献帝，拟制衣带诏，欲暗杀曹操，未料计划败露，致使全家惨遭屠戮。后人感佩其节，作诗志之。诗中的“除奸入梦魂”是说董承忧国成疾，连做梦都想刺杀曹操。译者为了凸显这种情感的激烈澎湃，有意偏离原文冷静客观的第三者视角，选择直接仿制人物语言来一抒胸臆。直接引语“kill the traitor”的使用，瞬间将“景”直观呈现在读者眼前，将“情”注入读者心中，景与情会，仿佛“语语都在目前”，令人一下看到了一个睚眦迸裂、血脉偾张的忠义之士，使得董承这个人物被赋予了较强的辨识度，令译作人物性格鲜明、形象凸显，营造出浓郁的诗学审美效果。相比于原文而言，译诗所设定的人物特定形象和由此触发的想象力更加浓墨重彩。

事实上，译者此处的翻译处理也是趋近译入语诗学渊源的表现——汉诗中素无使用直接引语的传统，但英诗中直接出现人物语言的情况是一种常态，例如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1967）的《疲惫的布鲁斯》（“The Weary Blues”）、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的《我逝去的青春》（“My Lost Youth”）、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1899—1932）的《外婆的家书》（“My Grandmother's Love Letters”）、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的《身后》（“Afterwards”）和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的《教堂》（“Church Going”）等众多英美诗歌中均出现直接引用人物语言的现象，因此这样处理符合译语读者熟悉的话语方式，使得译文生动活泼，画面感十足，完全体现了“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的特点，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译者对本国诗学传统的娴熟令其大胆发挥主体性重组叙事模式，以“情景再现”的艺术表现手法实现自己的诗学追求，生动形象地营造出小说的戏剧性效果，令小说叙事张力十足，消除了译语读者与源语作者之间的时空阻隔，达到情感上的“不隔”之境，使得作品既是源语作者的，也是译语读者的。无疑，译者这种出于诗学审美追求而有意为之的改动，为的是在新的、迥异的文化土壤中延续作品的文学生命，体现了译者强烈的创作主体意识，深刻反映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有时可以真正达到“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境界。

与草率低效的“无意误译”不同，“有意误译”如同“似非而是”的隽语，表面乖张、变形乃至荒诞，但细品之下，却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有着直指事物本质的犀利，有时甚至比之佳译更能烛照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对峙。因为它深刻反映了两种异质文化内在肌理的天堑鸿沟和历史语境、时代需求、文化诗学和阅读品位等外部环境对文本的制约以及译者为克服此种差异、衡量此种制约所作的自觉性努力。尤其是在罗慕士英译《三国演义》这样一个以“异化”为翻译策略、以“忠实”为翻译准绳，以“学术性”而闻名于世，且译者极为严谨尽责的译本中，“有意误译”的存在就更显耐人寻味。它的背后折射出汉学家作为母语译者对译入语言秩序和规范发起挑战的创新观念、受母语国意识形态影响的文化定位、立足于西方本土的读者视野、服务于赞助人的功用意识和将源语文本的民族性纳入译入语国别文学体系的有益尝试。在原文已经走下“神坛”的现时期翻译发展中，通过汉学家的有意误译，我们可以看到译文是如何摆脱了依附性的从属地位，而与原文进入一种“平等对话”的模式；汉学家译者是如何既积极引进中国文学话语，又时时注意回护本国文化观念和诗学传统；中国文学在海外经历了何种“变形记”后方才进入读者认知和审美视野。对于国内译者和研究者而言，这种充满着互动和博弈的对话能够为研究汉学家群体在英译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实证支持和思维借鉴，进一步助力和推动中国文学参与世界文学版图的构建，因而具备独特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