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朱崇才
《南唐二主词汇笺》，约作于1930年前后（1931年3月自序，南京正中书局1936年出版，后历有再版），作者唐圭璋。
唐圭璋（1901—1990），字季特，号梦桐，词学家。江苏南京人。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曾师从吴梅教授习词曲之学。后历任中央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
唐圭璋先生在词学的各个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在词的创作方面，撰有《南云小稿》《梦桐词》。其词作反映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抒写国难家仇、生离死别之痛，尤为一往情深、婉转有致。在词学理论方面，继承发扬“常州派”的风雅比兴传统，并在常州派词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雅婉厚亮”四字作词、论词纲领。在词学研究方面，提出“以古证古”“将心比心”的研究方法，倡导将创作和研究相结合，注重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证，著有《宋词三百首笺注》《南唐二主词汇笺》《宋词四考》《词学论丛》等。在词学资料的汇编整理方面，编有《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等。
《南唐二主词汇笺》，在唐圭璋先生长达数十年的词学古籍整理实践中，是较早期的一部古籍整理作品。
南唐（937—975），是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南方的一个地方政权，国号“唐”，为区别于此前的“唐”和“后唐”，后人称之为“南唐”。“二主”，指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二主在诗词书画方面均有很高造诣，词的成就尤为突出，后人辑有《南唐二主词》。唐圭璋先生在《南唐二主词》的基础上，重加整理，校正字句，辑录历代对于二主及二主词的评论、笺注，并附录相关资料，成《南唐二主词汇笺》一书。
南唐的开国皇帝是李昪（889—943），徐州彭城县（今江苏徐州）人，父亲李荣，在战乱中不知所终，李昪后为吴国大将徐温收为养子，改名徐知诰。937年，徐知诰称帝，国号齐。939年，徐知诰恢复李姓，改名昪，自称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四世孙，因改国号为“唐”。李昪在位期间，保境安民，与民休息，兴科举、建学校，轻徭薄赋，劝课农桑，鼓励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以金陵为中心的南唐，社会生产和文化事业都有很大发展。
943年，李昪驾崩，子李璟继位，是为元宗。李璟（916—961），初名景通，曾更名瑶，字伯玉。因受到后周威胁，遂削去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中主词感情真挚，风格清新，语言不事雕琢而富于深情，对其子李煜词有一定影响。《南唐二主词》中存中主词四首，有名句“小楼吹彻玉笙寒”，流传千古。
李煜（937—978），中主李璟第六子，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莲峰居士。961年，李煜继位，尊宋为正统，后去国号，改称“江南国主”。宋开宝八年（975），李煜兵败降宋，后被俘至汴京，封违命侯。太平兴国三年（978），为宋太宗毒死。后人称南唐后主、李后主。
后主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精工书法、绘画、音律、诗词，而以词的成就最高。后主词，前期继承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传统，又受李璟、冯延巳等人的影响，语言明白如话，形象生动，后期俘虏生涯中的词作，真挚沉痛，感情深邃。
二主词是晚唐五代词向两宋词过渡的关键一环。整理二主词，汇集相关资料，对于词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堪称词学古籍整理的一个范例。正如赵尊岳先生《南唐二主词汇笺序》所评：“唐氏乃追踪樊榭，综核诸家，申以汉人治经之法，用立学者笺词之型，举凡板刻年表、雠校笺记，但故籍之可搜寻，片言之可撷采，莫不甄录，备著于篇。”
“笺词之型”的评价，洵非虚誉。《汇笺》学习前辈词学家厉樊榭、朱彊村等人的朴学方法，吸收西方现代学术的某些长处，是一部具有一定现代性方法论意义的“范型”之作。方法论是学术的最高层次。唐圭璋先生在其长达数十年的词学古籍整理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若干方法。唐圭璋先生的古籍整理，在资料文献方面，努力做到尽善尽美，而在此“朴学”层面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关乎古籍整理学术性的重要层面，那就是对于学术研究的高度热爱，对于整理对象的深切钟情。这种热爱和钟情，属于学术研究的“心灵层面”。文学研究，包括古籍整理，需要艺术天赋，需要学术理性，更需要内心深处的热情和操作层面的专注执着。有了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深情，研究者才能具有超常的专注力量，在任何艰难困苦中，执一用专，永不放弃，并将这种力量转化为数十年如一日的实际操作行为。正是具有这种对于学术研究的热情和对于古籍整理事业的专注，唐圭璋先生在古籍整理的实际操作中，已然形成较为成熟的“将心比心”的理论路径，从而为后人提供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启示。
在这种方法路径中，对于研究整理对象，研究主体既能出乎其外，与研究对象保持必要的距离，遵守学术价值观的中立，客观冷静、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处理研究整理对象；又能入乎其内，“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深入到整理研究对象的内心，将心比心，探索、还原、体验被整理对象彼时彼地的处境、生活、情感和心灵，与这些鲜活的人物、常青的文本，同呼吸共命运，从而达到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心心相印，达到整理者与整理对象的高度契合。如果说，古籍整理需要诉诸科学理性，需要在这种理性的规范下，进行大量甚至是枯燥、机械的实际操作，那么，如何使这种实际操作能够持续并符合理性的规范要求，则需要一种超越科学理性的持久热情。有了这种艰苦细致的实际操作，又有持久恒一的热情投入，便能达到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物我同一的至高境界。
《南唐二主词汇笺》正达到了这样一种将科学理性和持久热情相结合，将个人情怀与学术对象融为一体的至高境界。作为《南唐二主词汇笺》研究整理的主体，唐圭璋先生与南唐二主，在哪些方面有心灵的契合与共鸣呢？
唐圭璋先生研究词学，是从纳兰容若开始的。1922年，先生考入东南大学国文系。是年9月，吴梅先生就聘该系，主讲词曲。约在此年之后，先生在吴梅的指导下，开始搜集、整理、汇编、研究纳兰词。先生有《纳兰容若词》书稿（1931），存神州国光社，后因该社遭逢变故，不幸遗失。在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学习期间（1922—1928），唐先生加入了“潜社”，其中一首社课，是《风入松·宋徽宗琴名松风》（1926），有“今古伤情无限，忽雷一例么弦”之句。这一年，先生尚有《温韦词之比较》一文，发表在《东南论衡》1卷26期。其后，1930年，有《女性词人秦少游》，连载于《中央日报》1月4日、5日。1931年3月，先生作《南唐二主词汇笺自序》。《汇笺》一稿，似应完成于此时。
先生早年所研究的词学对象，如上述纳兰、徽宗、温韦、少游、二主，有一些共同的相关主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苦难”与“深情”。正是“苦难”与“深情”，使唐圭璋先生与这些研究对象有了交集。
唐圭璋先生对于南唐二主的身世与遭遇，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汇笺》前附《南唐二主年表》，“俾了然于二主之身世”（《汇笺自序》）。先生概括中主身世云：“中主音容闲雅，眉目如画，好读书，喜骑射，知音律。少时颇有栖隐之志，绍袭后兄弟友爱倍笃，出处游宴，未尝相舍。御臣下及人民，尤抚爱备至。惟天性懦弱，寄任非人，遂致丧师辱国，忧悔而殂。”对于后主，则有同情式的理解：“少聪悟，喜读书，工书画，精音律。天资纯孝，中主殂，居丧哀毁，杖而后起。友爱亦笃，弟从善朝宋不返，思念弥已。与后周氏尤缱绻情好，后病，后主朝夕视食，药非亲尝不进，衣不解带累夕。为政以爱民为急，又喜结交文士，特置澄心堂，为君臣流连之所。惟酷好浮屠，昧于威武，遂致被执而殂。”（《南唐二主年表》）二主居国主之位，可记事迹甚多，而先生特拈出两点：一曰“苦难”——“忧悔而殂”，“被执而殂”；一曰“深情”——“友爱倍笃”“抚爱备至”，“缱绻情好”“以爱民为急”。由于江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人文传统和五代十国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二主以国主之尊，经历了剧烈的历史变迁，经历了巨大的忧惧、痛苦乃至屈辱。他们是江南六朝唐五代文化的宁馨儿，他们对于风声雨声家事国事，有着“小楼吹彻玉笙寒”般的脆弱和敏感，对于国破家亡带来的冲击，更是有着巨大的心理创伤。
苦难情结、家国情怀，正是在这两点上，唐圭璋先生与二主之间，有了“共鸣”的基础。唐圭璋先生7岁丧父，11岁丧母，苦难来临，先生与兄、姐、妹，一家骨肉，四散飘零。先生幸得舅父收留，又得所读学校的校长陈荣之、仇埰二位先生先后资助和鼓励，得以完成中学学业。考入东南大学后，又得金陵尹家青睐，由尹家祖母作主，与其孙女尹孝曾成婚。婚后，夫妻感情深厚。
身世苦难和感恩深情，形成了唐圭璋先生完成学业和成就事业的重要心理基础。这种苦难，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苦难，也是国家民族的苦难；这种深情，不仅仅是对于亲人的眷恋与不舍，也是对于国家民族的关怀和责任。1930年前后，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正如先生《琵琶仙》（1934年3月）所咏：“一卷生绡，齐梁旧月，伤尽心目。”在这“最危险的时候”，历经苦难的中华文化，不但是这个民族坚韧的象征，是这个民族的心理支点，也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几度涅槃重生的确证。只要中华文化不亡，这个民族就有重生的希望。唐圭璋先生在仇埰、吴梅先生的影响下，选择了词学的整理研究，作为个人的终生事业，作为弘扬中华文化的一种途径，并以此报答亲人师长的深情关爱。
《南唐二主词汇笺》，正可通过“破国亡家”的“齐梁旧月”，来抒发宣泄“伤尽心目”的苦难情怀。《汇笺》在汇集前人评价时，辑录了许多二主遭遇不幸和深于情感这两个方面的资料。如辑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则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情不深而为词，虽雅不韵，何足感人。”辑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辑谭尔进《南唐二主词·题词》：“南唐二主词……读之皆凄怆悲动，亦复幽闲跌宕，如多态女子，如少年书生，落调纤华，吐心婉挚。竟为有情人案头不可少之书。”
1931年春，《汇笺》和《宋词三百首笺》完成，先生先后开始《全宋词》和《词话丛编》的编纂。然而，国家民族和个人家庭的苦难却仍在继续。1931年9月18日，东北沦陷，华北危亡。1937年春（1936年旧历除夕），与先生结缡十三载的妻子不幸病亡。先生怀念亡妻，终身不再娶。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开始。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中国军队以80万血肉之躯，顽强抵抗。淞沪苏锡常，先后陷落，首都南京危在旦夕。1937年10月，唐圭璋先生将三个年幼的女儿托付给尹家祖母，只身随任职的中央军校西迁成都。先生后来在《梦桐词自序》中回忆说：“余幼年失父母，中年丧偶，晚复悼长女，自念平生忧患，独我何多！外敌窥宁，万户奔亡。我亦孤身漂泊成渝，备尝艰辛。思念家园梧桐，更觉凄零，破国亡家之痛，时寄于词。”先生的《行香子·匡山旅舍》描述说：“狂虏纵横。八表同惊。惨离怀、甚饮芳醽。忍抛稚子，千里飘零。对一江风，一轮月，一天星。”
今天的我们，如果能够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想象还原当时的情境，就可以体会到，唐圭璋先生作出只身西迁这一决定，是多么的痛苦、无奈和悲壮。想想看，今天的我们，一家4个大人甚至6个大人，带一个或两个孩子，都十分吃力甚至有些狼狈。而在1937年，唐先生的大女儿只有12岁，二女儿10岁，小女儿只有4岁，没有母亲，带领她们去仪征乡间避难的，是已届高龄的曾祖母。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交通不便，通信困难，前途茫茫，生离死别之际，先生毅然选择了“忍抛稚子，千里飘零”。在那个时代，也有的学者，出于各种考虑，其中最主要的是为了照顾家庭，而留在了沦陷区，有的甚至选择了与侵略者合作。也许，对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不应苛求，但唐圭璋先生这种在大是大非面前所体现出来的民族大义，今天的我们，仍然要理直气壮地大加提倡。先生后有《鹧鸪天·题鹧鸪赋笺释》云：“四十载，苦吟身。自抒正气满乾坤。”“乾坤正气”，虽是赠人，亦是自勉。唐圭璋先生的这种乾坤正气，永远值得我们赞美、学习和提倡。
在1930这个特殊的年代，先生将苦难情结、家国情怀、乾坤正气，化为对于词学整理的高度专注和深情热爱。在极端的艰难困苦和颠沛流离中，用青春的热血和生命，完成了《纳兰容若词》、《南唐二主词汇笺》、《宋词三百首笺》、《全宋词》、《词话丛编》、《宋词纪事》等词学典籍的初步整理，开启了具有近代化特征的词学基本文献资料体系的建设进程。以一人之力、十年之功，完成如此巨量而复杂的工作任务，堪称学术史上的奇迹。因此，古籍整理虽是学术之事，但也需要献身精神，需要对于整理对象同情式的理解，需要对于中华文化及其载体“将心比心”的情感体验。